1812年，清朝嘉庆十七年，中国大地上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潮汹涌。在南方湖南的一个偏远山村，青山环绕，溪水潺潺，但在这一片宁静的乡野之中，生活着的却是一个再普通不过、也再艰难不过的农家。
湖南北部在前些年，白莲教起义的时候受到严重破坏，大量人流离失所，不得不在异地求活。
这户一户非常普通的人家，住在几间低矮的茅草屋里，屋顶盖着厚厚的茅草，经年累月被雨水冲刷得发黑。屋墙是用黄泥和稻草混合夯成的，冬不保暖，夏不隔热。屋内陈设极为简陋：一张用几块木板拼凑起来的床，上面铺着破旧的稻草和一床补丁摞补丁的粗布棉被；一张歪斜的小桌子，两三条粗糙的木凳；墙角堆放着几只开裂的陶罐和一捆捆干柴。这就是他们一家四口的全部家当。
这家的当家人叫李大山，四十来岁，身材瘦削，皮肤黝黑，是村里再普通不过的佃农。
五年前逃难来到这里后，他和妻子阿秀靠着租种村里地主的两亩薄田为生。那地不是好地，土质贫瘠，又常常缺水，一年到头辛辛苦苦，收成却只够勉强糊口。遇上雨水不调的年景，甚至颗粒无收，只能靠借粮度日，债务却越积越多。
他们的大儿子小虎，今年十岁，本该是上私塾读书的年纪，可家里连一文钱都拿不出来，只能每天跟着父亲下地，或是去山上捡柴火、挖野菜。小虎长得瘦小，但眼神里透着一股机灵和坚韧。他知道，家里穷，自己早早就得当个“小大人”。
他们的小女儿才五岁，叫丫儿，瘦得像只小猫，常年穿着打满补丁的旧衣裳，赤着脚在泥地里跑来跑去。因为长期营养不良，她常常生病，家里却连请郎中的几文铜钱都拿不出，只能靠阿秀熬些草药汤给她喝，听天由命。
这一年的湖南，天气并不算好。春末夏初雨水偏多，田里的秧苗被水淹了一片；到了夏末，又连续干旱，稻谷长得矮小干瘪，眼看着又是一个歉收的年份。李大山愁得整夜睡不着觉，地租却不能不交，那是地主老爷立了规矩的，不管年成好坏，都得按原先说好的交。交不上，轻则挨骂受辱，重则田地被收走，一家人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阿秀是个勤劳又坚韧的女人，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烧水做饭，喂鸡，然后下地帮着丈夫干活。晚上，她在昏暗的油灯下缝补破衣裳，或者挖些野菜，准备第二天的吃食。一家人一日三餐，大多是稀粥加野菜，偶尔才能吃上一顿掺了少量糙米的饭，更别说吃肉了，一年到头见不到几次油腥。
邻居们也都差不多，大家都是穷苦出身，互相帮衬着过日子。谁家有点红薯、芋头，都愿意分一点给更困难的邻里。但即便如此，生活的重担依旧压得每个人喘不过气来。
在这个普通的湖南农家，没有人谈论国家大事，也不知道千里之外的北京城里住着至高无上的皇帝，更不知道欧洲正在爆发拿破仑战争，美国正与英国交火。他们只知道，天还没亮就要起床，天黑透了才能休息；只知道田里的庄稼长得好不好，地租能不能交上，孩子会不会挨饿生病。
这就是1812年，中国湖南一个穷苦农民家庭的真实生活——平凡、艰辛、默默无闻，却又在风雨飘摇的时代中顽强地活着。
二月的一个黄昏，村口老槐树下，几个汉子正蹲着抽旱烟，闲聊着今年的收成和田里的活计。忽然，从村东头快步走来一个中年汉子，名叫李大河，是村里少数去过广州府贩过货的人，平日里也算见多识广。
他一屁股坐在树下，神情有些激动，烟也不抽了，开口便道：“你们听说了吗？广州府那边，有人正在招人，说是去……去澳洲！”
“澳洲？”周围几个村民都愣住了，纷纷放下手中的活计，围了过来，“那是啥地方？”
“听说是海外极远之地，比南洋还远，听说那地方地广人稀，遍地是荒地！”李大河压低了声音，却掩不住兴奋，“有人在那边招工，说是愿意去的，包吃包住，到了地方，还分地！每人能分一百亩！”
“一百亩？！”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惊呼。
“你莫不是听错了？一百亩那得是多少地啊！”村里的老陈，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农，瞪大了眼睛，仿佛听到了天方夜谭。
