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春夏之交，阳光日渐炽烈，但德意志帝国主导的“欧洲联盟”新秩序在雄心勃勃的推进过程中，却不可避免地遭遇了第一次来自内部的剧烈阵痛。。
5月20日，一个被载入经济史册的日子。印着抽象桥梁图案、罗马数字和粗体“EURo”字样的新钞票，连同叮当作响的辅助硬币。
在德意志帝国、奥地利合众国、保加利亚王国、奥斯曼帝国及其控制下的波兰、波罗的海、乌克兰等卫星国范围内，被政府以法令形式强制推向市场，旨在取代各国原有杂乱且信誉不一的货币，实现经济一体化的重要一步。
然而，这一宏大的计划在落地之初，便遭遇了民间本能而强烈的抵触，引发了一场席卷联盟的经济信任危机。
在柏林的腓特烈大街，一位家庭主妇紧紧攥着几张崭新的欧元钞票，试图从熟悉的肉铺老板那里购买晚餐的香肠和培根。
“不行！夫人，我只收帝国马克！或者金子！”肉铺老板挥舞着手上油腻的砍刀，指着柜台前手写的告示，上面赫然写着“暂不收陌生欧元”。
“可是…政府说这是法定货币…”主妇焦急地辩解。
“政府？政府能保证这花花绿绿的纸片明天还能买到一块面包吗？没准明天50万欧元就只能买到一块面包，我只要实实在在的马克！”老板的态度强硬，后面排队的顾客也纷纷附和，场面一度混乱。
在维也纳的格拉本大街，一家老牌咖啡馆门前挤满了人，并非为了品尝咖啡，而是试图将刚刚从银行强制兑换来的奥地利先令换成欧元，或者干脆取出存款。
银行铁门紧闭，只留下一个小窗口，里面传出职员疲惫而机械的声音：“根据联盟法令，旧币兑换已结束，所有业务请使用欧元…”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绅士激动地用雨伞敲打着地面：“强盗！这是赤裸裸的抢劫！我和我父亲攒了一辈子的积蓄，就这么变成了这些来历不明的废纸？！”
在布达佩斯、在华沙、在索非亚……类似的场景比比皆是。商店拒收，市场停滞，黑市上旧马克、奥匈克朗、保加利亚列弗对欧元的汇率被疯狂炒作，恐慌如同瘟疫般在民间蔓延。
普通民众——工人、农民、小店主、以及退伍士兵他们对“欧洲联盟”这个宏大的概念感到茫然和恐惧，无法信任这张轻飘飘的、剥夺了他们熟悉价值尺度的纸片。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可能瓦解经济秩序的危机，威廉皇帝在无忧宫的书房里，听着经济部长和央行行长焦头烂额的汇报，脸上没有任何惊慌，只有一种早有意料的冷峻。
他深知货币的信誉在初始阶段，必须依靠强大的国家强制力和不容置疑的权威来塑造。
他首先采取了攻心战术。5月21日上午，在柏林皇宫面向卢斯特加滕花园的阳台上，林晓通过架设的庞大扩音器网络，向广场上聚集的、面带忧虑的民众，也向整个帝国乃至联盟的无线电听众，发表了措辞强硬而又充满煽动力的全国讲话：
“德意志的公民们！奥地利、保加利亚、奥斯曼以及所有欧洲联盟的公民们！”
他的声音通过电流，带着一丝金属的质感，传遍四方。“我，威廉，你们的皇帝和领导者，听到了你们的声音，理解你们手中的新钞票所带来的疑虑和不安！这是人之常情！”
他话锋一转，语气变得无比坚定，甚至带着一丝怒意：“但是，请看清楚！你们手中的，不是一张普通的纸！它上面印着的，是我们欧洲联盟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打破盎格鲁-萨克逊人金融霸权的决心！代表着我们欧洲人要自己掌握自己经济命运的意志！它的背后，是什么？”
他提高了音量，几乎是在呐喊，“是鲁尔区冒着滚滚浓烟的工厂！是西里西亚无尽的黑金煤矿！是斯柯达兵工厂轰鸣的机床！是你们儿子、丈夫、父亲组成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帝国陆军和公海舰队提供的、最终的、也是最强大的信用担保！这信用，由我的皇冠和霍亨索伦家族的荣誉来背书！我在此向你们每一个人保证，欧元的购买力，将与帝国的钢铁和意志一样，坚不可摧！”
皇帝的亲自喊话，如同一剂强心针，暂时稳定了部分情绪。但紧随其后的，是更为严厉的铁腕措施：
帝国议会紧急通过《欧元流通保障法》，规定所有市场交易、薪资支付、债务清偿必须以欧元结算。
拒收欧元或恶意炒作、囤积居奇、扰乱金融秩序者，一经查实，视为“经济叛国罪”，可处以巨额罚款、没收财产乃至监禁。
身着灰色制服的宪兵和经济警察出现在各大市场、交易所，数名公然抗命的商店老板被当场逮捕，店铺查封，起到了强大的震慑作用。
