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乙卯年（公元235年）开始，到丁巳年（公元237年）结束，一共三年。
魏明帝青龙三年（乙卯年，公元235年）
春季，正月，戊子日：任命大将军司马懿为太尉。
丁巳日：皇太后郭氏（郭女王）去世。明帝多次向太后追问生母甄皇后（甄宓）的死状，太后因此忧虑而死。
蜀汉杨仪杀掉魏延后，自以为立下大功，应当代替诸葛亮执掌朝政；但诸葛亮生前密定的安排，认为杨仪心胸狭隘，意在让蒋琬继任。杨仪回到成都，被任命为中军师，没有实际统领的职权，只是闲职而已。当初，杨仪在昭烈帝（刘备）时任尚书，蒋琬当时是尚书郎。后来虽然都担任丞相参军、长史，但杨仪每次随诸葛亮出行，承担的都是繁重艰苦的任务；他自认为资历比蒋琬老，才能也超过蒋琬，于是怨恨愤怒表现在言语神色上，叹息之声发自肺腑。当时人们害怕他说话没有节制，没人敢和他交往。只有后军师费祎前去慰问他，杨仪对费祎发泄怨恨，说了很多不满的话。又对费祎说：“当初丞相去世的时候，我如果率领全军投奔魏国，处世怎么会落魄到这种地步呢！真令人追悔莫及啊！”费祎秘密上表报告了杨仪的话。后主刘禅将杨仪废为平民，流放到汉嘉郡（今四川雅安）。杨仪到了流放地，又上书诽谤朝廷，言辞激烈偏激。朝廷于是下令汉嘉郡逮捕杨仪，杨仪自杀。
三月，庚寅日：安葬文德皇后（郭女王）。
夏季，四月：后主刘禅任命蒋琬为大将军、录尚书事（总领尚书台政务）；费祎接替蒋琬为尚书令。
魏明帝喜好土木工程，修建了许昌宫后，又整修洛阳宫，建造昭阳太极殿，修筑总章观，高达十余丈。劳役征发不止，农桑生产荒废。司空陈群上书说：“从前大禹继承唐尧、虞舜的盛世，尚且住低矮的宫室，穿粗劣的衣服。何况如今经过战乱之后，人口稀少，比起汉文帝、景帝时期，不过相当于当时的一个大郡。加上边境战事未息，将士劳苦，如果再发生水旱灾害，就是国家深重的忧患了。从前刘备从成都到白水关（今四川广元），沿途大建驿站馆舍，耗费人力劳役，太祖（曹操）知道他是使百姓疲惫。现在我国耗费民力，也是吴国、蜀国所希望的。这是国家安危的关键，希望陛下考虑！”明帝答复说：“帝王大业和宫殿建筑，也应该同时建立。消灭敌贼之后，只需停止防守罢了，哪能再征发劳役呢！这本来就是你的职责，就像萧何当年规划未央宫那样重要。”陈群说：“从前汉高祖只与项羽争夺天下，项羽灭亡后，宫室都被烧毁，所以萧何修建武库、太仓，都是紧急要务，然而高祖还批评他建得太壮丽。如今吴、蜀两个强敌尚未平定，实在不该与古代情况相同。大凡人们想做什么，没有找不到借口的，何况您是天子，没人敢违背。陛下先前想拆毁武库，说不能不拆；后来又想重建，说不能不建。如果一定要兴建，固然不是臣下的言辞所能劝阻的；如果稍加留意，断然改变心意，那也不是臣下所能做到的。汉明帝想建德阳殿，钟离意劝谏，他立刻采纳了，后来才重新修建；宫殿建成后，他对群臣说：‘如果钟离尚书还在，这座殿就建不成了。’帝王怎么会惧怕一个臣子呢？都是为了百姓啊。如今臣不能稍稍感动圣德，比起钟离意差得太远了。”明帝于是稍有减省。
明帝沉溺于内宫宠幸，宫中女官的俸禄等级比照朝廷百官，自贵人以下到掖庭洒扫的宫女，共有数千人。挑选知书达理可以信任的女子六人，任命为女尚书，让她们审核宫外奏章，处理并签署意见（“画可”）。廷尉高柔上书说：“从前汉文帝珍惜十户中等人家的财产，不肯营建露台以供娱乐；霍去病忧虑匈奴为害，顾不上修建府第。何况如今所耗费的不止是百金的费用，所忧虑的也不仅仅是北狄（鲜卑）的祸患呢！可以大致完成目前营建的宫殿以满足朝会和宴饮的需要，完工后停止营建，让百姓休养生息；等吴、蜀二方平定后，再慢慢兴建。《周礼》规定：天子后妃以下一百二十人，嫔妃的仪制，已经够盛大了。我私下听说后宫人数，或许还超过此数，皇嗣不昌盛，大概能由此找到原因。臣愚以为可以精选贤淑美女以补足后宫员额，其余的全部遣送回家，这样既能养育精神，以专一清静为贵。如此，则《诗经·螽斯》所咏子孙众多的征兆，差不多可以实现了。”明帝答复说：“你总能直言进谏，其它事也要让我知道。”