“我亲耳听到的，是村口王铁匠的侄子，前些日子刚从广州府回来，说他亲眼见着告示，也听人宣讲，说那边地多得没人种，谁肯去开垦，就给谁地，真真是白给！”
“一百亩啊……”村里的张老三喃喃道，他家里五口人，守着两亩薄田，年年不够吃，若有一百亩地，那可是做梦都不敢想的事！
“那他们为啥要招人去那么远的地方？”有人疑惑地问。
“说是那边离大清远，官府管不到，地都是新开的殖民地，缺人开荒种地，所以愿意给咱穷苦人机会。”李大河解释道，“而且，他们说只要签了契约，包你过去，还管路上盘缠，到了就分地！”
这话一出，围观的村民都炸开了锅。一百亩地，那是什么概念？在湖南，在这穷山沟里，一家能有半亩良田，就是上等人家了。一百亩，那简直是当上了地主老爷！
人群里，有个年轻人叫刘满仓，三十来岁，家里兄弟三个，守着三亩薄田，年年累死累活，还填不饱肚子。他听得心潮澎湃，回家就跟爹娘和两个弟弟商量了一晚上。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刘家就传出了消息——他们决定：收完这一季的稻子，就动身去广州府！
“我有个远房表叔，在广州十三行里当伙计，这些年有书信往来，”刘满仓对村里人说，“他认识那招工的船行老板，能帮我们安排！只要到了广州，就能上船去澳洲！”
这话像风一样，迅速传遍了整个村子。村民们三五成群地聚在村口、晒谷场、井台边，都在议论纷纷：
“真有这等好事？一百亩地，那可是能当财主啊！”
“可那么远，海上风浪大，去了还能回来吗？”
“听说那边是番邦异国，言语不通，风俗不同，去了能习惯吗？”
“可不去，一辈子就困在这两亩地里，吃不饱穿不暖，何苦呢？”
村里的老人们忧心忡忡，说海外凶险，祖祖辈辈没听说过谁漂洋过海还能衣锦还乡；但村里的年轻人，尤其是那些家里穷得叮当响、年年盼着翻身的，却一个个心痒难耐，眼里放光。
“百亩地啊……”村口的王寡妇一边纳鞋底，一边念叨，“要是真能分到一百亩地，我儿子就不愁娶不上媳妇了。”
“我娘说，她年轻时候，村里有人去南洋，几十年没回来，谁知道是富了还是死了。”老李头抽着旱烟，神情复杂。
但不管怎样，这个消息就像一颗石子投入了平静的池塘，在这个贫困的山村里激起了层层涟漪。人们议论着、梦想着、怀疑着，也期待着。
或许，这只是一场虚无缥缈的传闻；或许，那广州府的招工不过是骗局一场；但对于这些祖祖辈辈困在土地里、渴望改变命运的穷苦人来说，那一百亩地的传说，却如同黑夜中的一束光，点燃了他们心中沉寂已久的希望。
收完这一季的田，刘满仓一家真的在收拾行囊，准备远行。
村里的许多人，都在纠结，
——百亩地，那是一个多么美的梦啊！
田里的稻子已经收了大半，剩下几垄零星的稻穗在微风中轻轻摇晃，像是不舍这最后的秋光。李大山蹲在自家门前，目光却早已飘向了远处起伏的青山之外。
屋里，阿秀正忙着给两个孩子缝补衣裳。大儿子小虎，今年十岁，乖巧懂事，正蹲在灶前添柴火；小女儿丫儿，才五岁，趴在门槛上玩着几颗捡来的石子，时不时抬头喊一声：“爹！饭快好了！”
李大山叹了口气，终于像是下定了决心，站起身，拍了拍裤腿上的泥土，走进屋里。
“阿秀，”他坐在灶台边的矮凳上，低声说道，“我几个月前，听人说……广州那边，有人在招人，要去……去澳洲。”
阿秀手上缝衣的针一顿，抬起头，眼里满是疑惑：“澳洲？那是啥地方？咋从来没听说过？”
“听说是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在海那边，比南洋还远。”李大山搓了搓手，语气里透着一丝兴奋，又夹杂着犹豫，“可人家说，那地方地广人稀，荒地多得很，谁愿意去开荒种地，就分地！一人能分一百亩！”
“一百亩？”阿秀的手停了下来，针线悬在半空，她瞪大了眼睛，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事儿，“你听谁瞎说的？一百亩？那得是多大的地啊！别是骗人的吧？”
李大山皱了皱眉，认真地说：“不是瞎说。我在镇上的茶馆听几个跑船的说的，说是广州十三行里有大船，专门拉人去海外，给人找活路。有人已经去了，说是真能分到地，种了庄稼，几年就能过上好日子。”