对面包、肉类、土豆、煤炭等最基本生活必需品实行全国统一的欧元限价，并组织国营公司直接调运物资，以稳定价格，确保欧元的基本购买力，任何敢于突破限价的商人将面临严厉惩罚。
而皇帝和皇后皇储本人、所有政府官员、皇室成员、以及陆军、海军全体官兵，从即日起，薪俸和所有内部结算一律使用欧元。
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大企业，如克虏伯、西门子、法本等，被强制要求使用欧元进行采购和支付。
最后林晓亲自通过加密电话，以不容商量的口吻告知奥地利合众国的卡尔皇帝、保加利亚的斐迪南沙皇、奥斯曼帝国的穆罕默德六世：“先生们，欧元的成功关乎联盟的存续，我希望在维也纳和索非亚、伊斯坦布尔的街头，看到与柏林同样坚决的执行力。任何犹豫和退缩，都将被视为对联盟团结的破坏。”
强大的政治压力迫使盟国统治者们纷纷在本国采取了类似的强硬手段，在帝国国家机器开足马力的强力干预和皇帝的亲自背书下，初期的恐慌浪潮被逐渐压制下去。
尽管在乡村和小城镇，人们对欧元的疑虑依然深重，私下以物易物的现象仍存，但在主要城市和官方经济体系中，欧元开始缓慢而艰难地进入流通环节。
一场足以扼杀新联盟于摇篮中的货币危机，被暂时遏制，帝国的意志，再次以钢铁般的手腕，强行扭转了不妙的局面。
就在欧洲联盟为欧元焦头烂额之际，在酷热的阿拉伯汉志地区，得到德制装备加强的奥斯曼-迈舍尔联军，于5月25日拂晓，发动了代号 “新月” 的大规模攻势。
数十辆涂着沙漠黄伪装的“野狼”中型坦克，如同从沙丘中钻出的钢铁巨兽，引擎轰鸣着，排成楔形攻击队形，向阿拉伯联军依托绿洲和古老石垒构筑的核心防线发起了排山倒海般的冲击。
天空中，数量有限的“金雕”战斗机和“游隼”俯冲轰炸机呼啸而过，向阿拉伯人的阵地倾泻下炸弹和机枪子弹，扬起漫天沙尘。
一位奥斯曼前线军官通过无线电兴奋地报告：“…坦克部队进展顺利！敌军阵地在我炮火和坦克冲击下正在崩溃！他们的步枪和机枪子弹打在坦克装甲上毫无作用！我从没见过这么多坦克！我无比兴奋！！”
阿拉伯部落战士们表现得异常英勇，他们高喊着宗教口号，从掩体后跃出，用老旧的步枪、甚至是弯刀，向这些他们无法理解的钢铁怪物发起决死冲锋。
然而，勇气在绝对的技术代差面前，显得如此苍白和悲壮，坦克的履带无情地碾过战壕，同轴机枪喷射出致命的火舌，将冲锋的战士成片扫倒。
“游隼”俯冲轰炸机精准地投下炸弹，将阿拉伯人赖以藏身的石垒和棕榈树林化为一片火海。
一位在后方观察的德军顾问冷静地在日志中写道：“…这是一场不对等的屠杀，奥斯曼步兵跟在坦克后面，几乎像是在进行武装行军，阿拉伯人的抵抗意志正在被物理性地摧毁。”
经过最初几天的激烈但一边倒的交火，阿拉伯联军本就脆弱的指挥体系和内部团结迅速瓦解。
各部族首领开始各自为战，甚至为保存实力而擅自撤退。
5月28日，麦加城外最后一道天然屏障一片关键的丘陵地带被奥斯曼装甲分队突破。
5月30日，在内无援军、外无险可守，且城市面临被战火彻底摧毁的威胁下，麦加城内的守军指挥官和部分长老会在极度绝望和无奈中，被迫打开了厚重的城门，向奥斯曼帝国及其傀儡“迈舍尔酋长国”的军队投降。
圣城麦加的陷落，标志着持续数年的阿拉伯大起义在军事上遭到了决定性的、近乎毁灭性的打击。
尽管零星的、分散的部落抵抗仍在广袤的阿拉伯沙漠和也门山区中继续，但一个有组织的、统一的、能够威胁奥斯曼对阿拉伯半岛核心区域控制的抵抗阵线，已不复存在。
伊斯坦布尔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恩维尔帕夏的威望独一无二、无限风光。
然而，在征服的喜悦和硝烟散去之后，留下的是遍布弹坑的沙漠、无数阿拉伯家庭的悲痛，以及被武力强行压制下去的、更深层次的民族与宗教仇恨的种子。
维持这片广袤而充满敌意的领土的占领，将成为奥斯曼帝国另一个漫长而痛苦、且不断流血的新伤口。
另一边遥远富饶的东方，华夏大地在经历了军阀混战的血火洗礼后，未能迎来喘息之机，反而遭遇了更无情、更隐蔽的打击———致命的“西班牙流感”病毒，随着远洋轮船和铁路，悄然传入国内。
这波病毒在医疗条件极其落后、公共卫生体系几乎为零、且人口高度密集的华夏大地，如同野火燎原般迅速蔓延。
城市里，医院人满为患，继而很快变为停尸房；药材被抢购一空，郎中和西医皆束手无策；街头时常可见倒毙的饿殍和病患。
乡村更是沦为重灾区，缺医少药，往往一村一寨地死去，十室九空，哀鸿遍野。
