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一年冬，奉天城的雪下得发狠，鹅毛片子砸在青石板上，转眼就积起半尺厚。北市场的乞丐蜷缩在粮栈墙角，冻得发紫的手攥着半块硬邦邦的窝头，而街对面的大帅府，朱红大门敞着条缝，里面飘出的炭火气混着腊肉香，能飘出半条街。
警察厅副厅长钱紧揣着怀里的铜暖炉，炉子里的炭早熄了，只剩点余温贴在胸口。他刚从城门楼子过来——辽西巨匪杜立三的尸首还挂在那儿，冻得硬挺挺的，脸上的刀疤在雪光里泛着青黑。可比起这具尸首，更让他心头发沉的，是方才路过大帅府后院时看见的景象：三十辆骡车排成队，车辕上挂着奉天军械局的腰牌，车帘缝里漏出的银锭子，滚在雪地里像撒了一地碎月亮。
“钱老弟，站这儿喝西北风呢？”厚重的狐裘披风突然搭在肩上，带着股马奶酒的暖香。张作霖迈着八字步从门里出来，枣红色的缎面马褂衬得他脸色发亮，指尖那枚翡翠扳指转得飞快，绿光在雪地里晃得人眼晕。“跟我瞧瞧去，杜立三这混球藏的‘家底’，够咱奉天城吃三年。”
钱紧跟着他穿过抄手游廊，廊下挂着的红灯笼被风吹得晃悠，光影落在张作霖脸上，一半明一半暗。后院空地上，十几个兵卒正抡着斧头劈油布缸，冻硬的油布裂开时发出“咔嚓”声，像冻碎的冰。第一缸掀开时，白花花的银元“哗啦啦”滚出来，有个小兵没接住，银元砸在他脚背上，疼得他龇牙咧嘴也不敢哼声；第二缸是码得齐整的金条，每根都有手指粗，冻得发乌的铜锁被斧头劈碎时，溅起的金屑粘在雪上，竟比灯笼还亮。
“这小子，比我当年当货郎时精明多了。”张作霖蹲下身，拿起块马蹄金在手里掂了掂，金块上还留着杜立三的私印——一个歪歪扭扭的“杜”字。他突然抬头看向钱紧，眼神里带着点说不清的笑意：“听说你老家通辽有片荒地？十二万垧，荒得能长草。”
钱紧心里“咯噔”一下，攥着暖炉的手瞬间出了汗。他老家确实有片地，是父亲留下的薄产，可哪有十二万垧？这分明是张作霖在给他“塞好处”——三天前他还在查“剿匪军械去向”，军械局的老周偷偷塞给他张单子，上月缴获的两百支德国步枪，竟出现在热河的军火市场，买家落款是“三畲粮栈”——那是张作霖的私号，掌柜的是他拜把子兄弟张景惠。
“大帅，这……”钱紧刚要推辞，张作霖已笑着拍他肩膀，指腹上的老茧蹭得他肩头发疼：“就这么定了。每亩给你按三成租子算，往后你家小子娶媳妇，彩礼我包了。”话里是热乎的，可钱紧听得明白，这哪是赏地，是把他的名字钉在张家的账本上——往后再查军械、查粮栈，先得想想自家这“十二万垧地”是怎么来的。
当晚钱紧回了家，刚进门就看见媳妇在抹眼泪。炕桌上摆着碗稀粥，飘着几粒米，五岁的女儿攥着空碗，小嘴撅得能挂油瓶。“今儿去粮栈买米，掌柜的说没粮了，可我明明看见大帅府的车拉着粮往码头去。”媳妇的话刚落，院门外传来敲门声，是警察厅的小吏，手里拎着两袋白面，说是“大帅赏的”。钱紧看着那袋白面，突然想起白天在大帅府后院看见的场景：金条堆得比人高，而自家闺女，连顿饱饭都吃不上。
转过年来开春，奉天城的雪化了，街面上淌着黑泥水，钱紧又被张作霖叫到府里。这次不是后院，是书房——紫檀木八仙桌上摊着张麻纸，写着“厚发合公司章程”，旁边压着张一百万元的银票，票面上“奉天官银号”的红印格外扎眼。
