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部的木屋里，烟雾缭绕，几乎看不清对面人的脸。不是硝烟，却比硝烟更呛人。铁柱一巴掌拍在粗糙的木桌上，震得茶碗跳了起来。
“老子带不了一营了！这帮学生娃，枪都端不稳，还他娘的天天问为啥要向右看齐！俺说东，他们偏要琢磨西！这仗还怎么打？！”他胸口起伏，伤疤在油灯下显得格外狰狞。
赵老黑闷头抽着旱烟，没吱声，但拧成疙瘩的眉头表明他遇到了类似的烦恼。他手下的几个排长，有两个是刚提拔的“文化兵”，训练时总爱拿着小本子记这记那，让一群老行伍浑身不自在。
陈明的情况稍好，但他管辖的三营新兵最多，逃兵事件这个月已经发生了三起——不是投敌，纯粹是受不了艰苦的训练和严格的纪律，偷偷跑回家了。
“各连排缺干部，尤其是缺有文化、能理解并执行新战术的基层干部。”陈明将一份统计表推到杨帆面前，上面密密麻麻的红圈触目惊心，“很多班长还是老办法，就知道带头冲。战斗骨干伤亡率太高了。照这样下去，咱们这个团，空有架子，一碰就散。”
杨帆默默听着，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扩编的喜悦早已被现实的压力冲淡。一千多人的队伍，吃喝拉撒、训练作战，千头万绪。原有的老弟兄，忠诚勇猛，但大多不识字，习惯于江湖义气和简单命令，对于“步炮协同”、“疏散队形”等新要求理解困难，更难以有效管理和教育越来越多知识背景各异的新兵。而新参军的青年和学生，有热情、学得快，却缺乏战斗经验，对老骨干们粗犷甚至粗暴的管理方式心存畏惧和不满。
矛盾，像暗流在队伍里涌动。
“知道了。”杨帆终于开口，声音有些沙哑，“问题摆在这里，光发火没用。咱们得自己造干部！”
几天后，一道命令下发各营连：选拔年龄二十岁以下、识字、作战勇敢或有一技之长的战士，以及所有现任班排长，分批到团部报到，参加“随营干部速成班”。
第一批六十多人，挤在原来当仓库用的大木棚里。光线昏暗，空气混浊。学员们坐在用树桩和木板搭成的“课桌”后，神情各异。有像王文斌这样跃跃欲试的学生兵，有满脸不情愿、被铁柱硬踹来的老班长，还有几个一脸懵懂、只是因为会修枪而被选中的技术兵。
杨帆走上讲台——一块用木炭涂黑的木板。他没穿正式军装，还是那身洗得发白的旧衣服，但眼神扫过台下，嘈杂声立刻消失了。
“今天，咱们不上课。”杨帆开口，语出惊人，“咱们先算账。”
他转身，在黑板上写下几个歪歪扭扭的大字：“黑风坳，伤亡四十三，歼敌一百七。”
“谁告诉我，这账，是赚了还是亏了？”
台下沉默片刻，一个老班长嘟囔：“当然是赚了，打死那么多鬼子……”
“放屁！”杨帆猛地一拍桌子，吓了所有人一跳，“亏了！亏大了！”
他目光如炬，盯着那个老班长：“吴队长，还有那四十多个弟兄的命，就值一百七十个鬼子？我告诉你，不值！如果我们的排长、班长，能更好地理解迂回包抄，如果我们的火力运用更合理，这四十三个人，可能只牺牲十个，甚至五个！那才是赚了！”
一番话，说得那老班长面红耳赤，也让所有学员陷入了沉思。
“我知道，你们很多人觉得，天天练队列、学文化、搞什么战术推演，是花架子，是浪费时间。”杨帆语气缓和下来，“那我问你们，是小鬼子傻，还是咱们傻？他们枪比咱们好，炮比咱们多，训练时间比咱们长，为什么咱们还能打赢？靠不怕死？鬼子也怕死，但他们为什么还能打？”
他停顿了一下，让问题在每个人心中回荡。
“靠的是这个！”他指了指自己的脑袋，“靠的是比他们更会用脑子打仗！咱们人少，枪差，就更得在战术、在配合、在指挥上胜过他们！你们将来都是要带兵的人，手下几十号、上百号弟兄的命攥在你们手里！你们一个错误的决定，可能就让这些弟兄白白送死！你们还觉得，学这些是没用吗？”
木棚里鸦雀无声，只有粗重的呼吸声。许多老行伍脸上的不以为然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沉重的思考。
接下来的课程，杨帆没有照本宣科。他讲如何看地图，就用缴获的日军地图，结合黑风坳实战，讲解等高线和方位判定；他讲班组战术，就让学员们用木棍和小石头在沙盘上推演，互相攻防；他讲纪律，就讲岳飞、戚继光如何治军，讲“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为什么能得民心。
他甚至把铁柱、赵老黑也拉来当“学生”，要求他们必须学会基本的读写和战术标图。铁柱起初坐如针毡，听着听着，却也开始拿着炭笔，在纸上歪歪扭扭地画起进攻箭头来。
夜晚，速成班的学员们还在油灯下讨论、作业。杨帆巡视时，看到那个曾顶撞陈明的老班长，正拉着王文斌，笨拙地请教如何计算机枪火力覆盖范围。
“妈的，以前就知道搂火痛快，没想到还有这么多道道……”老班长挠着头，不好意思地笑道。
王文斌则耐心地解释着，眼中闪着光。
杨帆悄悄退了出去。夜空繁星点点，清冷的空气吸入肺中，带着一丝希望的味道。
他知道，解决这些“成长的烦恼”绝非一日之功。矛盾和摩擦仍会存在，但思想的种子已经播下。这支由各种各样的人组成的队伍，正在痛苦的磨合与学习中，一点点褪去旧日的痕迹，向着真正钢铁雄师的方向，艰难而坚定地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