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卷 霓裳羽衣曲
第三十六章 权相末路
第一节：中书决事
大历初年（766年及以后）的长安，春寒料峭，但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元载的府邸却温暖如春，其门庭若市之景，更胜于大明宫前的百官待漏院。四方官员、各方镇使者，欲求晋见天子者，往往需先至这座位于大宁坊的豪华宅邸打通关节。府中有一处名为“月堂”的精致庭园，每逢元载欲对政敌进行重大构陷时，便独处其中，沉吟构思，当其面带喜色而出时，必有朝臣或名将遭殃。
朝堂之上，代宗李豫端坐御榻，神情时常带着一丝倦怠与疏离。多年的动荡与惊吓，损耗了他的心力，也让他对繁琐的政事产生了某种程度的依赖与厌倦。元载精于揣摩，总能将复杂的军政要务梳理得条理清晰，并提出看似稳妥的处置方案，这深合代宗渴望稳定、不愿再起波澜的心意。于是，军国大事，多委之元载决断。
元载大权在握，愈发恣意妄为。他公然卖官鬻爵，划定价格，台省要职，皆有定价。江淮方面的地方长官，以及京师中的京兆尹、县令等肥缺，求官者络绎于其门，政治风气极度败坏。其妻王氏，子元伯和、元仲武等，皆倚仗其势，招权纳贿，奢侈无度。
为进一步巩固权力，元载与另一位宰相王缙结成牢固同盟，又拉拢宦官首领、内侍监董秀，窥探宫中动静，代宗之意，元载往往能先于他人知晓。如此一来，言路闭塞，敢于直言进谏者，如左拾遗杨绾、起居舍人常衮等，皆被其排挤出朝，或置于闲散之位。
第二节：西陲烽烟
就在元载于朝中翻云覆雨之际，帝国的西陲，烽火几乎未曾停歇。吐蕃利用安史之乱后唐军主力内调、陇右河西空虚的良机，已完全占据了青海至西域的广阔地域，其兵锋年年内犯，目标直指关中。
灵武、邠州、泾州一线，成为抵御吐蕃的最前沿。郭子仪以朔方军为核心，联合回纥（时叛时附），勉力支撑着漫长的防线。然而，朝廷供给时有不继，边军生活困苦，士气难免受到影响。
大历二年（767年）九月，吐蕃大将尚结息、赞磨（马重英）等再次率众数万，围攻灵州（今宁夏灵武）。游骑甚至一度窜至邠州城外，京师震动。代宗急令郭子仪率河中镇兵五万移镇奉天，以为声援。
面对来势汹汹的吐蕃军，郭子仪再次展现了他老练的防守艺术。他并不急于与吐蕃主力决战，而是采取“坚壁清野，疲敝敌军”的策略，同时不断派出精锐骑兵，袭扰吐蕃粮道。朔方节度使路嗣恭在灵州城内坚守不出，吐蕃顿兵坚城之下，久攻不克，粮草渐尽，又闻郭子仪大军将至，恐归路被断，只得解围而去。
此类战事，在大历年间几乎成为常态。吐蕃秋高马肥时则入寇，饱掠一番或遇顽强抵抗则退去。唐军虽能屡屡将其击退，但始终无法从根本上解除威胁，关中百姓疲于奔命，国力在不断消耗中持续衰弱。
第三节：剑南孤忠
与西北战线的被动防御相比，帝国的西南边陲——剑南西川，却在一代名将崔宁（原名崔旰）的经营下，呈现出难得的稳固甚至进取之势。
崔宁本为严武部将，勇猛有谋略。严武死后，西川军乱，崔宁在混战中脱颖而出，得到将士拥戴，上表求封节度使。朝廷起初不予承认，派宰相杜鸿渐入蜀平乱。杜鸿渐畏怯，反而安抚崔宁，承认其地位。至大历二年，代宗正式任命崔宁为剑南西川节度使。
崔宁镇蜀后，一方面团结当地汉羌豪帅，厚加抚恤；另一方面整顿军备，训练士卒，使其麾下蜀军成为一支能征善战的劲旅。他多次主动出击，击败入侵的吐蕃和南诏联军，不仅稳固了西川防务，甚至一度收复了部分被吐蕃占据的维州（今四川理县）等要地，令吐蕃在西线感受到了来自侧翼的压力。