当时狩猎法令严峻，杀死禁苑中鹿的人要处死，财产没收充公，能发觉告发者，给予重赏。高柔又上书说：“近年以来，百姓供应各种劳役，亲自种田的人已经减少；加上近来又有狩猎禁令，群鹿横行肆虐，啃食禾苗，处处为害，损失无法计算。百姓虽然设障防备，但力量有限无法抵御。至于荥阳（今河南荥阳）附近，方圆数百里，庄稼几乎绝收。如今天下生财之道很少，而麋鹿造成的损失很大，一旦发生战争，遇上荒年，将无法应对。恳请陛下放宽禁令，允许百姓捕鹿，解除禁令，那么百姓将长久受益，没有不欢喜的。”明帝又想铲平北邙山（洛阳北），下令在上面修建台观，以便遥望孟津（黄河渡口）。卫尉辛毘劝谏说：“天地的本性，就是有高有低。现在反其道而行，既不合理；加上耗费人力，百姓不堪劳役。况且如果黄河泛滥，洪水成灾，而丘陵都被铲平，将靠什么来防御呢！”明帝才作罢。
少府杨阜上书说：“陛下继承武皇帝（曹操）开拓的大业，守护文皇帝（曹丕）善始善终的基业，实在应该追思学习古代圣贤的善政，总结观察末世放纵的恶政。假使当初桓帝、灵帝不废弃汉高祖的法度，不抛弃文帝、景帝的谦恭节俭，太祖（曹操）即使有神武之才，也无处施展，而陛下又怎能处在这样尊贵的地位呢！如今吴、蜀未平，军队在外，各种工程修建，希望陛下务必简约。”明帝下诏褒奖答复。杨阜又上书说：“尧帝崇尚茅草屋顶而万国安居，大禹住低矮宫室而天下乐业。到了商、周时期，殿堂也不过高三尺，宽度以九张席子为度。夏桀建造璇室、象廊，商纣修建倾宫、鹿台，因而丧失国家；楚灵王因修筑章华台而身受其祸；秦始皇建阿房宫，秦二世而亡。不估量百姓的承受能力，放纵自己耳目的欲望，没有不灭亡的。陛下应当以尧、舜、禹、汤、文王、武王为榜样，以夏桀、殷纣、楚灵王、秦始皇为深刻鉴戒，却反而自我放纵，只顾修饰宫殿台观，必定有颠覆危亡的灾祸。君主是元首，臣子是股肱，生死同体，得失与共。臣虽然才能驽钝怯懦，岂敢忘记谏诤之臣的责任！言辞不恳切至深，不足以感动陛下。陛下不体察臣的话，恐怕太祖、高祖（曹操、曹丕）的福祚将会坠毁于地。假使臣身死能补救万分之一，那么臣死之日，犹如再生之年。臣谨叩棺沐浴，伏地等候重罚！”奏书呈上，明帝被他的忠言感动，亲笔写诏答复。明帝曾经戴着一顶便帽，披着淡青色绫子做的半袖衣。杨阜问明帝：“这在礼制上属于什么礼服？”明帝默然不答。从此以后，不穿符合礼制的礼服就不见杨阜。杨阜又上书请求裁减未被宠幸的宫女，于是召见管理宫廷用品的御府吏询问后宫人数。官吏遵守旧规，答道：“这是宫禁机密，不得泄露！”杨阜大怒，责打小吏一百杖，斥责道：“国家大事不和九卿商议，反而与小吏定为机密吗？”明帝更加敬畏他。
散骑常侍蒋济上书说：“从前勾践（越王）养育百姓准备复仇，燕昭王抚恤病人以雪国耻，所以弱小的燕国能制服强大的齐国，疲弱的越国能消灭强劲的吴国。如今吴、蜀二敌强盛，陛下在世时如不能除掉他们，将是百世的责任。以陛下圣明神武的谋略，放下那些不急之务，专心讨伐贼寇，臣以为并不困难。”中书侍郎东莱人王基上书说：“我听说古人用水比喻百姓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颜渊说：‘东野子（东野稷）驾车，马力已尽，却还要驱赶不止，恐怕要失败。’如今劳役繁重，男女分离，希望陛下深思东野子失败的教训，留意水舟的比喻，在马力未尽时让奔马休息，在民力未困时节省劳役。从前汉朝拥有天下，到孝文帝时只剩下同姓诸侯，而贾谊就担忧说：‘把火放在柴堆下面，自己睡在上面，还认为是安全的。’如今敌寇未灭，猛将拥兵，约束他们就无法应敌，长久下去则难以留给后代。正值盛世，不致力于消除隐患，如果子孙不够强盛，就是国家的忧患了。假如贾谊再生，必定比从前更加忧心忡忡。”明帝都不听从。
殿中监（负责宫殿营建）监督工程，擅自拘捕兰台令史（御史台属官），右仆射卫臻上奏弹劾。明帝下诏说：“宫殿没建成，是我所关心的，你推究此事，是为什么？”卫臻说：“古代制定禁止越职侵权的法规，不是厌恶官员勤于政事，实在是认为益处小，危害大。臣每次考察校事（特务官员）的行为，大都如此，如果又纵容他们，恐怕各部门都将越权，以至纲纪废弛了。”
尚书涿郡人孙礼坚决请求停止劳役，明帝下诏说：“我接受正直之言。”催促遣返百姓停工；但监工又上奏请求再留一个月，以便完成收尾工程。孙礼直接到工地，不再请示，宣称奉诏停止劳役，遣返民工。明帝认为他的做法奇特而没有责备。明帝虽然不能完全采纳群臣直言进谏的意见，但都能宽容他们。
