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蒙蒙亮，铁匠铺的风箱就“呼嗒呼嗒”地响了起来，火星从炉口溅出来，在晨雾里划出一道道红痕。包拯踩着露水走到铺前时，王铁匠正抡着大锤锻打一根铁条，汗水顺着他黝黑的脊梁往下淌，在地上积成小小的水洼。
“王师傅，忙着呢。”包拯站在炉边，热浪扑面而来，他却纹丝不动，目光落在墙角堆着的农具上——那些锄头、镰刀的刃口都磨得锃亮，显然是下了功夫的。
王铁匠吓了一跳，手里的大锤差点砸偏：“是包大人啊！您咋这时候来了？快进屋歇着，屋里有凉水解暑。”他往围裙上擦了擦手，露出胳膊上狰狞的疤痕——那是早年在矿场被监工用铁棍打的，至今还泛着青紫。
“不用，就在这儿说说话。”包拯指着铺子里的长凳，自己先坐了下来，“听说您上个月跟煤贩子起了争执？”
提到这事，王铁匠的火气就上来了，往地上啐了口唾沫：“那狗东西！送来的煤里掺了一半石头，烧起来尽冒烟，打出来的铁器都带着砂眼！我找他理论，他还说‘华工的钱好赚，给啥就得要啥’，要不是天宇镇官拦着，我非砸了他的煤车不可！”
他蹲在地上，捡起块掺了石头的煤块：“您看，这哪是煤？分明是糊弄人！咱们华工干的是最累的活，挣的是最干净的钱，凭啥受这窝囊气？”
包拯接过煤块，指尖碾了碾，黑色的粉末簌簌落下。“除了煤的事，还有别的难处吗？”他翻开小册子，笔尖悬在纸上，等着下文。
“多了去了！”王铁匠扳着手指头数，“就说这工钱吧，镇上的规矩是‘干一天给二十文’，可木工房的欧洲弟兄干同样的活，能多拿五文，说是‘他们手艺巧’。巧啥？不就是把桌子腿做得圆一点？咱们打的锄头能开荒，他们的桌子能当饭吃？”
这话刚落，旁边磨铁的李老四搭了腔：“还有住的地方！您去西头看看，十二户华工挤在十二间屋里，我家三代五口人，晚上睡觉都得侧着身；欧洲移民那边呢？一家一间还带菜园，凭啥？就因为他们金发碧眼？”
李老四的婆娘去年在矿场染了肺病，常年咳嗽，他指着铺角的药罐：“抓药得去县城，来回四十里地，光脚力钱就够买两副药了。镇上要是有个医馆，谁愿遭这份罪？”
包拯的笔尖在纸上飞快移动，“薪资不均”“住房拥挤”“医疗匮乏”几个字被圈了又圈。他抬头看向铁匠铺外，几个华工正扛着铁砧往工地走，脚底下是磨得发亮的草鞋，裤腿上打着层层补丁。“你们跟欧洲弟兄有过直接冲突吗？”
王铁匠叹了口气：“倒没真动手，就是怄气。前几天晒谷，他们的麦堆占了大半场地，咱们的玉米只能堆在边上，夜里下了场雨，浸坏了不少。找他们理论，他们说‘麦比玉米金贵’，气得赵二柱差点掀了麦堆。”
正说着，赵二柱推着独轮车过来，车上装着刚修好的犁头。“包大人，您可得给咱们做主！”他把车往地上一放，声音带着哭腔，“昨天我去领粮食，粮仓的刘管事说‘华工口粮按大人小孩减半发’，凭啥？难道咱们华工的肚子是铁打的？”
他从怀里掏出个皱巴巴的布袋，倒出半捧掺着沙子的玉米：“这就是发给咱们的‘口粮’，您看看，能咽下去吗？欧洲弟兄领的是白花花的小米，连壳都不用剥！”
包拯捏起一粒玉米，沙子硌得指尖生疼。他突然想起昨日在皮特菜园看到的景象——那里的土豆苗长得齐整，显然是用了好肥料。“粮仓的粮食，是按人头分的？”
“说是按人头，实则看脸色！”赵二柱气不打一处来，“刘管事是本地地主的远房侄子，平时就向着欧洲移民，说他们‘懂规矩’。咱们咋不懂规矩了？不就是没给他塞过好处吗？”
