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线像伤痕，沿着城市的筋脉蔓延。
有人说那是割破黑潮的一刀；有人说那是城里最后一条回声。
对四个人来说，白线比任何口号都真实——它是账本上的一行，一把可查的刀。
夏堇站在走廊入口的铁门上，天刚要亮。
她把那本薄薄的账册贴在门框，像把一块印章钉在城的皮上。
手指摸过那些字，冷得像被冰反光的刃面。她的眼神里，看不到“领导”，只有“判决”。
“今天我们只做三件事。”她说，声音低而清楚，一字一句像敲在铁板上：“守住走廊、记下押解人、记录每一个愿睡者的选择时间和证词。别多说，不要去招笑。”
陆惟点头，刀背在肩，像把沉默当成防具。他没有笑，笑得越少，刀就越锐。
阮初在走廊尽头搭起了一个微型指挥站——不是为了发号施令，而是为了把一切可查的东西做成条目。她的眼睛在机器的灯光下明亮，手指像蚂蚁搬粮，把录音、视频、手势码一项项归档。外面的人来来往往，她只在乎一个字：证据。
闻叙把广播里的那句低频调子翻成了新的口哨，教给孩子们学会的手势。那个口哨像锚，把人的名字与节拍绑在一块，哪怕语言被扯掉，节拍仍会提醒别人：这就是你的债。代价是他脸色更苍白了；几次深夜他在设备前睡过去，第二天醒来连昨晚吃了什么都记不得。他笑着说没事，但眼底有人能看出那是用记忆换来的胜利。
张弛领着一小队人，不是去征服，也不是去演讲，而是去做最粗糙的事：碰触那些被按上“愿睡”印章的家庭。每到一户，他先把口袋里的小本掏出来，摊开在桌上，那本子里写着名字、时间、证词。家里人看到本子会哽咽——不是因为他来教条，而是因为那小本子提醒了他们：有人记住了你们的选择。张弛的右耳仍旧偏聋，但他学会了用左耳听心跳，用笔触代替听觉。他的成长，体现在那本子越来越厚，手越来越稳，但胸口的烫痕也红得更深。
白线的意义，不在于它把人分成两类，而在于它把“选择”放回个体手中。有人走进白线，是为了证明自己愿意疼；有人走出白线，是带着羞愧离开。但无论方向，白线都会把他们的决定写进账本，作为未来的清算凭据。这个机制的建立，是阮初的技术，是闻叙的媒介，是陆惟的武力支撑，也是夏堇的法律宣示。成长在这里不会带来群众崇拜；它带来的是一种冷清的、可核验的力量——他们能把人的行为转成“债券”。
正午，体育场边的“无痛通道”迎来又一拨人群。炮火没有，但恐惧像风，能把人吹干。自治会的一名中层干部带着三辆车队到门口，脸色由得意转惊恐。他们举着手里的名单，想用名册交换城市的安宁。白线的人把名单放到中间，张弛没有拆开那页纸，只是看着那人的眼睛，像要把他钉住在人人都看的地方。
“你们把这些名字给谁看了？”张弛问。
那人吞吞吐吐：“我们被告知——为了优先安置……”
“优先安置的人名单，会被写入债本。”夏堇插口，冷而清，“每一笔优待都要有人来还债，谁给不起，债会记在你们头上。”
那人脸色变了，他原以为的是协议，是交换；现在他看到的是账本，一页页需要签名的赔偿单。
陆惟一步跨上前，掰开车门的锁链，轻声：“你想不想知道，等清算一结束，你们那些优待会不会成为你们的历史负债？”那人的声音开始抖，手里名单抖得像纸船要沉。他知道——作为自治会的一员，他的“善意”早已被写成了债。
成长的样子，在这些没有光环的小景里渐渐清晰。夏堇学会把审判写成程序，阮初把记忆做成可传输的代码，闻叙把名字做成频谱武器，陆惟把暴力细化为断链术，而张弛把痛和名字做成了生存的证据。他们的每一步都带着代价：有人被列黑名单，有人彻夜失眠，有人失聪或被捕。成长从来不是免费的。
傍晚，一个小孩沿着白线跑来，手里抓着一张被撕掉角的名单纸。张弛蹲下，把手伸过去接过那纸，纸上勉强写着几个字，是父亲的名字。孩子说：“有人说，走进那边就能不痛了，我想把他记住。”张弛没有说话，只把纸放进胸前那本账册里，指尖按了个印。孩子跑开了，笑声短而脆，像被风吹过的风铃。
那一夜，白线没有让城市变得统一，反而把分裂刻成了逻辑清单。成长不是把他们推向领导舞台，而是把他们变成了更可怕的个体：他们能写账、能记名、能把选择变成审判。世界不会因此改变本质，但它必须付账。
夏堇在走廊口最后看着四人：“别把我们想太大，我们只是记账的人。有人要当救世主就去找别处。” 她的语气里没有讽刺，只有强调。那是她给未来的界定：成长，但不救世。
四人彼此对视，短短一瞬，像把一项契约又补了个章。白线的光在夜里冷冷照着账册，名字像像钉子一样被一一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