秋季，七月：洛阳崇华殿发生火灾。明帝问侍中兼太史令泰山人高堂隆：“这是什么灾祸？按礼制，有祈福消灾的意义吗？”高堂隆答道：“《易传》说：‘居上位者不节俭，在下位者不节约，灾火烧毁他的房屋。’又说：‘君主高筑楼台，天火成灾。’这是君王致力于修饰宫室，不知百姓财尽力竭，所以上天以旱灾回应，火从高殿燃起。”明帝下诏问高堂隆：“我听说汉武帝时柏梁台发生火灾，反而大建宫殿来镇压灾祸（建章宫），这怎么解释？”高堂隆答道：“那是夷越巫师的做法，不是圣贤的明训。《汉书·五行志》记载：‘柏梁台火灾后，有江充巫蛊之祸。’正如《五行志》所言，建章宫并未能镇压灾祸。如今应遣散民役。宫室制度，务必简约，清扫火灾之处，不敢在此重新建造，那么萐莆（瑞草）、嘉禾必定会在此地生长。如果疲民之力，竭民之财，不是招致祥瑞而安抚远方之人的做法。”
八月，庚午日：立皇子曹芳为齐王，曹询为秦王。明帝没有儿子，收养二王为子，宫廷和官署事务隐秘，没人知道他们的来历。有人说：曹芳是任城王曹楷（曹操之孙）的儿子。
丁巳日：明帝返回洛阳。
下诏重新修建崇华殿，改名为九龙殿。开渠引谷水穿过九龙殿前，用玉石砌井，雕饰栏杆；水从蟾蜍口中流入，由神龙口中吐出。命博士扶风人马钧制作司南车（指南车），用水力转动各种杂耍模型。陵霄阙刚建起时，有喜鹊在上面筑巢，明帝以此询问高堂隆，高堂隆答道：“《诗经》说：‘喜鹊筑巢，斑鸠居住。’如今兴建宫室，新起陵霄阙，而喜鹊筑巢，这是宫殿未成身不得居的征兆啊。上天的意思大概是说：‘宫室未成，将有异姓之人来控制它。’这是上天的警戒。天道无亲，只保佑善人。商王太戊、武丁见到灾异而恐惧，所以上天降福。如今若能停止各种劳役，增修德政，那么三王（夏禹、商汤、周文王）可以增为四王，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可以增为六帝，岂止是商王转祸为福而已！”明帝为之动容。
明帝性情严厉急躁，对那些监督修建宫室没有按期完工的人，亲自召来审问，话刚出口，对方已被斩首。散骑常侍兼秘书监王肃上书说：“如今宫室尚未完工，服役的有三四万人。九龙殿已足够安放圣体，里面也足够安置六宫妃嫔；只有泰极殿（可能指太极殿）前面的工程还很大。希望陛下挑选常吃国家俸禄的士卒中非急需使用的人，挑选其中壮丁，选留一万人，让他们定期轮换。都知道轮换有期，就没有人不高兴地干活，虽劳苦也不怨恨了。计算一年有三百六十万个工日（一万人一年工作日），也不算少。本该一年完成的，不妨分成三年完成，遣散其余的人，让他们都回家务农，这是长远的打算。取信于民，是国家最大的珍宝。先前陛下车驾将要巡幸洛阳，征发百姓修建营地，有关部门命令营地建成后就遣散民工；建成后，又贪图他们的劳力，没有按时遣返。有关官员只图眼前利益，不顾治国大体。臣愚以为，从今以后，倘若再征用民工，应明确命令，务必如期遣返；如有其他事务，宁可重新征发，也不要失信。大凡陛下临时处死的人，都是有罪的官吏，是该死的人；但百姓不知道，认为是仓促行事。所以希望陛下交给官吏审判，公布其罪行，同样是处死，也不要让罪犯玷污宫廷而被远近猜疑。况且人命关天，活着难，杀死易，气绝就无法接续了，所以圣贤都很重视。从前汉文帝想杀冲撞车驾的人，廷尉张释之说：‘在事发当时，皇上派人杀掉他就罢了；如今交给廷尉，廷尉是天下公正的象征，不可偏斜。’臣认为张释之这话大失其义，不是忠臣所该说的。廷尉，是天子的官吏，尚且不能失之公正，而天子自身反而可以迷惑荒谬吗！这是看重自己而轻视君主，是最严重的不忠，不可不明察！”
中山恭王曹衮病重，命令官属说：“男人不应死在妇人手里，赶快在城东修建一座殿堂。”殿堂建成，曹衮抱病前往居住。又命令世子（曹孚）说：“你年纪幼小就当了藩王，只知道享乐不知道艰苦，必定会因骄傲奢侈而有过失。兄弟们如有不良行为，应当促膝规劝，劝而不听，就流泪开导；开导还不改，就告诉他们的母亲；如果还不改，就应当奏报朝廷，并辞去封国。与其守着恩宠遭祸，不如贫贱保全性命。这当然是指大罪恶而言，如果是细小过错，就应当为他们遮掩。”冬季，十月，己酉日：曹衮去世。
十一月，丁酉日：明帝巡幸许昌。
同年（235年）：幽州刺史王雄派勇士韩龙刺杀了鲜卑首领轲比能。从此鲜卑部落离散，互相侵伐，强大的远逃，弱小的归降，边境于是安定。
张掖郡（今甘肃张掖）柳谷口水流暴涨，冲出一块背负图形的宝石，形状像灵龟，竖立在河流西面，上面有石马七匹以及凤凰、麒麟、白虎、牺牛、璜玦、八卦、星宿、彗星的图像，还有文字“大讨曹”。朝廷下诏公告天下，认为是吉祥的征兆。任县县令于绰带着图像去请教巨鹿人张臶（jiàn），张臶秘密对于绰说：“神明预知未来，不追究已往，祥瑞征兆先显现，然后国家的兴废随之而来。如今汉朝已亡很久，魏国已得天下，怎么还会追兴汉朝的祥瑞呢！这块石头，是当今的变异而预示未来的符瑞啊。”