这话像块石头投进水里，周围的华工都围了过来，七嘴八舌地诉苦。有人说孩子到了上学的年纪，却进不了镇上的临时学堂，因为“先生只教欧洲话”；有人说去市集买布，掌柜的见是华工，就把最次的粗布拿出来，还卖得比别人贵；还有人提到矿场的旧账——前几年被克扣的工钱，至今没要回来，矿主的亲戚还在镇上开着杂货铺，见了华工就翻白眼。
包拯的小册子很快记满了，纸页边缘都被他攥得发皱。他站起身，往华工聚居区走去，王铁匠和赵二柱非要跟着，说“好多事得亲眼看看才信”。
西头的土坯房果然挤得厉害，李老四家的三间小屋被木板隔成四间，老人睡里屋，夫妻俩带着三个孩子睡外间，地上铺着干草，就算是床了。李老四的婆娘躺在床上咳嗽，声音像破风箱，孩子趴在床边，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桌上的野菜汤。
“这屋漏雨吗？”包拯指着墙角的霉斑，那里的墙皮已经脱落，露出里面的麦秸。
“漏！昨儿下大雨，盆盆罐罐都用来接水了。”李老四的婆娘咳着说，“夜里冷，孩子总冻醒，身上长了不少冻疮。”
隔壁赵二柱家稍好些，但也局促得很。他婆娘正给最小的娃喂奶，见生人来，慌忙用破布遮住胸口，脸涨得通红。“包大人别见怪，实在是没件体面衣裳。”她低声说，怀里的娃瘦得只剩皮包骨，哭声细若蚊蚋。
走到巷子尽头，包拯看见几个孩子蹲在泥地里，用树枝画着圆圈玩。最大的不过七岁，最小的才刚会走路，身上的衣服补丁摞着补丁，脚上连草鞋都没有。“咋不去学堂？”包拯问，其中一个孩子抬起头，眼睛里沾着泥：“先生说我们太脏，不让进。”
这话像针一样扎在包拯心上。他转身往粮仓走，刘管事正指挥着人给欧洲移民分粮食，白花花的小米装了满满一麻袋，皮特的儿子抱着个白面馒头，吃得正香。看见包拯，刘管事脸上堆起笑：“包大人来了？要不要看看新到的绿豆？”
包拯没理他，指着旁边的玉米堆：“华工的口粮，就是这个？”刘管事的笑容僵在脸上：“是……是按规定发的，他们……他们吃得糙惯了。”
“规定？”包拯的声音陡然转冷，从怀里掏出小册子，“哪条规定说华工的口粮要掺沙子？哪条规定说大人小孩要减半？又哪条规定说欧洲弟兄能多拿五文工钱？”
刘管事的脸瞬间惨白，腿一软就跪了下去：“大人饶命！是……是小的糊涂，听了地主老爷的话……”
“把今天发错的粮食，全部换回来。”包拯的声音不带一丝温度，“再把近三个月的账册拿来，我要一笔一笔查。若有克扣，休怪我按律处置！”
周围的华工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有人激动得哭了起来，赵二柱抹着眼泪说：“包大人，您真是青天大老爷啊！”
包拯没说话，只是望着西头的土坯房，那里的烟囱又升起了炊烟，比平时更旺些。他知道，这些诉求背后，藏着的是华工们对“公平”二字的渴望——他们不怕吃苦，怕的是流汗再多，也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怕的是同为华夏镇的镇民，却要被分成三六九等。
夕阳西下时，包拯的小册子又添了几页，最后一行写着：“华工所求，非特殊优待，乃一视同仁。”他合上本子，往镇署走去，影子被拉得很长，像一条通往公平的路。而这条路，从今天起，他要和这些朴实的华工一起，一步一步踏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