张作霖坐在太师椅上，手里端着杯热茶，水汽绕着他的脸转，把那双精明的眼睛遮得模糊。“这是官银号的公款，”他呷了口茶，声音慢悠悠的，却带着不容置疑的硬气，“你去跟厚发合的王老板说，这钱算我入的股，每月分红得按时送进府。少一个子儿，你这副厅长的乌纱帽，我就给你摘了。”
钱紧捏着那张银票，指尖发颤。厚发合他知道，是城里的老字号，掌柜的王敬堂是河北来的商人，为人实诚，做布匹生意十几年，攒下点家业。可张作霖这哪是入股，是强抢——一百万元，抵得上厚发合十年的利润。
他硬着头皮去了厚发合，刚进门就听见算盘珠子响。王敬堂正蹲在账房里对账，看见他进来，忙起身让座，脸上堆着笑，眼角却藏着疲色。“钱厅长，您咋来了？”等钱紧把张作霖的意思说完，王敬堂手里的算盘“啪嗒”掉在地上，算珠滚了一地。“钱厅长，您救救我！”他拽着钱紧的袖子，声音都带了哭腔，“咱这小商号本小利薄，去年冬天进的货还没卖完，哪架得住大帅这么‘入股’？”
钱紧心里发酸，却只能别过脸：“王老板，大帅的意思，我劝不动。”可他没说的是，出门时他看见张作霖的副官跟在后面，手里攥着份“举报信”，信上写着“厚发合私藏日货”——那是他前天才从大帅府仓库里见过的棉布，印着“大日本帝国”的字样，是张作霖去年从日本人手里换军火剩下的。
第二天一早，警察厅就接到了举报。钱紧带着人上门时，兵卒从货栈地窖里搜出了那些“日货”，王敬堂瘫在地上，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钱紧看着他花白的头发，突然想起自己的父亲——也是个小商人，当年被土匪抢了货，一气之下吐了血，没多久就走了。可他不能帮王敬堂，张作霖的人就站在旁边，手里的枪托在地上敲得“笃笃”响。
王敬堂最终认了“罪”，把商号半数股份拱手让给张作霖。钱紧去送第一个月分红时，刚走到书房门口，就听见里面传来张景惠的声音：“大哥，边业银行的资本金还差一千万，厚发合这钱来得正好。”他推开门，看见张作霖正把一叠银票塞进边业银行的账本里，账本上写着“资本金两千万”，其中一半，都是从各个“厚发合”这样的商号里“融”来的。
“钱老弟来了？”张作霖没避着他，指着墙上的地图笑，“你看，这奉天纺纱厂的机器下周就到了，是用杜立三的白银从英国换来的。往后咱发行的‘天良’纸币，背面就印这厂房——老百姓看见厂房，才信咱的钱管用。”
钱紧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地图上的奉天纺纱厂被红笔圈着，旁边是八道壕煤矿、鹤岗煤矿，十几个红点连成一片。他突然想起上个月去八道壕煤矿视察的事：黑黢黢的煤块从传送带运出来，堆得像小山，张作霖指着远处的烟囱笑：“钱老弟，你看这烟，每一缕都是金子。”那时他还不知道，这煤矿的原主是直隶来的商人，前一天还在大帅府求张作霖“关照”，说愿意把利润分他三成，结果第二天就被安了个“通匪”的罪名，家产全充了公，人被押回了直隶，再也没回来。
民国十年北方大旱，奉天城的粮价像坐了火箭，一斤米能换半块银元。钱紧家里的米缸见了底，媳妇把陪嫁的银镯子当了，才换回来两斤杂面，煮成糊糊，女儿喝了两口就吐了，说“剌嗓子”。可大帅府的粮栈却天天往外运粮，骡车一辆接一辆往码头去，扬起的尘土里，都带着米香。