明帝派人到吴国用马匹换取珍珠、翡翠、玳瑁，吴主孙权说：“这些都是我用不着的东西，而可以换来马匹，我何必吝惜呢！”全都给了魏国。
魏明帝青龙四年（丙辰年，公元236年）
春季：吴国铸造大钱，一枚当五百枚小钱。
三月：吴国张昭去世，享年八十一岁。张昭容貌庄重严肃，很有威风，吴主孙权以下，全国都敬畏他。
夏季，四月：后主刘禅到湔县（今四川都江堰市西），登上观阪（今都江堰市西观景台），观看汶水（岷江）水流，十天后返回。
武都氐王符健请求投降蜀汉；他的弟弟不跟从，率领四百户投降魏国。
五月，乙卯日：乐平定侯董昭去世。
冬季，十月，己卯日：明帝返回洛阳宫。
甲申日：在大辰星（心宿二）位置出现彗星，又在东方出现彗星。高堂隆上书说：“大凡帝王迁都建城，都先确定祭天（圜丘）、祭地（方泽）、南北郊祀（祭天地）、明堂（布政之所）、社稷（土地神谷神）的位置，恭敬地供奉。将要营建宫室，则宗庙为先，马厩仓库次之，居室最后。如今圜丘、方泽、南北郊祀、明堂、社稷的神位尚未确定，宗庙的制度又不符合礼制，却大肆修饰居室，士民失业，外人都说‘后宫的费用与军国开支几乎相等’，百姓不堪重负，都有怨怒。《尚书》说：‘上天的听闻来自我们民众的听闻，上天的明察来自我们民众的明察。’是说上天的赏罚，依从民众的言论，顺应民众的心意。用栎木做椽、住低矮宫室，是唐尧、虞舜、大禹用以垂示皇风的做法；玉饰的台、美玉的室，是夏桀、商纣触犯上天的原因。如今宫室过于盛美，天上彗星光芒耀眼，这是慈父恳切的训诫。应当尊崇孝子恭敬惊惧的礼节，不宜忽略，以加重上天的愤怒。”高堂隆多次恳切进谏，明帝很不高兴。侍中卢毓进言说：“臣听说君主圣明则臣下正直，古代圣王唯恐听不到自己的过失，这正是臣等不如高堂隆的地方啊。”明帝才消气。卢毓是卢植的儿子。
十二月，癸巳日：颍阴靖侯陈群去世。陈群前后多次陈述政事得失，每次上密奏，都销毁草稿，当时的人和他的子弟都不知道内容。议论的人有的讥讽陈群身居高位而拱手沉默；正始年间（曹芳年号），诏令编纂群臣上书为《名臣奏议》，朝中官员才见到陈群的谏言，都为之叹息。
袁子（袁准）评论说：有人说：“少府杨阜难道不是忠臣吗！见到君主的过失就激烈地抗争，和人谈话没有不提及的。”回答说：“仁者爱人，施之于君叫做忠，施之于亲叫做孝。如今作为臣子，见到君主失道，直接诋毁其过失并宣扬其恶行，可算是正直之士，但不算忠臣。所以司空陈群就不是这样，他谈论终日，不曾言及君主的过失；上书数十次，外人不知道。君子认为陈群在这一点上可称长者了。”
乙未日：明帝巡幸许昌。
下诏命公卿举荐才德兼备者各一人，司马懿举荐兖州刺史太原人王昶应选。王昶为人谨慎忠厚，为他的侄子取名王默、王沉，为儿子取名王浑、王深，写信告诫他们说：“我用这四字（默、沉、浑、深）作为名字，是要让你们顾名思义，不敢违背。事物速成则早亡，晚成则善终。早晨开花的草，傍晚就凋零了；松柏的茂盛，隆冬严寒也不衰败。所以君子要警惕于阙党童子（孔子批评的急于求成者）。能够以屈为伸，以让为得，以弱为强，很少有不成功的。诋毁和赞誉，是爱憎的根源，也是祸福的关键。孔子说：‘我对于别人，诋毁了谁？称赞了谁？’以圣人的德行尚且如此，何况平庸之辈而轻易诋毁或赞誉呢！别人诋毁自己，应当退而反省自身。如果自己有可被诋毁的行为，那么他的话就是对的；如果自己没有可被诋毁的行为，那么他的话就是虚妄的。对的就不要怨恨对方，虚妄的对自身也无害，又何必报复呢！谚语说：‘御寒莫如厚皮衣，止谤莫如自修身。’这话确实可信啊！”
魏明帝景初元年（丁巳年，公元237年）
春季，正月，壬辰日：山茌县（今山东长清东南）报告出现黄龙。高堂隆认为：“魏国得土德，所以祥瑞黄龙出现，应当更改历法（正朔），变换车马服饰的颜色（服色），以彰显神圣的政治，改变百姓的视听。”明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三月，下诏改年号为景初，以本月（三月）为孟夏四月（即改历法，以建丑之月为正月，则原来的三月就成了四月），服饰颜色崇尚黄色，祭祀用的牲畜用白色，这是遵从土德（土克水，水尚黑，故牺牲用白）。改称《太和历》为《景初历》。
