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池县衙那场看似盖棺定论的审判，并未能真正平息这起离奇命案所带来的波澜。正如古语所云：“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尽管官方文书上白纸黑字写着连宗“中风猝死”、连宇支秩“诬告讹诈”，但案件的诸多疑点，以及连宇、支秩悲愤下狱的遭遇，还是如同长了翅膀一般，迅速在河池县的大街小巷、茶楼酒肆间传播开来。
街谈巷议，众口铄金。人们私下里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对这起案件有着各种各样的猜测与评判。
关于长工连宗，舆论几乎是一边倒的鄙夷与唾弃。“真是个不知死活的东西！”茶馆里，一个老者啐了一口，“一个长工，竟敢觊觎主母，做出这等伤风败俗之事，真是死有余辜！”“可不是嘛，听说还是他借着帮主母偷拿家当送娘家的机会，要挟逼迫成奸的，品行如此卑劣，实在该死！”大多数人认为，连宗行为不端，触犯伦常，其丧命是咎由自取，并无人同情。他的死，在众人眼中，更像是一出丑剧的必然结局。
然而，对于地主俞厥成，民间的评价则要复杂和微妙得多。一方面，他作为被长工背叛、被戴上绿帽的丈夫，似乎天然占据着道德的制高点，值得同情。“俞员外也是倒了血霉，娶了这么个不守妇道的，还招了这么个白眼狼的长工，真是家门不幸啊！”有人如此叹息。
但另一方面，更多细碎的、源自直觉的议论，则指向了俞厥成在此事中的反应与手段。“话说回来，你们不觉得这事儿太巧了吗？”市集上，一个菜贩压低声音对熟客道，“连宗刚在支秩家说了那混账话，没几天就‘中风’死了？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而且，那伤口……啧啧，听说验尸的时候，一点血都没有，白剌剌的，邪门得很！”“俞员外平日里看着和气，可你们想想他那吝啬劲儿，对自己婆娘都防得跟贼似的，能是省油的灯？我看呐，他怕是早就知道了，隐忍不发，然后……”说话的人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眼神意味深长。
这些议论，虽无真凭实据，却如同暗流，在河池县的地下涌动。俞厥成那伪善、冷酷、精于算计的形象，渐渐在坊间形成。人们表面或许依旧客气地称他一声“俞员外”，但背地里，多数人已将其视作一个心狠手辣、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伪君子”、“真恶徒”，对其敬而远之，甚至暗生恐惧。
而事件中的另一个关键人物，鲍氏，其命运则更为可悲。她从那日之后，便彻底从公众视野中消失，被禁锢在俞家大宅那高高的围墙之内。昔日备受宠爱的继室夫人，如今沦为了身份卑贱、终日劳作的婢女，受尽白眼与驱使。俞厥成似乎将她当作了一个活的警示，一个发泄怨气的对象。她在屈辱、恐惧与无尽的悔恨中煎熬度日，容颜迅速憔悴，精神也趋于崩溃，其状甚惨。她的存在，仿佛是这个悲剧一个无声的、流着脓血的伤口。
最令人唏嘘不已的，自然是连宇与支秩。他们为兄申冤，为友鸣不平，却落得如此下场。五十大板，打得他们皮开肉绽，数月难以痊愈；三个月的监禁，暗无天日，身心备受摧残；而那赔偿三年地租的判决，更是让他们本就不宽裕的家庭雪上加霜，几乎陷入绝境。连宇出狱后，带着一身伤病和满腹冤屈，在乡邻异样的目光中艰难求生；支秩同样如此，不仅身体受损，作为佃户，未来的生计也更为艰难。他们的遭遇，成了这起冤案最直接、最悲惨的承受者，也成了河池县百姓心中一道无声的控诉。
即便是看似赢得了官司的黄知县，其仕途也并非全无影响。尽管在官方层面，此案已了结，但他在此案审理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迂腐、武断、过分依赖书本而忽视人情事理与逻辑推理的能力缺陷，还是通过各种渠道，为同僚和部分士绅所知晓、所私下诟病。“河池黄令，断案如儿戏，唯书是从，不察情理。”这样的评价，悄然流传，成为了他官声上一个难以抹去的污点，或许也影响了他未来的升迁。
正是因为这起案件情节过于曲折离奇，融合了通奸、谋杀、诬告、律法知识滥用、官场昏聩、人性幽暗等多重极具戏剧张力的元素，使其极具传播力与生命力。时隔多年之后，它被一位名叫余象斗的明代小说家，收录于其编撰的《皇明诸司公案》（亦称《廉明奇判公案》）之中，以文学的形式被记录、被演绎，流传后世，成为了一个反映明代中后期社会司法实践、世态人情与道德困境的经典案例。它的意义，早已超越了河池一县、正统一朝，成为了一个可供后人不断剖析、引以为戒的历史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