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元四年夏，帝都北京的顺利光复与迅速稳定，如同一颗投入湖面的巨石，其引发的涟漪以无可阻挡之势向帝国的每一个边缘角落扩散。赤龙旗在紫禁城升起的那一刻，不仅标志着爱新觉罗氏统治的终结，更向所有尚在观望、犹豫甚至企图负隅顽抗的势力，发出了一个清晰无比的信号：天命已改，新朝鼎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帝国的文告与谕令，伴随着帝国的兵锋，迅速传遍四方。对于广大的中原、江南乃至部分北方省份而言，清廷中枢的崩溃早已在预料之中。各地督抚、州县官员，早已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了帝国的新政与军威。此刻，见大势已去，为保身家性命与官位前程，绝大多数人选择了最明智的道路。
一道道降表、贺表如雪片般飞向北京的行营和新京的皇宫。原先的清朝总督、巡抚、知府、知县们，纷纷主动派人或亲自前往最近的帝国军政长官处，表示归顺。他们交出印信，献上户籍图册，承诺效忠中华帝国皇帝柏凌云，并积极配合帝国派来的接收人员开展工作。如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地方实力派，在权衡利弊后，也相继派出代表，表示接受新朝招抚，愿为帝国效力。
帝国对此也展现了极大的包容。只要诚心归附，并无劣迹，大多准许留任原职或调任他职，前提是必须严格执行新政，推行帝国律法。这种“和平过渡”极大地减少了社会动荡，保证了政权交接的平稳，使得帝国能够以最小的代价，迅速将前清的大部分版图纳入有效统治之下。
然而，并非所有势力都甘心臣服。在西北、西南等一些偏远地区，仍有部分受清廷恩惠较深、思想顽固的将领或少数民族土司，企图凭借地形负隅顽抗。亦有大量溃散的清军散兵游勇，沦为土匪，祸害地方。
对此，帝国军的回应是冷酷无情的铁拳。
在陕甘交界处，一支由前清甘军残部组成的武装，拥兵数千，占据险要山寨，拒不投降。大都督府下令调遣一个精锐步兵旅，配属炮兵营，经过十天围困和猛烈炮击，最终强攻破寨，匪首被阵斩，余众或降或散。
在川滇边地，几个受清廷册封的土司如凉山彝族兹莫、川西穆坪土司等联合起来，阻断驿道，袭击帝国小股部队。帝国并未急于强攻，而是采取分化策略，一方面派能言善辩之士携重金厚礼劝降摇摆者，另一方面集中兵力，以绝对优势痛击最顽固者，焚其寨堡，另立亲帝国的头人。剿抚并用之下，西南边陲渐趋平定。
针对遍地开花的土匪问题，帝国采取了驻军清剿与地方团练相结合的方式。帝国军主力负责打击大股匪帮，新组建的地方保安团则负责清乡靖匪，维护日常秩序。同时严格执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的政策，迅速瓦解了匪患的根基。
对于更为遥远的西藏、蒙古、新疆等地，帝国的控制则更多地停留在象征层面。
拉萨的噶厦政府、库伦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迪化的新疆巡抚饶应祺，在得知北京陷落、清帝西逃后，也纷纷派出了“朝贡”使团，携带地方特产和表示恭顺的表文，前往北京或新京，觐见帝国钦差大臣或通过电文向皇帝表示臣服。
他们承认中华帝国为新的宗主，延续了与中原王朝的传统关系。然而，柏凌云和帝国高层都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基于传统羁縻政策的臣服是脆弱且不稳固的。这些地区地域广阔，民族复杂，交通不便，且沙俄、英国等列强的势力早已渗透其中，欲壑难填。
帝国目前的主要精力在于消化内地十八省，暂时无力也无意立即向这些边疆地区投入大量行政和军事资源进行直接、深入的治理。因此，当前策略是先行接纳其象征性臣服，维持现状，加紧沟通与情报收集，待中原彻底稳固、国力更加强盛之后，再徐图切实有效的整合与控制。
尽管边疆地区尚存隐患，但毫无疑问，到了这一刻，中华帝国已经基本完成了对前清版图的统一。自誓师北伐至北京光复，再到四方传檄而定，时间虽短，却以雷霆万钧之势，重塑了东亚的政治地图。
新京皇宫，捷报频传。巨大的疆域图上，代表帝国实际控制区域的赤色已经覆盖了绝大部分面积，只剩下西北、西南一些零星的白点（代表待剿匪区域）和边疆地区大片的浅红色（代表象征性臣服区）。
柏凌云站在图前，久久凝视。他的目光扫过中原沃土，掠过长江黄河，望向雪域高原、蒙古草原和西域戈壁。一股开创千古伟业的豪情在胸中激荡，但随之而来的更是沉甸甸的责任。
“陛下，”文履谦欣慰道，“四海宾服，八荒来朝，此乃三代以来未有之盛况！帝国根基已固矣！”
柏凌云缓缓摇头，目光依旧锐利：“根基初立，远未稳固。内有无数的遗老遗少心思各异，新政推行阻力仍在；外有列强虎视眈眈，俄熊窥我北疆，英犬伺我西藏，日狼亡我之心不死。而今所谓天下一统，不过是将散沙勉强聚拢。欲使其坚如磐石，尚需烈火煅烧，巨力碾压。”
他转过身，语气斩钉截铁：“谕令内阁、大都督府：即刻开始，详细评估帝国现状。一月之内，朕要看到关于国都定位、中央官制改革、边疆长远策略以及未来五年国力建设规划的详细奏议！统一，不是终点，而是起点！帝国的征途，才刚刚开始！”
帝国的机器再次高速运转起来，目标不再是征战，而是更为复杂和艰巨的建设与巩固。一个崭新的、统一的中华帝国，正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准备迎接它的下一个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