五月，己巳日：明帝返回洛阳。
己丑日：大赦天下。
六月，戊申日：京都（洛阳）发生地震。
己亥日（疑误，或为他日）：任命尚书令陈矫为司徒，左仆射卫臻为司空。
主管官员奏请尊武皇帝（曹操）为魏太祖，文皇帝（曹丕）为魏高祖，皇帝（曹叡）为魏烈祖；这三位祖先的宗庙，万世不毁。
孙盛评论说：谥号用以表彰行为，宗庙用以保存容貌。没有还在当世就预先制定祖宗称号，人还在世就预先自我尊崇显扬的。魏国的官员们在这件事上失去正道了。
秋季，七月，丁卯日：东乡贞侯陈矫去世。
公孙渊多次对辽东的宾客口出恶言，明帝想讨伐他，任命荆州刺史河东人毋丘俭为幽州刺史。毋丘俭上书说：“陛下即位以来，还没有值得载入史册的功业。吴、蜀依仗险要，不能很快平定，暂且可以用此地（幽州）闲置的军队平定辽东。”光禄大夫卫臻说：“毋丘俭所陈述的都是战国时代的小策略，不是王者的事业。吴国连年兴兵，侵扰边境，而我们尚且按兵不动休养士卒，没有最终讨伐，确实是因为百姓疲劳的缘故。公孙渊生长在海外，继承祖业已历三代，对外安抚戎夷，对内整军备战，而毋丘俭想用一支偏师长驱直入，早上到达晚上就结束战斗，可知他的想法是虚妄的。”明帝不听，命毋丘俭率各军及鲜卑、乌桓军队驻扎在辽东南界，用玺书征召公孙渊入朝。公孙渊提前发兵反叛，在辽隧（今辽宁海城西）迎击毋丘俭。正逢天降大雨十多天，辽河水大涨，毋丘俭作战不利，率军退回右北平（今河北丰润东）。公孙渊于是自立为燕王，改年号为绍汉，设置百官，派使者授予鲜卑单于玺印，封赏边境百姓，引诱招纳鲜卑人侵扰魏国北方边境。
蜀汉张皇后（张飞之女）去世。
九月：冀州、兖州、徐州、豫州发生大水灾。
西平人郭夫人受到明帝宠爱，毛皇后（明帝皇后）的宠爱逐渐衰减。明帝在后园游乐，设宴尽情欢乐。郭夫人请求邀请毛皇后，明帝不同意，并禁止左右侍从不得泄露消息。毛皇后知道了，第二天问明帝：“昨天在北园游乐饮宴，快乐吗？”明帝以为是左右侍从泄露，处死十多人。庚辰日：赐毛皇后死，但仍追加谥号为悼皇后。癸丑日（疑误，或为他日）：安葬于愍陵。提升她的弟弟毛曾为散骑常侍。
冬季，十月：明帝采用高堂隆的建议，在洛阳南面的委粟山（今河南偃师南）营建圆丘（祭天坛），下诏说：“从前汉朝初年，承接秦朝焚书之后，搜集残缺不全的礼制，以备郊祀之用，四百多年，废弃了禘祭（天子祭始祖的大祭）。曹氏世系源自有虞氏（舜），如今在圆丘祭祀皇皇帝天（昊天上帝），以始祖虞舜配享；在方丘祭祀皇皇后地（地只），以舜妃伊氏（伊祁氏女英）配享；在南郊祭祀皇天之神，以武帝（曹操）配享；在北郊祭祀皇地之只（后土），以武宣皇后（卞氏）配享。”
庐江郡（今安徽舒城）主簿吕习秘密派人向吴国请求援兵，想打开城门作内应。吴主孙权派卫将军全琮督率前将军朱桓等赶赴庐江，军队到达后，事情败露，吴军撤回。
诸葛恪到达丹杨，向所属四部（四郡）的城邑长官发布公文，命令他们各自守卫疆界，明确建立部队编制；对那些归顺教化的平民，让他们集中居住。然后把将领调入山区，在险要处布兵，只修缮防御工事，不与山民交锋，等到他们的庄稼快要成熟时，就派兵去收割，使不留下一粒种子。旧粮吃完，新粮不收，平民集中居住，也无法抢掠。于是山民饥饿穷困，逐渐出山投降。诸葛恪又下令说：“山民弃恶从善，都应当抚慰，迁出外县安置，不得猜疑，加以拘捕！”臼阳县长胡伉抓到降民周遗，周遗曾是恶民，因困迫暂时出山，胡伉把他捆绑送到郡府。诸葛恪认为胡伉违抗命令，于是斩首示众。百姓听说胡伉因捕人被杀，知道官府只是想让他们出山而已，于是扶老携幼大批出山。一年后统计人数，都符合诸葛恪原先的规划。诸葛恪自己统领一万人，其余的分给诸将。吴主嘉奖他的功劳，任命诸葛恪为威北将军，封都乡侯，移驻庐江皖口（今安徽安庆西）。