阿秀放下针线，有些急了：“你莫不是疯了？咱们在这儿，虽然苦，好歹有田有屋，娃们也在跟前。你要真去了那海外，天高皇帝远的，音信全无，我和两个娃可怎么办？”
李大山沉默了一会儿，低声道：“我知道你担心，我也舍不得你们……可你看看咱这日子，一年到头累死累活，收成还不够交租填肚子的。年年盼着风调雨顺，可老天爷不赏饭吃，咱再怎么熬，也熬不出个头啊。”
阿秀眼圈一红，声音低了下来：“我……我不是不想过好日子，可你要是走了，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娃，靠啥活？地里的活儿谁干？娃病了谁带去看？”
李大山看着她，满心愧疚，却还是咬了咬牙：“阿秀，我知道你难。可我就是想试试，咱不能一辈辈都窝在这山沟里，连口饱饭都吃不上。我想去闯一闯，要是真能赚到钱，分到地，过上好日子，我一定回来接你们！”
阿秀低下头，肩膀微微颤抖，眼泪无声地落了下来。她不是不想过好日子，可这一去，山高水远，凶险难料，她一个妇道人家，带着两个孩子，拿什么撑起这个家？
屋里一时安静得只剩下灶膛里木柴燃烧的噼啪声。
过了一会儿，李大山站起身，朝外喊了一声：“小虎！过来！”
不一会儿，小虎放下柴火，擦了擦手，走进屋里，站在父母面前，有些紧张地看了看爹，又看了看娘。
李大山蹲下身子，平视着儿子的眼睛，语气沉稳却带着一丝不舍：“小虎，你今年十岁了，也懂些事了。爹……爹可能得出去一趟，去很远的地方，找条出路。”
小虎眨了眨眼，似懂非懂：“爹，你要去哪儿？”
“去广州，可能还要坐船，去一个叫……澳洲的地方。”李大山轻声说，“爹想出去看看，能不能挣到钱，能不能给咱家挣来一块好地，让你们娘仨过上好日子。”
小虎愣住了，低头不语，小小的胸膛微微起伏。
李大山摸了摸儿子的头，继续说道：“可爹这一走，家里就全靠你娘和你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不容易，你……你得帮着她，把地里的活儿做好，照顾好妹妹，听娘的话。”
小虎抬起头，看着父亲，眼中虽有不舍，却郑重地点了点头：“爹，我听你的。我会帮姆妈种地，照顾妹妹。”
阿秀听着，眼泪又涌了出来，她一把将小虎搂进怀里，哽咽道：“你爹他……他也是没办法啊……”
李大山站起身，背对着娘俩，肩膀微微抖动。他何尝舍得离开这个家？可他更怕，这一辈子就这么熬下去，孩子们将来也要跟他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永远吃不上一顿饱饭，住不上一个像样的屋子。
窗外，夕阳已经沉到了山后，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远处传来几声犬吠，炊烟袅袅升起，这个湘南山间的小村庄，又恢复了它惯有的宁静。
可李大山心里，却翻腾着不安与希望。他知道，自己或许即将踏上一条凶险未卜的路；但他也相信，若真能闯出个名堂，他一定会回来——带着土地，带着希望，带着一家人的好日子。
而此刻，他只能默默地看着熟睡的妻儿，把这份不舍与期盼，深深埋在心底。
湘北的秋，来得沉静而干脆。
山野间的蝉鸣早已消尽，只余下几片枯黄的树叶在风中打着旋儿，落在田埂上、泥路上，像是为谁送行。村后的老槐树叶子也渐渐黄了，枝头挂着零星的叶片，在风中轻轻摇晃，仿佛也在低声叹息。
在这个默默无闻的小山村里，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也没有商旅往来的热闹。有的，只是一代又一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人，守着几亩薄田，盼着风调雨顺，却往往等来的是一场场无望的秋雨或干旱。
可就在这样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清晨，村口却站着三个汉子，他们的影子拉得老长，映在泥路上，像是三棵即将远行的树。
