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关急报传入京时，天刚破晓。
信使跌跌撞撞闯进礼部驿馆，背上漆封木匣已被雨水浸透，指节发白地扣着匣沿，像是护着最后一口气。
他没去兵部，也没走通政司，而是直奔七王府——他知道，只有这里的人，会听一个戍边老将临终前想说的话。
苏锦黎是在晨雾未散时接到消息的。
她正在记忆塔东廊核对新一批档案编号，柳知秋快步进来，声音压得极低：“李崇山……没了。昨夜三更咽的气，临走前用血写了封信，托人带回。”
苏锦黎指尖一顿，笔尖在纸上洇开一团墨。
她没立刻拆信。
而是先屏退左右，只留柳知秋与崔明远守在外间。
待屋内只剩她一人，才缓缓启封。
信纸泛黄，边缘焦黑，像是从火中抢出。
字迹歪斜颤抖，却一笔一划写得极重，仿佛每一划都在剜心：
“吾一生效命羽林三十载，未敢私语半句。今将死，不求平反，不诉冤屈。唯愿所见所闻，不随骨埋沙。
《羽林旧事》一册，藏于戍所北墙夹洞，记大小战役十七、宫变隐情三、贪腐案五、冤死者四十二名……皆实录。
愿后人知：忠骨未必封侯，但不可无名。”
末尾没有署名，只按了一个暗红的手印，像是一滴凝固的血。
苏锦黎坐了整整一夜。
窗外月升日落，灯换了三次，她始终未动。
直到晨光爬上窗棂，她才起身，将信收入袖中，召来柳知秋与崔明远。
“我想在记忆塔设个‘无名堂’。”她说得平静，“专收那些没名字、却改变了历史的人写的稿子。”
柳知秋皱眉：“可这些人……大多身份卑微，言语零碎，若全收进来，岂不是乱了章法？”
崔明远更谨慎：“王妃，正史由朝廷修撰，若民间皆可述史，谁还信官修之书？秩序何在？”
苏锦黎看着他们，忽然笑了下。
“你们觉得，是谁在决定什么叫‘秩序’？”
她走到案前，铺开一张素纸，提笔写下八个大字：民声如潮，史不应哑。
“正史若不敢收这些声音，它就不配叫正史。”她说，“我们建记忆塔，不是为了陈列真相，是为了让更多真相有地方落地。若连记录都不敢，谈何改革？”
三人沉默良久。
最终，苏锦黎亲自拟定《民间述史章程》。
规定凡经三人以上见证、证据链完整、内容属实的口述材料，皆可录入“无名堂”档案库，由工部统一编号存档，十年一检，百年不毁。
首批收录三件：
其一，是位年过七旬的老宫女回忆的“灯变夜洒扫路线图”。
那晚宫变，她因值夜而躲过清洗，记得每盏灯熄灭的顺序、脚步声来自哪条回廊。
这份记录，补上了当年禁军调防的关键漏洞。
其二，是一位退伍火药匠手绘的“宫墙火道图”。
他曾参与修建皇城地下烟道系统，知晓何处可通密道、何处埋有炸药引线。
图纸交上来那天，柳知秋当场变了脸色——原来十年前那场“意外走水”，根本不是天灾。
其三，是沈婆子留下的“玄纹泥配方原始记录”。
这泥曾用于修复御书房壁画，却因掺入特殊矿物，在特定光线下显影隐藏文字。
正是靠它，才揭穿了周怀安伪造星象奏报的伎俩。
崔明远负责监修“无名堂”馆舍时，在主梁木夹层中发现一段刻痕。
他本以为是工匠随手涂鸦，拂去灰尘后却发现，那是几个小字：“匠人张九，河东人，癸未年三月入工。”
再细看四周，其他梁柱也有类似痕迹——或名字，或籍贯，或一句牢骚：“饿了三天，还在砌墙。”
他怔在原地，眼眶发热。
当晚，萧澈颁布诏令：“凡参与新政建设者，无论身份高低，工程竣工之日，须刻名于碑。”
朝野哗然。
贵族讥讽：“泥腿子也想青史留名？”
言官上奏：“此举淆乱尊卑，动摇纲常！”
可百姓疯了。
街头巷尾都在传：七王爷说了，干活的人，名字要留下来。
有人连夜赶往工地，只为在砖石上留下一个姓氏；有老妇抱着孙子去记忆塔门前念那些尚未刻完的名字，说：“你看，咱们家祖上也修过桥。”
李承武奉命护送父亲灵柩回京，行至雁门关外，暴雨倾盆，山路塌方，马车陷在泥里动弹不得。
他本欲绕道百里，却被一群村民拦住。
为首的汉子浑身湿透，跪在泥水中：“将军，让我们修路——我们要把李老将军的名字，刻进新碑的第一行。”
三百余人冒雨奋战两昼夜，硬生生从断崖边开出一条坦途。
