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关过后，我在镇里的日子似乎松动了一些。
张振国在走廊遇见我时，会颔首示意，偶尔还抛来一两句玩笑：“小林，昨天那篇党建信息写得不错，有咱大山镇的味儿！”。
韩天明对我有了两分看重，一些不需慎重却需落笔的小事，也渐渐交到我手里润色。
就连龚小洪那张惯常冷着的脸，仿佛也稍微解了冻，只是偶尔还会酸一句：“这大学生就是不一样。”但至少，他不再把 “林秀才” 挂在嘴边了。
派到我头上的杂活确实少了些，但我心知肚明：在大院里那几位老同志眼中，在各站所的人眼里，我仍是个“外来户”“大学生”，书卷气未褪，还不懂这山坳里的“弯弯绕”。
就像上周老郑说的：“笔杆子硬不算真本事，能把俩吵架的老乡劝得握着手喝酒，才叫能耐，才算真懂了基层。”
我当时只笑了笑，没承想，这“能耐”的考验来得这么快。
这天下午刚到办公室一会，办公室的门就被 “哐当” 一声撞开，两个身影一前一后闯进来，吵吵嚷嚷，满面怒容。
老的约莫六十多岁，脸上皱纹像刀刻一样。
年轻的三十出头，血气方刚，吼起来屋顶都快掀翻：“你今天不拆了那破猪圈，我就把你家柴火垛点了！”
韩天明从文件堆里抬起头，眉头蹙紧。他显然不愿沾手这类鸡毛蒜皮的纠纷，目光在办公室里转了一圈，龚小洪立刻低头扒拉算盘，老王借口要去锅炉房打水。最后目光稳稳落在我身上。
“小林，”他朝我扬了扬下巴，“你去问问啥情况。”
我刚起身，就听见龚小洪嗤笑一声，对旁边的老王低语：
“这下有好戏看了，大学生要去断官司了。”声音不大不小，带着点看好戏的戏谑。
我硬着头皮迎上去，尽量把语气放得软和：
“老乡，消消气，有话慢慢说，咱先坐下来喝口水？”说着就去准备拎暖瓶。
“你是大学生干部吧，你来评评理，他仗着年纪大，把猪圈垒到我家地界上，还说自古就是他家的，这不是倚老卖老吗！”年轻人冲我说道。
“你放屁！” 老人气得拐杖往地上一顿，“咚” 的一声闷响，“那地是当年生产队分的，你爹都认！现在你小子翅膀硬了，想抢我的地？小干部你得给我做主！”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浓重的乡音蹦出来，“地界”“生产队”“猪圈基脚” 这些词混在一起，我听得半懂不懂，头皮发麻。
办公室里的人都支棱起了耳朵，韩天明端着茶缸，看似在喝茶，眼睛却透过氤氲的热气观察着我的反应。
龚小洪最是明显，索性放下了手中的算盘，身子往后一靠，摆出看戏的姿势。
我攥了攥手心，这事若是处理不好，不仅于事无补，反倒损了政府威信，还可能酿出更大冲突，这要是吵到领导那去，保准得挨顿批。
我吸一口气，想起父亲常说的一句话：“调解纠纷不是判案，要给人留台阶下。”
“大叔，大哥，先消消气，光吵也吵不出结果。”我尽量把声音放平缓，
“这地界到底是谁的，咱在屋里说一百句，不如去现场看一眼实在。您俩要是信得过我，咱现在就去厚坝村，看看那地到底长啥样，行不？”
两人都愣了一下，似乎没料到我会提议下村去。
年轻人先哼了一声：“去就去！我还怕他不成！”
老人也喘着粗气：“看就看！事实摆着呢！”
我赶紧向韩天明请示，他无可无不可地一挥手：“去吧，早点回来。”
临出门前，他又叫住我，压低声音叮嘱：“到了后多听少说，搞不清楚的别乱拍胸脯表态。”
“知道了，韩主任。” 我应着，先给厚坝村村委会打了电话，老村长在那头连说 “马上到”，才跟着俩人气冲冲地出了大院。
没一会儿，院门口就“突突突”的摩托声，老村长儿子骑着辆旧摩托来了。
“林干部，上车！”他拍了拍后座，“这俩货吵了十几年了，村委会都调解八回了，跟猫抓老鼠似的，没个完。”
山路坑坑洼洼，土尘扑得我睁不开眼。想起自己老家也是这样，村路蜿蜒、家长里短纠缠不休，忽然间对即将面对的场面有了底。
老村长儿子的车技跟耍杂技似的，遇着坑洼就猛加油门，土尘“呼”地糊了我一脸，呛得我直咳嗽。他却笑得爽朗：
“这路就得这么开！慢了反倒颠得更厉害，这跟调解纠纷一个理，得快准狠，不能磨磨蹭蹭！”