他们是从村东、村中和村西三个方向聚来的，彼此熟识，也都知道对方家里的日子过得有多艰难。这三个人，一个是李大山，村里的佃农，老实巴交，家里有婆娘和两个娃；一个是张铁柱，三十出头，没娶上媳妇，跟老母亲相依为命，靠打短工和种坡地过活；还有一个是王长根，四十来岁，家里兄弟多，分到的田最少，年年靠借粮度日，是村里最穷的人家之一。
三人肩上扛着简单的行李——几件破旧的衣裳、一床补丁摞补丁的棉被，打成一个小小的包袱，用一根麻绳捆着，斜挂在扁担上。脚边放着几个粗布包，里面装着些干粮：红薯干、玉米饼，还有一小罐咸菜。那是他们从家里省出来的，路上充饥的东西。
除此之外，他们每人怀里还揣着几枚铜钱——那是家里仅有的积蓄，有的是卖了一只老母鸡换来的，有的是把祖传的一把铜勺当掉的，还有的是东拼西凑，从邻里那里借来应急的。
他们没有多话，只是默默地检查了一遍行李，又抬头看了看远处蜿蜒进山的小路，再望了望天边那尚未完全明亮的天空。
李大山蹲下身，把包袱重新捆紧了些，低声说道：“这趟去广州府，路远着呢，听说要先走水路，再转旱路，一路上不知要花多少时日。”
张铁柱点了点头，嗓音沙哑：“我娘昨夜还拉着我的手不放，说……说我这一走，不知还能不能回来。可我……我实在是没有法子了。”
王长根沉默了一会儿，从怀里掏出那几枚铜钱，看了看，又小心地塞回去，低声道：“我家里那几个小的，还等着我带点银子回来。哪怕……哪怕只够买上一亩薄田呢，也值了。”
李大山拍了拍两人的肩，沉声道：“咱们这一趟，是去闯一闯。听说去长沙找一个南洋贸易公司，他们包吃住，在广州府有船。招人去海外，说是能分地，百亩！要是真能闯出个名堂，咱们就回来，接上家里人，一起过好日子。”
“要是……要是闯不出名堂呢？”张铁柱低声问，眼里透着一丝不安。
李大山沉默了一会儿，望着远处雾霭笼罩的山峦，缓缓道：“那也得试试。总比一辈子窝在这山沟里，守着两亩薄田，年年挨饿强。”
天色渐渐亮了起来，远处传来几声鸡鸣，炊烟从村中一户户人家的屋顶上袅袅升起。村里人陆陆续续起床了，有人在田里劳作，有人在喂鸡喂猪，也有人站在自家门口，远远地看着村口这三位即将远行的汉子。
阿秀躲在屋里，一个人边烧柴火，一边抹着眼泪。
没有人来送行，也没有人高声告别。在这个穷苦的小山村，离别是常事，也是最无力的事。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一去，山高水远，凶险难料，谁也不知道能不能回来。
可他们也知道，这些汉子，是为了家里的生计，为了孩子的未来，为了那或许永远也触不到的“好日子”，才咬牙踏上了这条未知的路。
李大山最后看了一眼自己的家——那几间低矮的泥草屋，烟囱里正冒着淡淡的炊烟，那是阿秀在烧早饭，孩子们应该还没有醒来。
他深吸一口气，弯腰挑起了行李，稳了稳肩上的担子，然后直起身，对张铁柱和王长根点了点头。
“走吧。”
三个汉子，迈开了脚步。
他们的背影，在晨曦中显得格外坚定，也格外孤独。
李大山的儿子小虎，此时站在山坡上，这孩子昨夜就睡不着，他听到父亲的出门，就一个人跑上山，看着大人们离去。
他想喊：“爸，你别走”，可他喊不出来，孩子蹲在地上也在哭，号啕大哭。
脚下的泥路延伸向远方，穿过稻田，越过山梁，通向山外的世界——通向广州府，通向那片他们从未去过、却寄托了全部希望的远方。
或许，这一去，便是命运的转折；
或许，这一别，便是永世的分离。
但此刻，一无所有的他们，只能往前走。
为了家为了那或许存在的“百亩良田”。
中国人啊，祖祖辈辈，从古至今，都在种地。
一块地，一头牛，一把锄头，几间泥草屋，就是一家人的全部世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种秋收，寒来暑往，年复一年，代代相传。土地，是命根子，是饭碗，是根，是家，是希望，也是归宿。
可奇怪的是，太平年月越久，反而大多数百姓，会慢慢穷困下去。
不是因为不勤劳，不是因为不耕种，而是“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土地随着灾荒，战乱，甚至强取豪夺，渐渐不在自己手里了。