同年（237年）：将长安的钟架（钟虡）、骆驼（橐佗）、铜人、承露盘（汉武帝建）迁到洛阳。承露盘折断，响声传到几十里外。铜人太重，无法运到，留在霸城（今陕西西安东北）。大肆征发铜材铸造两个铜人，称为翁仲（传说中巨人），安放在司马门外。又铸造黄龙、凤凰各一个，龙高四丈，凤高三丈多，安放在内殿前。在芳林园西北角堆起土山，命公卿群僚都去背土，在山上种植松树、竹子、杂树和好草，捕捉山禽杂兽放到里面。司徒军议掾董寻上书劝谏说：“臣听说古代的直士，对国家知无不言，不避死亡，所以周昌把汉高祖比作桀、纣，刘辅把赵皇后（飞燕）比作婢女。天生忠直之士，即使面对刀山沸汤，也勇往直前，实在是为了当时的君主爱惜天下啊。建安以来，野战死亡，有的全家死尽，即使有幸存者，也是孤老弱子。如果现在宫室狭小，应当扩建，也应顺应农时，不妨碍农业生产，何况是制作无益之物！黄龙、凤凰、九龙、承露盘，这些都是圣明君主不愿兴建的东西，它们的工程费用是修建宫殿的三倍。陛下既已尊重群臣，让他们头戴冠冕，身穿绣衣，乘坐华车，以此区别于平民百姓；却让他们挖土背土，面目污黑，浑身泥水，衣冠破烂（了鸟：破烂），毁坏国家的光彩来推崇无用之物，实在不对。孔子说：‘君主使用臣子要以礼相待，臣子侍奉君主要忠心耿耿。’没有忠，没有礼，国家靠什么存在！臣知道话说出来必死无疑，但臣自比于牛身上一根毛，活着既然无益于国家，死了又有什么损失！执笔流泪，心与世辞。臣有八个儿子，臣死之后，就要拖累陛下了！”奏书将要递上时，董寻沐浴等待治罪。明帝说：“董寻不怕死吗！”主管官员奏请逮捕董寻，明帝下诏不予追究。
高堂隆上书说：“如今的小人，喜欢宣扬秦朝、汉朝的奢侈靡费来动摇圣心；索取亡国不合礼制的器物，劳民伤财损害德政。这不是振兴礼乐的和谐，保持神明福佑的做法。”明帝不听。高堂隆又上书说：“从前洪水滔天二十二年，尧、舜君臣也只是面南而坐而已（无为而治）。如今没有那样的急难，却让公卿大夫与役夫一同从事劳役，传到四夷，不是好名声；载入史册，不是美名。如今吴、蜀二贼，不是像白地（沙漠）、小虏、聚邑之寇那样的小敌，而是僭号称帝，想与中原抗衡。现在如果有人来报告：‘孙权、刘禅都在施行德政，减轻田租赋税，遇事咨询耆老贤士，事事遵循礼仪法度，’陛下听了，岂不警惕厌恶他们这样，认为难以很快讨灭而为国家忧虑吗！如果报告的人说：‘那两个贼人都胡作非为，奢侈无度，役使士民，加重赋敛，百姓不堪忍受，怨声载道，’陛下听了，岂不庆幸他们疲敝而攻取不难吗！如果这样，那么换个角度思考，其中的道理也就不远了！亡国的君主自以为不会亡，然后至于亡；贤明的君主自以为会亡，然后不至于亡。如今天下凋敝，百姓没有一担粮食的储备，国家没有维持一年的积蓄，外有强敌，大军暴露边境，内兴土木，州郡骚动不安，倘若发生战事，臣恐怕筑墙的民夫不能舍命奔赴战场了。再者，将吏的俸禄，逐渐被削减，与从前相比，只有五分之一；退休官员断绝了俸禄；不应纳税的人如今也要缴纳一半。这说明国家收入比过去多，支出却比过去少三分之一。然而财政支出，常常不足，征收牛肉税（小赋），前后相继。反过来推算，所有这些费用，必定有去处。况且俸禄赏赐的谷帛，是君主用以养育官吏百姓而维持他们生命的，如果现在废除，就是夺去他们的性命。已经得到了而又失去，这是产生怨恨的根源。”明帝看了奏章，对中书监、中书令说：“看了高堂隆这份奏章，使朕感到恐惧啊！”
尚书卫觊上书说：“如今议论的人多爱说悦耳的话：谈论政治，就把陛下比作尧、舜；谈论征伐，就把吴、蜀二敌比作狸鼠。臣认为不是这样。四海之内，分裂为三，众多士人出力，各为其主，这与战国六国分治没什么区别。如今千里无人烟，遗民生计困苦。陛下不妥善留意，国家将趋于凋敝，难以振兴。武皇帝（曹操）在世时，后宫每餐不过一盘肉，衣服不用锦绣，坐垫不加花边，器物不涂红漆，因而能平定天下，遗福子孙，这都是陛下亲眼所见的。当务之急，应是君臣上下，核算国库储备，量入为出，还恐怕不够；而工程劳役不停，奢侈之风日盛，国库日渐枯竭。从前汉武帝相信神仙之道，说应当取得云端的露水来拌和玉屑服食，所以竖起仙人手掌承接高露，陛下通明，每每非议讥笑。汉武帝求露还要被非议，陛下不求露而空设承露盘，毫无益处又浪费人力物力，实在都是圣上应当考虑裁撤的。”
当时有诏令征集那些先前已嫁给吏民为妻的士家（军户）之女，重新配给士兵，允许用年龄、容貌相当的奴婢赎回妻子；又从中挑选美貌的送入后宫。太子舍人沛国人张茂上书劝谏说：“陛下是上天之子，百姓吏民，也是陛下之子，如今夺取那个赐给这个，也无异于夺取哥哥的妻子嫁给弟弟，对于父母的恩德来说就偏心了。再者，诏书允许用奴婢的年龄、容貌与妻子相当的来赎换，所以富人倾家荡产，穷人借贷典当，用高价买奴婢来赎妻子。官府以配给士兵为名而实际上选入后宫，那些丑陋的才配给士兵。得到妻子的士兵未必欢喜，而失去妻子的人必然忧愁，有的穷困有的愁苦，都不得志。君主拥有天下却得不到万民的欢心，很少有不危险的。况且军队在外几十万人，一天的耗费不止千金，把全国的收入都用来供应军役，尚且不够，何况还有宫廷中不列名册的宫女。后妃及皇太后的娘家，随意赏赐，内外开支，费用相当于军费的一半。从前汉武帝挖地造海，堆土造山，依赖的是那时天下一统，无人敢争。自汉末衰乱以来，四五十年，马不解鞍，兵不离甲，强敌压境，图谋危害魏室。陛下不兢兢业业，考虑崇尚节俭，反而追求奢靡，中尚方（宫中作坊）制作玩物，后园竖起承露盘，这确实能使人耳目愉悦，但也足以助长敌寇的野心啊！可惜啊，舍弃尧、舜的节俭而做汉武帝的奢侈之事，臣私下认为陛下不可取。”明帝不听。