到了村里的争议地，两家的房子紧挨着，所谓的“边界”其实只是一条杂草丛生的浅水沟，沟边还歪歪扭扭立着块半埋在土里的石头，石头上全是青苔，老头说那是“界碑”，年轻人说“那是他家垫猪圈的石头”。
两人才一到，就又吵起来，指手画脚，围观的村民跟着起哄，有劝的有看笑话的，乱成一团。
老村长也赶来了，是位皮肤黝黑、精瘦结实的老汉，姓王，一见面就握我的手：“林干部，辛苦你跑这一趟！”
他将我拉到一旁，低声说：“这俩是老张家和老李家.....为这点边角地闹十几年了！当年分地的账本早丢了，现在一个要垒猪圈，一个不肯让，谁都说不服谁。”
我蹲下身，扒开水沟边的杂草，摸了摸那块石头，青苔厚得能打滑，确实看不出是 “界碑” 还是 “垫脚石”。
又问了几个围观的老人，有的说 “当年是张家的地宽些”，有的说 “李家爹在世时就种到沟边了”，越问越糊涂。
心里渐渐有了数：完全照规章来已经不可能，只能找一条双方都能下的台阶。
我把两人请到一边，也不站什么“干部立场”，也没提什么“法律”“政策”，就像小时候劝自家邻居那样开口：
“大叔，您这岁数跟我爸差不多，我是农村人，知道修个猪圈不容易，就是想多挣两个贴补家用。”我先转向老人，语气放缓“可您也得考虑，要是猪圈垒过了沟，下雨时水排不出去，淹了李家的地基，到时候他再找您赔，您不是更亏？”
又转向年轻人，我拍了拍他的胳膊：“大哥，您家的地确实更宽些。老人嘛，辛苦一辈子，争的不是那半尺地，是口气。您退一寸，不叫吃亏，叫给老人面子，乡里乡亲的，抬头不见低头见，真闹到派出所去，俩家脸上都不好看。”
我一边比划一边劝，既讲人情也点后果，老村长也在旁不停帮腔：
“林干部说得在理！人家从镇上骑摩托颠了半小时来劝，图啥？不就是想咱邻里和睦嘛！”
也许是看我一直语气诚恳、没拿官腔压人，也许是吵累了，亦或是那句“我也是农村出来的”悄悄拉近了距离......两人的脸色终于缓和了些。
这时，围观的村民中也有人开口劝和：
“都是老邻居了，各退一步吧。”“林干部说得在理，为这点地伤和气不值得。”
气氛渐渐松快了，趁着这个势头，我提出折中方案：年轻人同意老人继续垒猪圈，但必须退后二十厘米，保证不影响排水；老人也退一步，同意将猪圈规模缩小。虽然根子上的矛盾未解，但一场风波总算暂平。
回去路上，老村长儿子的摩托驶得慢了些。
他递来一根烟，我婉拒了，他自己点上，深深吸了一口：“林干部，没料到你年纪不大，说话倒挺在谱。农村的事就是这样，有时光讲法律条文不行，还得掺点儿人情、抹点儿稀泥，但这泥抹得公道，大家就认。”
回到党政办，已是傍晚时分。
韩天明还在办公室，见我回来，抬头问了句：“处理好了？”
“嗯，暂时劝住了，两家同意各退一步。”我照实汇报，将过程简单说了说。
“哼，说白了不就是和稀泥么。”龚小洪嗤笑一声，却难得没再讽刺，“基层就这套，书本上没有吧？”这次，我没有辩解。虽然方法不那么“规范”，但确实有效。
这大概就是张振国说的“基层学问”。
韩天明皱了皱眉，朝龚小洪挥挥手：
“你闲得慌就去把上周的文件归档，别在这儿说风凉话。” 龚小洪撇撇嘴，拎着搪瓷杯走了。
下班后，韩天明特意等我一起走。路上，他难得地多说了几句：
“小林啊，今天这事你处理得不错，基层工作就是这样，很多事没有标准答案，要在原则和人情之间找平衡点。你是个好苗子，领导都很器重你，好好干。”
这番话让我心里一暖，连忙点头：“谢谢韩主任指点，我还有很多要学的。”
深夜躺在那张旧木板床上，山风拍打窗框。我反复咀嚼着白天的经历：老人倔强的皱纹、年轻人紧绷的脸、老村长精明的眼睛、摩托驶过扬起的尘土，还有那一条长满杂草的水沟......
那种无力感依旧隐约缠绕，但心底却仿佛多了一点什么，那是一丝从实践中钻出的、名为“经验”的嫩芽。
窗外的风还在呼啸，此刻听来，竟不像之前那么刺耳了，反倒像一首陌生的摇篮曲，轻轻哄着这个刚懂了点 “基层” 滋味的年轻人。
我知道，明天的太阳升起时，党政办的桌上还会堆起新的文件，大院里还会闯进吵架的老乡，还有更多的“筛子眼”等着我去填补，但这一次，我似乎多了几分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