他忍不住问张作霖的贴身副官李德标：“李副官，大帅囤这么多粮，是要赈灾吧？城里都快饿死人了。”李德标往左右看了看，压低声音凑到他耳边：“赈啥灾？昨晚天津来的商船刚拉走一船，一斤粮在奉天卖两文，到天津能卖六文，三倍利！”
钱紧的心沉了下去。前几天省长召集官员开会，说省里拨了五十万银元赈灾款，让各部门配合张作霖放粮。可现在看来，这赈灾款怕是进了张作霖的粮栈。当晚他就带着两个亲信去查粮栈，账房先生哆哆嗦嗦地递上账本，油灯下，钱紧翻到第一页就愣了——赈灾款的拨付记录后，盖着张作霖的私印，红得刺眼，可款项去向却写着“购粮”，收款人是“三畲粮栈”。
更让他心惊的是，账本里夹着张纸条，是上海汇丰银行的存款单，户名是“张学良”，金额一百万银元。张学良是张作霖的长子，去年刚去日本留学，听说在东京住的是洋楼，雇的是厨子，日子过得比当地贵族还滋润。
“钱厅长，查得怎么样？”突然有人在身后说话，钱紧吓得手一抖，账本掉在地上。张作霖站在门口，手里攥着根马鞭，马靴上还沾着泥——看样子刚从码头回来。他弯腰捡起账本，翻到存款单那页，慢悠悠地把单子揣进怀里，脸上没什么表情：“我儿学良在日本读书，总得给点零花钱。不然让人瞧着，咱张家连个儿子都养不起。”
钱紧低着头，不敢看他的眼睛：“大帅，可这是赈灾款……”
“赈灾款怎么了？”张作霖打断他，马鞭往粮囤上一指，囤里的麦子堆得冒尖，“灾民要吃，我张家也得活。不赚这钱，边业银行的纸币拿什么兑付？城里的兵拿什么发饷？”他顿了顿，突然凑近钱紧，声音压得很低：“你忘了你老家那十二万垧地？忘了你家小子碗里的白面？钱老弟，水至清则无鱼，这道理你得懂。”
那天晚上，钱紧在自家院里刨了个坑，把查粮栈的记录埋了进去。月光洒在地上，白得像雪，他看着奉天城里家家户户挂着的“求雨幡”——竹竿上挑着块破布，写着“苍天保佑”，风一吹就飘得晃悠。而大帅府后院，新砌的金库刚完工，砖缝里还留着水泥的潮气，里面堆着从京津赚来的银元，每一块都沾着灾民的汗味。
几天后，奉天城里放了次粮，每人能领两斤杂粮。老百姓排着队，手里拿着破碗，对着大帅府的方向磕头，说“大帅仁慈”。钱紧站在街边，看着这一幕，突然觉得眼睛发涩。他想起王敬堂——厚发合被张作霖占了股份后，生意一落千丈，上个月王敬堂的老母亲病死了，没钱买棺材，还是街坊凑钱帮他办的丧事。
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夜，钱紧睡得正沉，突然被“砰砰”的枪声惊醒。他抓起放在枕头下的手枪，刚推开门，就看见奉天城里火光冲天，日军的装甲车在街上横冲直撞，车灯照得夜空发红。
“大帅府！”钱紧心里一急，撒腿就往大帅府跑。可他刚到街口，就被几个日本兵拦住了——卡车堵在大帅府门口，车斗里堆着沉甸甸的木箱，箱盖没盖严，露出里面金灿灿的金条，在火光里泛着冷光。
“钱厅长，来得正好。”一个穿着黄呢子军装的日军少佐走过来，是坂垣征四郎，去年还来奉天“访问”过，和张作霖一起喝过酒。他手里拿着份清单，笑着递到钱紧面前，日语混着蹩脚的中文：“奉天皇陛下命令，接收张氏家产。你看，这八万根金条，每根都刻着‘张’字，真是整齐。”
