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新第二天，路远谢绝了所有不必要的应酬和汇报，向市长孙浩报备后，带着秘书王斌和那位他特意从发改委借调来的副调研员赵干，开始了他的“下沉式”调研。他没有按照常规路线听取部门汇报，而是直接深入基层，试图绕过层层过滤的信息，触摸罗山最真实的脉搏。
第一站，他选择了市属重点国企——罗山第一纺织厂。这家拥有近五十年历史、曾经辉煌一时的万人大厂，如今已是风雨飘摇。高大的厂房破败不堪，机器锈迹斑斑，只有少数车间还在维持低效运转。厂区内杂草丛生，随处可见下岗职工贴出的维权标语。
厂长周大奎是个头发花白、面色愁苦的老头，在简陋的办公室里，他捧着厚厚的账本，向路远诉说着厂子的困境：设备老化、产品落后、市场萎缩、资金链断裂、银行停贷……“路市长，不是我们不想改，是实在没办法啊！几千号工人等着吃饭，光是拖欠的工资和社保，就是个天文数字！”周大奎的声音带着绝望。
路远翻看着账本，眉头紧锁。账目混乱，亏损巨大，但更让他心惊的是，国资委之前提出的那个改制方案，竟然建议将厂区核心地段的土地以极低的价格转让给一家名为“鼎盛实业”的民营企业，而职工安置补偿标准却压得很低。
“周厂长，这个鼎盛实业，是什么背景？”路远合上账本，看似随意地问道。
周大奎眼神闪烁了一下，含糊道：“是……是市里引进的战略投资者，实力……实力应该挺雄厚的吧。”
路远没有追问，心中却画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他提出要去车间和职工宿舍看看。在布满灰尘的织布车间里，几个老工人正在维修一台老掉牙的机器，看到市领导来了，眼神麻木，只是默默地看着。在拥挤破旧的职工宿舍区，一些下岗职工围拢过来，七嘴八舌地诉说着生活的艰难和对未来的迷茫。
“领导，厂子要是真卖了，我们这些人可怎么办？”
“补偿那点钱，够干啥？买不起房，也找不到工作！”
“说是改制，别是把我们最后一点家当都便宜了别人！”
听着这些朴实而焦虑的声音，路远心情沉重。他安抚了几句，承诺政府一定会妥善处理，但心里清楚，空头支票毫无意义。
离开纺织厂，路远又随机走访了市区几个老旧小区改造工地和停滞的城建项目。情况大同小异，要么是拆迁补偿问题僵持不下，要么是承建方资金链断裂跑路，留下一个个“烂尾”工程，严重影响了市民生活和城市形象。负责这些项目的干部，汇报起来头头是道，把困难归咎于政策、资金或者“刁民”，却很少从自身找原因，缺乏解决问题的担当和智慧。
几天跑下来，路远对罗山的问题有了更直观、也更痛心的认识。经济转型滞后，国企改革陷入僵局，城市建设欠账多，干部队伍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等靠要”思想和“避责”心态，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不容忽视。许多问题看似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根源却往往在干部作风和体制机制上。
晚上，路远在招待所的房间里，与赵干一起梳理调研情况。赵干不愧是业务骨干，思路清晰，他指着笔记本上的记录说：“路市长，我发现几个问题。第一，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很多专项资金趴在账上睡大觉，或者被挪作他用，就像您之前问财政局的那笔技改资金；第二，重大项目决策缺乏科学论证和透明程序，存在‘长官意志’和‘暗箱操作’的嫌疑，比如纺织厂的改制方案；第三，部门之间推诿扯皮现象严重，遇到问题首先想的是如何撇清责任，而不是解决问题。”
路远赞许地点点头：“你看得很准。这些都是顽瘴痼疾。我们初来乍到，不能指望一下子解决所有问题，但必须找准切入点，撕开一个口子。”
“路市长，您觉得切入点在哪里？”赵干问道。
路远沉吟片刻，目光落在调研记录中反复出现的“鼎盛实业”和“财政资金”这两个关键词上。“就从财政专项资金清理和国企改制规范入手。这两件事，一个关乎钱袋子，一个关乎民生和公平，都是核心问题，也最容易暴露矛盾。我们先不动声色地收集情况，把底数摸清。”
他吩咐赵干：“你利用在发改委的关系，悄悄了解一下鼎盛实业的背景，以及近几年罗山重大项目的决策流程。注意方式方法，不要打草惊蛇。”
“明白。”赵干会意。
路远又对王斌说：“王秘书，你以准备汇报材料的名义，向财政局、国资委、审计局等部门，调阅近三年相关工作的总结报告、制度文件和部分典型案例资料，范围可以广一点，理由要正当。”
王斌恭敬地应下：“好的，路市长，我明天就去办。”他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但路远知道，这位精明的秘书一定也在揣摩自己的意图。
布置完这些，路远独自走到窗边。罗山的夜空被城市的灯光映照成暗红色，看不到几颗星星。他知道，自己即将搅动这潭深水。清理财政资金，必然会触动一些部门和个人的“奶酪”；调查国企改制，很可能牵出背后的利益链条。这无疑会引来强烈的反扑。
但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选择了这条路，他就必须走下去。这不仅是为了在罗山站稳脚跟，更是为了肩上那份沉甸甸的责任——对罗山这座城市发展的责任，以及对那些在困境中期待改变的普通百姓的责任。他拿起笔，开始在笔记本上勾勒下一步的行动思路，灯光将他的身影拉得很长，投射在寂静的房间里，显得坚定而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