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河县的调研接近尾声，那份沉甸甸的初稿在我心中反复打磨，几乎能倒背如流。王伯年老师的意思是，最后再开一个座谈会，听听县里主要领导的“官方说法”，算是兼听则明。
座谈会设在县政府略显陈旧的会议室里。椭圆形的会议桌，铺着墨绿色的绒布，上面摆放着几个塑料假花盆景，落了些灰尘，显得有些无精打采。对面坐着的是县长吴富贵和分管农业的副县长钱卫东。吴县长五十来岁，身材微胖，梳着地方干部常见的中年谢顶后精心打理的地中海发型，脸上总是挂着那种公式化的、让人挑不出毛病的笑容。钱副县长则精瘦一些，眼神里透着股基层官员特有的精明与审慎。
王老师主持，先客气地肯定了清河县在农业发展上取得的成绩——这是惯例，也是铺垫。吴县长立刻接过话头，声音洪亮，带着本地口音的普通话抑扬顿挫：“感谢省里领导对我们清河工作的关心和指导！我们县委县政府，始终把农业发展放在心头，扛在肩上！特别是今年，我们积极响应上级号召，大力推广优质稻种，农民兄弟的积极性那是空前高涨啊！”
他侃侃而谈，列举着一连串数字：粮食预估产量、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农业产值增长百分比……这些数字光鲜亮丽，与他口中那片充满希望的土地相得益彰。若只听他讲，清河俨然已是鱼米之乡，小康在望。
我低头看了看笔记本上记录的，李老栓那愁苦的面容，张寡妇家那空荡荡的米缸，还有孩子们因缺乏营养而略显蜡黄的小脸。这些鲜活却沉重的画面，与吴县长口中那串冰冷的数字形成了尖锐的对比。一股热气在我胸口涌动。
轮到我们反馈初步看法时，王老师说得比较委婉，提到了在调研中看到的一些“实际情况”，比如农民自留粮不足，现金收入渠道单一等。
我深吸一口气，接过话头，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但年轻的锐气还是忍不住透了出来：“吴县长，钱副县长，我们这次下去走了几个村，听到、看到的情况，可能和县里统计的数据有些……出入。”我顿了顿，感受到对面投来的目光瞬间专注了许多。
“比如在三岔河村，我们了解到，大部分农户家里的余粮最多只能吃到明年开春。为了缴纳今年的各项提留和集资款，很多人家几乎是倾其所有。李老栓家，甚至把来年的稻种都卖了一部分。”我尽量陈述事实，避免使用过于情绪化的词语，但每一个字都像小锤子，敲在安静的会议室里。
吴县长的笑容略微僵硬了一下，随即恢复自然，他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吹浮沫，没有立刻说话。
钱副县长清了清嗓子，开口了，语气带着一种过来人的“务实”：“林同志年轻，有干劲，看到农民兄弟生活不易，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不过呢，看问题要全面。农民嘛，自古以来就是看天吃饭，苦一点是正常的。我们要看大局，看发展。县里财政也紧张，各项建设，修路、办学、维持运转，哪一样不要钱？这些负担，总得有个出处嘛。”
他这话说得圆滑，既点明了我“年轻”，潜台词是缺乏经验，容易片面，又把负担重归结为“自古如此”和“发展需要”，一下子把问题的性质模糊了。
我那股不服输的劲儿上来了，追问道：“钱副县长，大局和发展我们当然理解。但是，这个‘出处’是否应该有个限度？是否应该考虑一下农民的实际承受能力？我们计算过，三岔河村一户普通农户，一年的人均负担接近两百元，而他们的人均年纯收入，根据我们走访估算，恐怕还不到五百。这个比例，是不是太高了？”
我直接抛出了初步测算的数据，这让钱副县长的脸色有些难看了。