起初，一家人勤勤恳恳，守着几亩薄田，虽不富裕，却也饿不着，衣衫虽破，却有瓦遮头。但年景总有起伏，有的年头旱，有的年头涝，收成不好，便借粮、借钱。借的时候，是万般无奈；还的时候，却要加上利钱，利滚利，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还不上怎么办？只能拿地去抵。
慢慢地，田没了，地卖了，只剩下力气，去给地主当佃农，去租种那原本属于自己的土地，交上五成、六成，甚至七成的租子，一年到头拼死拼活，剩下的只够勉强糊口。
再后来，连租种的机会都没有了，只能去给富户做长工，打短工，或者背井离乡，去城里做苦力，拉板车，挖矿，进工厂，做最苦最累的活，拿最少的钱，住最破的棚，吃最差的饭。
而那些土地呢？集中到了谁的手里？
皇上？不，皇上高高在上，他拥有天下，却并不真正“拥有”每一寸土地。
士大夫？官员？贵族？他们才是真正的“地主”。
他们或承袭祖上田产，或通过科举入仕后兼并土地，或利用权势巧取豪夺，或放高利贷迫使农民典当田地。他们穿着绫罗绸缎，住着深宅大院，餐餐有肉，仆从成群，而他们财富的根基，正是那千千万万农民手中失去的一块块田地。
还有那些有知识的人——读书人、商人、乡绅，他们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也参与到了这场无声的掠夺之中。他们知道土地的重要，也知道农民对土地的感情，但他们更知道，土地意味着财富，意味着权力，意味着地位。
于是，历朝历代，只要和平的越久，土地兼并就越厉害，而且愈演愈烈。
牛野是慢慢懂得，不外卷，就内卷！
西方列强向外扩张，用殖民地，用股票来圈住大量资本，不断对外扩张。
而大清，在疯狂内卷，资本没有出路，那怎么办？买地！不断的买地，直到买到国家崩溃，万民起义，再次洗牌为止！
每一次改朝换代之初，新皇登基，天下初定，国家手里有兵权。这时往往都会施行一些“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劝课农桑”的政策，鼓励农民回归土地，甚至会武力“均田”“限田”，抑制豪强，杀个滚滚人头，强制把土地分给农民，让耕者有其田。
老百姓若是没了地，接下来就是造反，这是所有统治者都心知肚明的事。
历史上，一次次的农民起义，无论是陈胜吴广，还是黄巢、李自成、洪秀全，喊出的口号里，总少不了一句——“均田地！”或“有田同耕，有饭同食！”
因为老百姓心里最朴素的愿望，就是能有块自己的地，能种上粮食，养活一家老小，不再受饿挨冻，不再看人脸色。
可偏偏，这最朴素的愿望，却历朝历代都无法真正实现。
为什么？
因为利益牵扯太多，太深，太复杂。
你若真要“平均地权”，要动那些权贵、地主、官僚手里的土地，那他们能答应吗？他们背后，是一张盘根错节、牢不可破的利益网——有官府撑腰，有军队保护，有律法偏袒，有舆论控制。
你若动了他们的地，就等于动了他们的命根子，动了他们的财富来源，动了他们的权力根基。
谁动，谁死。
哪怕你是皇上，也一样！
那些开国皇帝，或许还能凭借雷霆手段，强力推行均田、限田之策，可不过几十年，甚至十几年，随着天下承平日久，朝政松弛，权贵复起，土地兼并的浪潮便再度袭来，势不可挡。
到了王朝中后期，土地高度集中，贫富极度悬殊，“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成了常态。大多数农民失去了土地，也就失去了生存的根基，他们忍无可忍，揭竿而起，王朝便也走到了尽头。
于是，历史再一次循环。
新朝建立，旧戏重演。
土地，是百姓的命；可也是统治者的棋。
在这盘棋里，最苦的永远是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百姓。他们最渴望的，不过是一块能养家糊口的土地；可他们最难得到的，恰恰也是这块土地。
中国人啊，祖祖辈辈种地，可土地却离他们越来越远。
这，或许才是历朝历代真正的隐患，也是最深的悲哀。
地之殇，亦是民之殇，国之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