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文昭被押出翰林院那日，天光未亮。
青石阶上霜色如铁，他一身素袍走在最前，身后两名御史随行，脚步整齐得近乎冷酷。
晨风卷起衣角，吹不散围观众人低语——“竟敢当众焚毁朝廷文书”“听说七王府夜夜递信，图谋颠覆礼制”……流言像藤蔓，一夜之间缠满京城坊巷。
可他知道，自己烧的不是圣谕，而是伪造的供词。
那页纸落进铜盆时，火苗猛地窜高，映得他眼底一片赤红。
上面写着“先帝遗诏已毁，无需再议”，笔迹模仿得惟妙惟肖，若非他曾参与贞元末年内廷档案整理，根本看不出破绽。
而就在火焰吞噬最后一角的瞬间，一道琉璃泡轻响自远处传来，像是某种暗号，又像命运的叩门。
三日后，监察御史率吏卒抵达裴府门前，却见大门紧闭，门环贴着大理寺封条，朱漆鲜红刺目。
沈砚舟立于阶下，手中执卷，神情肃然：“裴评事涉案待查，书房已依律查封，司法未结案前，任何人不得擅入。”
御史冷笑：“你大理寺何时管起翰林清议了？”
沈砚舟抬眸，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若连证据都保不住，谈何清议？”
门内书房深处，一部厚册正静静躺在《大胤律疏》夹层中，封面无字，内页却密密麻麻记满了“灯变”前后宫禁调动、钱粮流向、官员异动。
那是裴文昭亲手誊抄的最后一版《灯变实录》，母本唯一。
于是谢云澜来了。
她带着十二乐坊的伶官走入市井，在春社祭台上唱起新编节气诗。
“春分到，火焚真诏日；清明至，三百二十七魂名……”曲调婉转，似吟似叹，百姓只道是应景雅趣，无人察觉其中藏着多少冤骨姓名。
更妙的是，苏锦黎早已授意周砚卿联络京兆尹府学官，将这些诗句编入“童蒙养正课”。
每日清晨，千余名幼童端坐学堂，提笔描红，口中念诵：“冬至寒深风不止，赦令藏灰烬中。”
教习起初不解，只当是练句习字。
直到某日抽查背诵，一稚童脱口而出：“先帝有诏不能违！”满堂愕然。
那孩子抬起头，眼神清澈：“先生，这不是描红本上的句子吗？”
的确如此。
苏锦黎翻看样本时便已设计妥当——每页边角印一行小字，墨色极淡，初看如虫迹，细辨却是整段遗诏残句。
孩子们日日临摹，不知不觉，就把被抹去的历史刻进了记忆。
与此同时，萧澈出现在宗学讲堂。
他披着狐裘，脸色苍白，咳声不断，却被一群八岁以上宗室子弟团团围住。
每人手中发了一张描红帖，纸面粗糙，印着飞白体残句。
“这是什么字体？”一个小郡王好奇问。
“祖宗写的字。”萧澈淡淡道，“你们认得出来么？”
孩童们摇头。
他笑了笑，命人铺开拓本对照——正是陶铃内壁所刻赦令全文，笔势苍劲，藏锋于拙。
几日后宫宴，皇帝设席款待宗亲。
酒过三巡，一名小郡王奉命即兴书字，提笔写下“永不开禁”四字。
满座哗然。
那笔迹，竟与太庙碑阴所刻如出一辙。
宗正卿当场震怒，斥其“妄拟先帝手泽”。
萧澈却只是轻咳两声，缓缓起身：“孩子不懂避讳，但话说回来——既然是‘祖宗之言’，为何不能学？难道我们连认自己祖先的字，都要被拦下不成？”
殿内一时寂静。
皇帝坐在上方，指节微微发白，终究未语。
风波看似平息，实则根脉更深地扎入泥土。
数日后，沈砚舟在大理寺偏房审阅各地翻案卷宗，烛火摇曳，窗外雨落如织。
一份来自南直隶溧水县的旧档引起他的注意：三年前，该县令上报“掘毁淫祠一座”，并附焚尸记录，称“恐惑乡民，故灭迹以安人心”。