高堂隆病重，口授上书说：“曾子有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臣卧病在床，病情有增无减，常怕突然死去，忠诚未能表露。臣的赤诚，愿陛下稍加垂察！臣观察夏、商、周三代拥有天下，圣贤相继，经历数百年，尺土无不是王土，一人无不是王臣。然而夏癸（桀）、商辛（纣）之类，放纵欲望，皇天震怒，国家化为废墟，商纣被斩首悬于白旗，夏桀被流放到鸣条，天子的尊位，被商汤、周武王拥有。难道他们是异人吗？都是明王的后裔啊。黄初年间（曹丕时），上天显示警戒，异类之鸟（指燕巢中长大的怪鸟），在燕巢中长大，嘴、爪、胸部都是红色，这是魏室的大异兆。应防备萧墙之内（朝廷内部）出现鹰扬之臣（指权臣）。可选派诸王，让他们掌管封国兵权，分布在要害地区，镇守安抚京畿，辅弼帝室。皇天无亲，只保佑有德之人。百姓歌颂德政，则国运延长超过期限；百姓下面有怨叹之声，上天就会收回成命另授贤能。由此看来，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独是陛下的天下啊！”明帝亲笔诏书深切慰劳。不久高堂隆去世。
陈寿评论说：高堂隆学业昌明，立志匡正君主，借天变陈述告诫，发于诚恳之心，真是忠臣啊！至于他坚持要改变历法，让魏国以虞舜为祖先，可以说是想法超过了他的学识吧！
明帝痛恨浮华不实的士人，下诏给吏部尚书卢毓说：“选拔人才不要看名气，名气如同在地上画的饼，不能吃。”卢毓回答说：“名气虽不足以招致奇才，但可以得到一般人才：一般人才敬畏教化，仰慕善行，然后才出名，不应当痛恨。愚臣既不足以识别奇才，而主管官员正应以循名责实为职责，但要有办法检验他们的实际成效。古代通过陈述奏报考察言论，通过实际工作考察能力；如今考绩之法废弛，而依据诋毁或赞誉决定升降，所以真假混杂，虚实难辨。”明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下诏命散骑常侍刘邵制定考课法（考核官员政绩的法规）。刘邵制定《都官考课法》七十二条，又作《说略》一篇，下诏交给百官讨论。
司隶校尉崔林说：“查考《周礼》中的考课之法，条文已经很完备了。自周康王以后，考课之法就衰微了，这说明考课之法能否实行取决于人。到了汉末，其失误难道在于佐吏职责规定不严密吗！如今战事频繁，有时仓促增减，本来难以统一标准。况且万目不张，举其纲（网眼不张开，提起网的总绳）；众毛不整，振其领（皮毛不整齐，提起衣领）。皋陶在虞舜手下做官，伊尹在商朝为臣，不仁的人自然远去。如果大臣能胜任其职，成为百官表率，那么谁还敢不严肃认真，何必要考课呢！”黄门侍郎杜恕说：“通过实际工作考察能力，三次考核决定升降，确实是帝王的盛制。然而经历六代（唐、虞、夏、商、周、汉）而考绩之法没有显着记载，经过七圣（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而课试之文没有流传，臣确实认为其法可大致依据，其详则难以尽举。俗话说‘世上有乱人而无乱法’，如果法令可以专任，那么唐尧、虞舜就不需要后稷、契的辅佐，商朝、周朝也不会看重伊尹、吕尚的辅佐了。如今奏请考功（考核功绩）的人，陈述周朝、汉代的说法做法，补充京房（汉代人）考课的本意，可以说是通晓考课的要点了。但对于崇尚谦让的风气，建立人才济济的治世，臣认为还不够完善。那些想让州郡考核士人，必须经过四科（儒学、文史、孝悌、从政），都有实际成效，然后察举，在公府考试，担任县令长，再根据政绩升补郡守，或者就增加俸禄赏赐爵位，这是考课最紧要的任务。臣认为应当让提建议的人显身扬名，采纳其建议，让他们详细制定考核州郡的办法，法规完备后推行，设立必信的奖赏，施行必行的惩罚。至于公卿及宫内大臣，也应当都依据他们的职务进行考核。