吴县长终于放下了茶杯，脸上的笑容收敛了几分，语气也变得语重心长起来，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点拨”：“致远同志啊，你在省里大机关，可能不太了解我们基层工作的复杂性。我们清河是贫困县，底子薄，基础差。不集中力量办几件大事，怎么改变落后面貌？怎么向上级交代？农民负担是重了点，这是暂时的，阵痛嘛！等我们县里的工业发展起来，财政宽裕了，自然就能反哺农业，减轻农民负担了。这叫‘先予之后取之’的道理。”
他巧妙地偷换了概念，把对农民的超额汲取，包装成了为了长远发展不得已的“阵痛”，并且暗示我不懂基层实际，站着说话不腰疼。
会议室里的气氛变得有些凝滞。王老师在桌下轻轻碰了碰我的腿，示意我适可而止。
但我胸中那团火还在烧。我想起李老栓那双浑浊又带着一丝期盼的眼睛，想起他小心翼翼递过来的那碗能照见人影的稀饭。如果连真实情况都不敢说出来，那这次调研的意义何在？
我挺直了脊背，目光直视着吴县长：“吴县长，我明白基层工作千头万绪，很难。但是，‘阵痛’不能永远由最弱势的群体来承担。发展是为了人民，这个道理我们都懂。如果发展的代价是让一部分群众的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甚至动摇他们再生产的根基（比如卖掉稻种），那么这种发展的可持续性在哪里？它的正当性又在哪里？”
我提到了“正当性”这个词，虽然委婉，但已经触及了核心。吴县长的脸色彻底沉了下来，他不再看我，而是转向王伯年，语气冷淡了不少：“王处长，看来省里的同志对我们清河的工作，意见很大啊。我们基层干部风里来雨里去，工作做得不到位，我们检讨。但有些情况，可能也需要更全面地了解。”
他把皮球踢给了王老师，暗示我们调研不深入，或者带有偏见。
王老师赶紧打圆场，说我们只是反映一些看到的情况，供县里参考，最终报告会力求客观公正云云。
接下来的会议，就在一种心照不宣的沉闷气氛中草草结束。
走出县政府大楼，午后的阳光有些刺眼。我心中的愤懑并未因争论而消散，反而更加沉重。我原本以为，摆出事实，讲清道理，就能引起地方的重视。现在看来，我太天真了。他们有一套自成体系的逻辑，一套用于应对上级检查、维护自身政绩的话语系统。在这个系统里，农民个体的苦难，可以被宏大的发展叙事和光鲜的数字轻易掩盖。
“怎么，还在生气？”王老师的声音在旁边响起，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
“老师，他们明明知道问题所在，为什么就是不愿意承认？还要用那些大道理来搪塞？”我语气里带着不解和委屈。
王老师叹了口气，拍了拍我的肩膀：“致远啊，你今天说的，道理上都对。但你要明白，在基层，很多时候，‘政治’不仅仅是明辨是非，更是权衡利弊。吴县长他们肩膀上扛着的，不仅是农民的口袋，还有全县干部的工资、上面的考核指标、他自己的乌纱帽。你戳破他精心维护的数字泡沫，就等于否定他的政绩，动了他的根本利益。他怎么可能轻易认账？”
他望着远处县政府那面飘扬的国旗，意味深长地说：“今天这场争论，你赢了道理，但他们……赢了场面。这就是现实给你上的第一课：有时候，真相本身，就是一种冒犯。”
“那……我们的报告还写吗？”我迟疑地问。
“写！为什么不写？”王老师的目光重新变得坚定，“正因为有阻力，才更需要有人把真实的声音发出来。不过，怎么写，写到什么程度，需要技巧。愣头青似的硬撞，除了头破血流，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走吧，回去好好琢磨，怎么把这‘冒犯的真相’，说得既能引起重视，又不至于被直接扔进废纸篓。”
我默默点头，心中的火焰并未熄灭，只是开始思考，该如何将这火焰，锻造成一把更精准、更有力的手术刀，而不是一根一碰就折的木棍。前方的路，似乎比我来时想象的，还要曲折和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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