钱紧的目光扫过清单，手指忍不住发抖：边业银行黄金四万七千两、现金六千万；大帅府金库金条八万根、文物两百七十件；通辽土地二十万垧、鹤岗煤矿股权……每一项都曾是他亲手经手的“账”——那四万七千两黄金，是他陪着张作霖从官银号运过去的；那二十万垧土地，有他“名下”的十二万垧；就连那些文物，有几件还是他跟着张作霖去北平“收购”的，实则是从落魄王爷家里强买的。
“这些都是中国的东西！”钱紧突然红了眼，伸手就要去抢清单，却被旁边的日本兵用枪托砸在胸口，疼得他弯下腰，嘴里腥甜发苦。他看着日本兵把木箱往车上搬，金条碰撞的声音“叮当”响，像在敲他的骨头。
他突然想起张作霖生前常说的话：“钱是靠山，可枪杆子才是装钱的匣子。”那时张作霖的奉军有二十万兵力，手里有德国步枪、日本大炮，谁都不敢惹。可去年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死，张学良接手奉军后，忙着和南京政府合流，把主力调去了关内，奉天城里只剩几万新兵——枪杆子折了，装钱的匣子，自然被人端走了。
“钱厅长，别激动。”坂垣征四郎拍了拍他的肩膀，语气里满是嘲讽，“你们中国人常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不如跟着皇军干，这些家产，少不了你的好处。”钱紧猛地推开他，吐了口带血的唾沫：“我是中国人！”
那天夜里，钱紧蹲在街口，看着日军的卡车浩浩荡荡地离开，车尾扬起的尘土落在他脸上，和泪水混在一起。他想起十年前那个雪天，张作霖在大帅府后院笑着对他说“钱是赚不完的”；想起王敬堂瘫在地上哭的样子；想起女儿攥着空碗的小脸……那些堆得比山高的金条、银元，终究没留住。
后来他听说，张学良带着部分存款去了北平，用那些钱扩建了东北大学，给学生盖了新宿舍，还捐了不少给抗日救国会。有次他在报纸上看见张学良的照片，穿着西装，头发梳得整齐，可眼里没了当年在奉天时的意气——大概是知道，父亲留下的家产，大半都成了日军的战利品。
再后来，奉天改名叫沈阳，张家在大陆的实业全归了国家。边业银行变成了人民银行，八道壕煤矿里的煤，再也不是谁家的私产，而是供老百姓取暖、工厂开工的燃料。钱紧还在警察厅当差，只是不再查军械、查粮栈，而是跟着队伍去剿匪、去救灾——他终于不用再对着那些“黑账”难受，不用再在张作霖的恩威里挣扎。
民国三十八年，钱紧已是满头白发，退休后在沈阳故宫附近摆了个修鞋摊。每天太阳升起来时，他就推着摊子出门，把针线、鞋油摆得整齐。偶尔能看见游客围着大帅府的青砖院墙拍照，有穿西装的，有穿旗袍的，笑着说“这就是当年张作霖住的地方”。
有天下午，一个年轻游客蹲在他摊前修鞋，看着不远处的大帅府，突然问：“大爷，听说当年张作霖有三亿家产，是真的吗？”
钱紧低头擦着鞋油，老茧纵横的手慢慢蹭过鞋面，鞋油在阳光下亮得像当年的金条。他声音轻得像风，带着点叹息：“哪有什么三亿？不过是一缸白银换了片地，一船粮食赚了笔钱，最后都散在风里了。”
风从街对面吹过来，带着故宫角楼的槐花香。钱紧抬起头，看见大帅府的朱红大门开着，游客们进进出出，没人再提当年的金条、银元，只在导游的讲解里，偶尔听见“张作霖”三个字——不是什么“财神”，是个在乱世里挣扎的军阀，留下座空宅子，供后人评说。
他低下头，继续擦鞋。鞋面上的光，亮得温柔，再也没有当年金条那种扎眼的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