当灵车缓缓驶过新铺的石道时，李承武掀开车帘，看见路边立了一块粗石，上面歪歪扭扭刻着：“李崇山，羽林三十年，死而不冤。”
那一刻，他终于哭了。
而在京城深处，某处幽暗书房内，烛火摇曳。
一人独坐案前，手中执笔，缓缓写下一行字：“无名者，亦能成势？”
笔锋一顿，他轻笑出声，将纸吹干，收入袖中。
窗外，雨开始下了。
与此同时，那位藏身幕后的“西席先生”终于出手了。
他不动声色，却步步为营。
三日后，安国公府账房呈上一份《捐修奏报》，言称苏氏宗族感念王妃德政，愿捐白银十万两，专用于“无名堂”扩建工程。
款项已入工部库银，只待朝廷批复后即刻动工。
名义是善举，实则暗藏锋刃。
随奏报附上的还有一份题名录草稿——首行赫然写着：“苏氏宗祠永铭此业”，其下罗列族中三代嫡系男丁姓名，字迹工整，仿佛早已备好多年。
更甚者，文书内夹带礼部某侍郎私信，暗示若允冠名，便可推动“民间述史”纳入国史馆附录，换取正统之名。
消息传到七王府时，苏锦黎正在翻阅新收的口述稿。
一封来自北境驿站的老兵信中写道：“我替阵亡兄弟记了一本行军日志，他们没留下名字，但我知道他们是谁。”她指尖轻轻抚过那歪斜却坚定的字迹，忽听柳知秋急步而入，将账册与书信置于案前。
她只看了两眼，便笑了。
“他想用钱买一段历史的开头，”她低声说，“可历史不是牌位，容不得虚祭。”
她当即召见工部主事崔明远，命其彻查捐资来源。
不到一日，结果出炉：银两确出自苏家账房，但调拨凭证上有两处印章重叠，墨色深浅不一——明显是后期补印。
且其中三万两原属边军军饷周转金，去年被以“修缮祖坟”名义暂借，至今未还。
证据确凿，伪造无疑。
苏锦黎没有声张。
她在次日清晨亲自拟发一道《告天下书》，张贴于记忆塔门前、市集街口、驿站道旁：
“凡资助‘无名堂’者，功在千秋，记档留名；然殿堂之名，不以权贵冠之，不以宗族据之。名之所立，由百姓议定，由事实支撑。捐赠者可荣，不可主；出力者虽微，亦得直书其姓。”
字字如钉，敲进人心。
更令人震动的是后续举措——她宣布成立“述史评委会”，首期成员不限出身、不论识字与否，只凭真实经历与公众推举。
柳知秋牵头遴选，从各坊巷选出农妇、驿卒、盲童、老兵共九人，每月初一公开评审稿件入选资格。
消息传出，朝中哗然。
有清流讥讽：“岂能让目不识丁之人决断史笔？”
可百姓懂了。
原来不是只有会写字的人，才有资格说话。
首场评议会在春分前三日举行。
九名评议员围坐堂上，台下挤满围观百姓。
三份候选文本依次呈上：一份是某进士撰写的《贞元灾异考》，引经据典，文辞斐然；另一份为退伍校尉所录《戍边十策》，条陈严密；第三份，则是一位失明老妪口述、由孙儿代笔的《庚戌赈粮实录》。
当老妪颤巍巍起身，凭记忆一字不差背出当年户部放粮的时间、地点、数量、领粮人数乃至监官姓名时，全场寂静无声。
连那两位进士出身的作者，也低下了头。
最终，九票中有七票投给了她。
那一刻，苏锦黎坐在角落，望着窗外渐亮的天光，忽然想起前世那个总被忽略的声音——那些被认为“无关紧要”的人，其实一直记得最清楚。
而真正改变世界的，从来不是执笔者的身份，而是他们有没有说实话的勇气。
春分当日，细雨初歇，记忆塔西侧钟声响起。
“无名堂”正式启用。
第一块铭碑缓缓揭幕，石面之上，无帝无相，唯有密密麻麻的名字：刘阿槿、陈十三、沈大根……每一个都曾默默无闻，如今却被郑重刻下。
忽然间，乌云压顶，雷鸣炸响，大雨倾盆而下。
众人纷纷避散，唯有苏锦黎立于碑前，任雨水打湿衣袍。
她看见一个瘦小身影冒雨奔来，将一块湿透的陶片塞进“未名区”的缝隙里——
上面用炭笔写着一行字：“我爹没名字，但我给他起了一个。”
风卷雨帘，铃声沉闷。
仿佛整座天下，正在一字一句，重新写下自己的名字。
雨，未停。
而在城南巷尾，已有老人翻出尘封多年的旧账本，孩童问母亲：“爷爷写的字，也能送去吗？”
村路上，刘阿槿挎着竹篮走过泥泞田埂，身后跟着几位妇人，怀里紧抱着泛黄纸页。
春雨连绵，三日未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