他皱眉翻页，发现随文附图中有一块残碑拓片，虽经磨蚀，但仍可见“贞元二十”四字残痕。
而尸骨处置记录极简，仅一句：“骸焚于野，碑石回炉。”
他盯着那行字良久，忽然意识到不对——
按律，毁祠需报礼部备案，此件却由兵曹直批；且“回炉”二字，通常用于金属器物，何曾用于石碑？
他缓缓合上卷宗，指尖微颤。
烛芯爆了个火花。
沈砚舟合上那卷溧水旧档，指尖在封皮上轻轻一叩。
窗外雨声未歇，檐下积水滴答作响，像某种无声的倒计时。
他不动声色地将卷宗归入“水利弊案”类目，另誊一份副本，用火漆封缄，交予心腹暗卫：“送进王府，亲手交给七殿下。”
这份记录看似只是地方小吏毁祠焚碑的陈年旧事，但牵出的线头太多——县令姓苏，乃安国公府旁支远亲；而批文上的兵曹印鉴，竟与当年“灯变”之夜宫门调度令出自同一掌印官之手。
更蹊跷的是，行动所耗银两，明载为“修渠专款”，可户部账册显示，该笔款项从未拨至工部，反由内库直付边军协防营，再无下落。
这不是寻常贪墨。
这是有人借朝廷名目，系统性抹去一段被禁止存在的历史。
沈砚舟起身踱步，烛光把他瘦削的身影拉得很长。
他想起裴文昭被押走那天，在大理寺偏堂递来的半页残笺——上面只写了一句：“贞元二十一年春，先帝召三十六臣于西苑密议，未出。”
如今看来，那座被掘毁的无名坟，或许正是其中之一的埋骨之地。
他提笔拟奏疏，字斟句酌。
不提私刑、不论政争，只讲礼制崩坏之危。
他说：“天下之所以信朝纲，在于存迹以证是非。若坟茔可平，碑石可磨，则孝道何依？祖训何凭？”继而提议设“历史遗迹保护司”，专查十年前冤案遗存，由礼部、大理寺共监，许民间举证，许史官复勘。
奏本递上去那一日，朝中哗然。
保守派怒斥其“借古非今”，翰林学士联名驳议，称此举将致“百年旧账翻腾，动摇国本”。
可礼部侍郎却在廷议上沉声道：“我朝以孝治天下，若连一座百姓私坟都护不住，还谈什么慎终追远？”此言一出，满殿默然。
数日后，皇帝准奏试行一年，衙署暂隶太常寺辖下。
消息传出，各地已有十余起类似毁碑灭迹之事浮出水面。
寒夜深处，裴文昭独坐空房。
门外有差役轮守，屋内冷如冰窖。
他靠着窗，听巷外风声，忽闻远处传来稚嫩齐诵——
“贞元二十一年三月初七，诏曰：‘社稷之重，在信不在兵……’”
是《灯变实录》的序言。
声音由远及近，像是从某处学堂传来，清亮如泉，一字不差。
他怔住，许久才缓缓抬起手，从袖中取出那片陶片。
边缘粗糙，中央一个“赦”字深深刻入，凹纹清晰可辨。
这是苏锦黎派人趁夜送来的“家祠铭刻”残件，据说是从某座已被拆毁的老祠堂墙基里挖出的唯一信物。
他摩挲着那个字，忽然低笑一声，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你们以为锁住了我……可现在，连五岁小儿都在替我写史。”
同一时刻，宫中首辅正欲呈报“严查民间私传逆书”，却被内侍拦下。
“陛下说了，”那人低声，“孩子们背的若是假话，为何听起来比朝会上的真话还像真的？”
殿内香炉烟缕袅袅，龙椅之上，皇帝闭目不语。
而在城南某间私塾的墙上，一张新绘的地图悄然张贴——纸上朱笔圈点，标着几处荒园、废庙与断桥，旁注小字：“旧碑所在，待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