古代的三公，坐而论道（讨论治国大政）；宫内大臣，进谏弥补过失，善无不记，过无不举。况且天下极大，政务极多，实在不是一个人的明智所能遍照；所以君主是元首，臣子是股肱，说明他们本是一体，相互依存才能成功。因此古人说廊庙（朝廷）的栋梁，不是一棵树的枝条；帝王的大业，不是一个士人的谋略。由此说来，哪有大臣守着职位办好了考核，就能达到天下太平的呢！如果让他们容身保位，没有放逐退职的罪责，而竭尽公忠，却处于被怀疑的境地，公义不能施行而私下议论成为欲望，即使孔子来主持考核，也不能完全发挥一个人的才能，又何况世俗之人呢！”司空掾北地人傅嘏说：“设置官职分担职责，治理百姓处理事务，这是立国的根本。依照官职名位考察实际功效，纠正激励以成规范，这是治国的末节。根本大纲未立而制定考核末节的规程，国家大略不推崇而把考课放在首位，恐怕不足以区分贤愚，明辨优劣之理。”议论了很久不能决定，考课法最终没能实行。
臣司马光评论说：治理国家的关键，没有比用人更优先的；而识别人才的办法，连圣贤也感到困难。所以通过诋毁或赞誉来求取，则爱憎竞相涌现而善恶混淆；通过政绩来考核，则巧诈横生而真假难辨。总之，其根本在于至公至明罢了。居上位者至公至明，那么属下有才能与否就会清清楚楚地反映在眼中，无所遁形了。如果不公不明，那么考课之法，恰恰足以成为徇私欺骗的工具。为什么这样说？公正明察，是内心；功绩表现，是外表。自己的内心不能治理好，却要考察别人的外表，不也很难吗！居上位者，如果真能不因亲疏贵贱而改变心意，不因喜怒好恶而淆乱意志，想了解精通经学的人，就看他是否博闻强记，讲解精通，这就是善于治经了；想了解善于断案的人，就看他能否穷尽案情真伪，没有冤屈，这就是善于治狱了；想了解善于理财的人，就看他仓库是否充实，百姓是否富足，这就是善于理财了；想了解善于治兵的人，就看他能否战胜攻取，敌人畏惧降服，这就是善于治兵了。至于文武百官，莫不如此。虽然征询别人的意见但决断在于自己，虽然考察外在表现但明察在于内心，研究核实其实际而斟酌取舍，极其精妙细微，不可言传，不可书载，怎么能预先制定法规而全部委托给有关部门呢！
有人因为是亲近或权贵，即使无能也任职；有人因为疏远或贫贱，虽有德才却被遗弃；对所喜欢所欣赏的人，败坏官纪也不罢免；对所恼怒所厌恶的人，立了功也不录用；向人征询意见，则诋毁赞誉各半而不能决断；考察政绩，则文书具备而实际空虚而不能明察。即使再制定好的法令，增加条目，谨慎地处理文书档案，又怎能得到真实情况呢！
有人说：君主的治理，大的如天下，小的如一国，内外官员成千上万，考察升降，怎能不委托有关部门而独自承担呢？回答说：不是这个意思。凡是居上位者，不仅是君主而已。太守在一郡之上，刺史在一州之上，九卿在属官之上，三公在百官之上，都用这种办法（至公至明）考察升降属下的人，作为君主也用这种办法考察升降公卿、刺史、太守，有什么烦劳的呢！有人说：考绩之法，是唐尧、虞舜所创，京房、刘邵加以阐述修订而已，怎能废除呢？回答说：唐尧、虞舜时的官吏，他们居官时间长久，他们受任职责专一，他们制定的法规宽缓，他们要求取得成效的期限长远。所以鲧治水，九年没有成功，然后才治他的罪；禹治水，九州统一，四方安居，然后才奖赏他的功劳；不像京房、刘邵的办法，考核官员米盐琐碎的政绩，要求他们取得旦夕之间的成效。事物本来就有名称相同而实质不同的，不可不明察。考绩之法并非可以在唐尧、虞舜时代实行而不能在汉朝、魏朝实行，是由于京房、刘邵没有抓住根本而只追求细枝末节的缘故。
当初，右仆射卫臻主持选拔举荐，中护军蒋济写信给卫臻说：“汉高祖（刘邦）提拔逃亡的俘虏（韩信）为上将，周武王（姬发）提拔渔夫（吕尚，姜太公）为太师，平民奴仆，可以登上王公高位，何必拘守条文，先考试而后任用呢！”卫臻说：“不对。你想把牧野之战（周灭商）等同于周成王、康王时代（太平世），把斩白蛇起义（汉高祖）比喻为汉文帝、景帝时代（治世），喜好不合常规的举动，开启选拔奇才的途径，将使天下人奔走竞争起来！”卢毓评论人物和选拔人才，都先考察品行而后谈才干。黄门郎冯翊人李丰曾以此问卢毓，卢毓说：“才能是用来行善的，所以大才能成大善，小才能成小善。如今称赞某人有才能而不能行善，这种才能是不合用的（不中器）！”李丰佩服他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