社会秩序濒临崩溃，经济活动几乎完全停滞，本就脆弱的农业经济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一场空前的人道主义灾难正在上演。
而在相对组织严密的南方广州国民政府内部，巨大的外部压力和恐怖的瘟疫、北方奉系军阀持续的军事威胁、以及日益严峻的经济困境并未促使他们团结一致，反而引发了激烈的、近乎公开化的内讧。
在一次气氛紧张的最高军事委员会会议上，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较为保守的军事派系，主张采取稳妥策略。
他面色凝重地陈述：“诸位同志，如今疫情凶猛，民生凋敝，我军兵力、物资亦损耗严重。当务之急，是暂停大规模北伐军事行动，固守现有疆域，全力救灾安民，整顿内部，积蓄力量，贸然北进，恐师老兵疲，反为不美。”
而更为激进的左派代表则立即激烈反驳，他拍案而起：“蒋同志此言差矣！北洋军阀及其背后的帝国主义势力（他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窗外，暗示对奉系有影响的德国）正是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如今北方亦遭天灾，正是敌人虚弱之时，我等更应趁势北伐，完成总理的意志，解放全国同胞！暂停革命？这是妥协，是投降！只有彻底革命，才能从根本上拯救中国于水火！”
双方在会议桌上吵得面红耳赤，互相指责对方为“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
会议不欢而散，裂痕公开化，坊间甚至传言，双方都在暗中调动忠于自己的部队，以防对方突然发难。
国民政府的北伐统一大业，因这场突如其来的天灾和深刻的内部分歧，陷入了彻底的停滞，前途变得更加渺茫。
另一边柏林无忧宫内，威廉皇帝的书桌上摊开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报告，欧元的推行已初步稳住阵脚，奥斯曼的捷报刚刚传来，但华夏那片土地上弥漫的深重苦难既有天灾，亦有人祸在他这个拥有未来灵魂的统治者心中，激起了一丝复杂难言的涟漪。
那是对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古老文明多灾多难的感慨与怜悯，也夹杂着一丝作为潜在幕后影响者的微妙责任感，以及一种超越当前时空的、深邃的审视。
一个念头在他心中逐渐清晰并坚定起来：“是时候了，应该亲自去东方看一眼了。”
他计划进行一次非正式的、但意义深远的国事访问，目的地是奉天（沈阳），会见那位东北的强人（土匪、老赖、星穹铁道代言人）依赖德国支持的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
此举旨在实地评估奉系的真实军事实力和政治忠诚度，稳定并强化德国在远东最重要的利益支点和战略棋子，同时亲自观察流感疫情对当地社会经济的实际冲击，以便柏林做出更精准的决策。
然而，在这个公开的、充满地缘政治算计的公务计划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更深层、更私密、甚至带有几分伤感的个人动机。
林晓，这个来自近百年后未来的灵魂，内心深处涌起一股难以抑制的、近乎执念的冲动他想回到“过去”，回到他穿越之前，那个属于“林晓”的、承载了无数记忆的家的原址去看一看。
尽管他理智上清楚地知道，在这个时空的1918年，那个坐标点上可能还是一片农田，或是古老的、与他毫无关联的街巷民居，根本不存在他记忆中的那个家、那条街、那座城市，但他仍然强烈地渴望去那个经纬度交汇的点上，静静地站一会儿。
去感受一下时空错位带来的巨大虚幻与刺痛的真实，去凭吊那永远无法回去的过往，去触摸一下那连接两个世界、两种人生的、无形而脆弱的线。
他将这个深藏心底的、纯粹私人的念头，视为这次东方之行的一个隐秘插曲，只对最亲信的副官汉斯·伯格上尉（已完全康复并重新履职）在偶尔的闲谈中，略微透露了一点点对“东方古老文明及其风物”的“个人兴趣与好奇”。
帝国的庞大航船，在刚刚稳住内部货币风波的舵轮后，其掌舵者的目光，再次坚定而深邃地投向了遥远而充满未知与变数的东方，同时也投向了那隐藏在时间长河迷雾之中的、一丝难以割舍的个人执念与回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