然而，崔宁在蜀地威权自专，几乎形同独立，其节度使之位亦是通过兵变获得，这为日后朝廷与西川的关系埋下了隐患。但至少在此时，他如同一颗钉子，牢牢楔在帝国的西南大门，有效地牵制了吐蕃的部分兵力，成为了郭子仪在西北防线之外，一个意外的有力支撑。
第四节：积弊深重
元载的专权与边疆的连年战事，使得大历时期的唐帝国，虽表面上维持着统一与和平（除河北外），但内里的危机却在不断加深。
最大的问题是财政的拮据与赋税的沉重。为了供养庞大的官僚体系（尤其是元载及其党羽的奢侈生活）和应对吐蕃的连年战争，朝廷不得不加重对尚且控制区域百姓的盘剥。盐铁专卖、青苗钱、地头钱等各种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江淮、荆襄等地的百姓负担尤为沉重。
与此同时，均田制早已败坏，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农民破产流亡，或成为地主庄园的佃客，或涌入城镇成为浮户，国家掌握的纳税户口锐减。府兵制也早已名存实亡，军队主要依赖招募的职业兵（官健），其军饷开支巨大，且容易形成对将领的人身依附，这进一步助长了藩镇势力的发展。
朝堂之上，正气不张。元载为了防止有人通过科举入仕威胁其地位，甚至一度建议代宗，以为国家近年来平安无事，科举取士只需考察考生长相和言辞即可，无需考核学问。此荒谬之论虽未完全施行，但科举的公正性已受到严重侵蚀，寒门才俊晋身之路愈发艰难。
第五节：冰山将倾
大历十二年（777年）前后，元载的权势达到了顶峰，其骄奢淫逸也达到了极致。他在长安城中有多处豪宅，僮仆过百，歌伎成群。其在近郊修建的亭台别墅，连绵相接，占据了好畤县的膏腴之地，其规模形制，甚至超越了宫苑。
然而，盛极必衰。元载的所作所为，早已引起朝野上下许多正直之士的强烈不满，也渐渐超出了代宗所能容忍的底线。代宗虽然怠政，但并非昏聩之君，对元载的贪腐和弄权，心中早已积怨甚深。尤其是元载与王缙党同伐异，几乎将朝政变成其一言堂，这严重威胁到了皇权的独尊。
更为致命的是，元载试图插手禁军事务，这触动了代宗最敏感的神经。他秘密结交了一些禁军将领，此举被代宗身边另一得宠宦官、飞龙使鱼朝恩（与程元振不同派系）所侦知，并密报于代宗。
代宗终于下定决心，铲除这个尾大不掉的权相。他秘密召见了自己的舅舅、左金吾大将军吴凑，以及不满元载的几位近臣，开始布局。
大历十二年三月庚辰（公元777年5月10日），代宗驾临延英殿，命吴凑率禁军将入宫奏事的元载、王缙当场逮捕，囚禁于政事堂。同时分派使者，逮捕其党羽吏部侍郎杨炎、谏议大夫韩洄、包佶、徐演等多人。命吏部尚书刘晏、御史大夫李涵、散骑常侍萧昕等共同审讯。
罪证确凿，元载、王缙对其贪腐、结党、窥探禁中等罪行供认不讳。代宗下诏，赐元载自尽于万年县狱。其妻王氏及子元伯和、元仲武、元季能皆被处死，家产抄没，仅胡椒就抄出八百石，其贪腐之巨，令人咋舌。王缙被贬括州刺史，其余党羽或贬或流。
权倾一时的元载集团，顷刻间土崩瓦解。
元载的覆灭，标志着代宗朝一个时代的结束。它清除了朝堂上一个巨大的毒瘤，暂时振奋了人心。然而，元载留下的，是一个财政空虚、藩镇骄纵、边患频仍、制度崩坏的烂摊子。继任的宰相，如刘晏、杨绾、常衮等，虽有才干，试图革除弊政，但帝国积重难返，中兴之梦，似乎已越来越遥远。冰山虽露出一角，但其水下庞大的根基——藩镇割据与宦官擅权，依然牢固，并在等待着下一次的浮出水面。
（第三十六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