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汉确立朝会制度以来，“早朝” 便成为帝王治理天下的重要仪式 —— 每日天未亮，文武百官需身着朝服，准时抵达皇宫，与皇帝共商国是、处理政务，这既是皇权威严的体现，更是维系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核心环节。在南朝宋，刘裕在位时更是严守此制，无论寒冬酷暑，总能准时驾临太极殿，认真听取朝臣奏报，即便病重之际，也未中断早朝。可到了刘义符登基后，这一延续百年的朝廷惯例，却被彻底抛诸脑后，沦为一场可有可无的闹剧。
刘义符继位之初，还曾勉强遵循祖制，偶尔出席早朝。可没过多久，他便嫌早朝 “枯燥乏味”，开始频繁缺席。按照惯例，早朝需在辰时（上午七时至九时）准时开始，可宫人们常常等到巳时（上午九时至十一时），甚至午时，都不见刘义符的身影。百官们身着厚重的朝服，在太极殿外的广场上列队等候，寒冬时节，凛冽的北风刮得人瑟瑟发抖，年老的大臣们冻得嘴唇发紫，却不敢擅自离去；盛夏时分，烈日炙烤着地面，汗水浸透了朝服，有人中暑晕倒，被宫人抬到一旁救治，醒来后仍需继续等候。可即便如此，他们等来的往往只是宦官一句轻飘飘的通报：“陛下昨夜宴饮过晚，今日早朝暂停。” 或是 “陛下正在御花园玩乐，诸位大人请回吧。”
久而久之，早朝的频次越来越低，从最初的隔三差五缺席，变成后来的一月难有一次。朝堂之外，各州府的奏折堆积如山，边境的军情文书一次次送达，却因无人处理而延误；地方官员的任免、百姓的赈济等事务，也因缺乏皇帝的最终裁决而陷入停滞。徐羡之、傅亮等辅政大臣虽手握部分权力，却不敢擅自决断重大事务，只能一次次派人前往后宫催促刘义符，可得到的回应始终是 “陛下知晓了，待日后再说”。
偶尔，刘义符心血来潮，愿意举行一次早朝，可那场面却比缺席更让朝臣们心寒。他常常睡到日上三竿，才慢悠悠地从后宫赶来，龙袍歪斜地穿在身上，头发也未曾梳理整齐，脸上还带着宿醉的倦意。走上龙椅后，他既不询问政务，也不听取奏报，反而将目光投向身边的太监与妃嫔，与他们嬉闹起来。一次早朝，一位妃嫔为了讨好刘义符，将一颗剥好的葡萄递到他嘴边，刘义符张口接住，还笑着对妃嫔说：“爱妃的手艺真好，比御膳房的还甜。” 两人旁若无人地互动，引得殿内百官纷纷低头，脸上满是尴尬与无奈。
更有甚者，刘义符还会在朝堂上直接睡过去。那日，兵部尚书正在奏报边境军情，详细陈述北魏大军的动向与守军的困境，言辞恳切，希望能引起刘义符的重视。可话音刚落，便听到龙椅上传来轻微的鼾声 —— 刘义符竟靠在龙椅上睡着了，嘴角还流着口水，龙袍的衣襟被风吹得微微晃动。兵部尚书站在殿中，看着熟睡的皇帝，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眼中满是失望与悲愤。徐羡之见状，只能无奈地示意兵部尚书退下，生怕惊醒刘义符，引来不必要的斥责。
朝臣们看着这混乱的朝政，心中满是忧虑，却又无能为力。老臣王弘曾在早朝后拦住徐羡之，痛心疾首地说：“先帝创业艰难，才有今日的大宋江山。如今陛下荒废早朝，政务停滞，边境告急，百姓怨声载道，再这样下去，国家危矣！我们身为辅政大臣，岂能坐视不管？” 徐羡之叹息道：“我等多次劝谏，可陛下根本不听，反而嫌我们多管闲事。如今朝中大权虽在你我手中，可没有陛下的旨意，许多事务根本无法推行，我等也是有心无力啊！”
还有些正直的大臣，试图直接向刘义符进谏，恳请他恢复早朝，以国事为重。可刘义符要么将他们的话当作耳旁风，要么以 “扰乱朝纲” 为由，将他们斥责一番，甚至罚俸、贬官。久而久之，朝臣们再也不敢轻易劝谏，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朝政日益混乱，国家一步步走向危机。
太极殿外的晨鼓，依旧每日准时敲响，却再也唤不醒沉迷玩乐的帝王；文武百官的朝服，依旧每日穿戴整齐，却再也等不来认真理政的君主。早朝制度的废弛，不仅是皇权威严的丧失，更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崩塌。在刘义符的怠政与荒唐中，刘宋王朝的根基逐渐动摇，而一场旨在改变这一切的政变，也在朝臣们的忧思与无奈中，悄然酝酿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