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麦的日子，真真是把人熬得脱了一层皮。
那毒辣的日头悬在头顶，毫不留情地炙烤着大地，金黄的麦浪看着喜人，可钻进去才知道厉害。
长时间的弯腰，一手拢住麦秆，一手挥动镰刀，重复着同一个动作。
不过半天功夫，冯田就感觉自己的腰仿佛不是自己的了，又酸又胀，直起来时都能听到骨头在嘎吱作响。
但这还只是开始。
割下来的麦子要运到晒场，铺开暴晒。
为了防止有人偷盗或是牲畜糟蹋，冯田还得夜里睡在晒场边临时搭的窝棚里。
说是窝棚，不过是几根木头撑起一块破油布，四面透风，地上铺层干草。
蚊虫叮咬不说，那硬邦邦的地面硌得人浑身疼，加上心里惦记着天气，生怕半夜下雨，根本睡不踏实。
几天下来，冯田的眼窝就深陷了下去，眼底布满了血丝。
然而，最折磨人的，还要数打麦和扬麦。
晒干的麦穗要用连枷反复捶打，或者牵着驴子拉着石碾子一圈圈地压。
无论哪种方法，都会让细小的麦芒和灰尘冲天而起，弥漫在整个晒场上空。
那无处不在的麦芒，无孔不入，钻进人的衣领、袖口、裤腿，甚至透过汗湿的布料，扎进皮肤里。
那是一种尖锐又带着刺痒的折磨，仿佛有无数细小的针在不断戳刺。
哪怕每天收工后，冯田和杜若都会烧了热水，彻彻底底地清洗过，换上了干净的衣裳，到了夜里躺在床上。
那幻觉般的刺痒感依旧如影随形，总觉得还有麦芒粘在身上，让人辗转难眠。
经过这实实在在的一遭，两人原本就有的念头变得更加清晰和坚定，这地，不能再像这样自己种下去了。
太苦，太磨人，投入和产出完全不成正比，将他们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牢牢捆在了这几亩地上，根本无法去做其他更有价值的事情。
但农时不等人，残酷的现实摆在眼前。
麦子刚收完，晒干入仓，喘口气的功夫都没有，张里正就来提醒了：
“孩子们，这麦茬地不能闲着，得赶紧放水泡田，准备插秧了。咱这儿种的就是‘麦茬稻’，紧跟着麦收后面，误了时辰，这季稻子可就废了。”
哪怕冯田心里有一万个不情愿让杜若再下地受这份罪，此刻也没有任何转圜的余地。
抢农时，就是和老天爷赛跑，慢一步，秋收的稻谷就能少收一大截。
两人只能咬着牙，再次投入到高强度的劳作中。
他们恢复了年前卖鱼时的作息，天不亮就起床下地，一直干到天黑得看不清秧苗才收工回家。
这插秧的活计，比收麦更是考验人的腰力和耐力。
一直要保持弯腰的姿势，将嫩绿的秧苗一株株精准地插进松软的泥田里，一行行，一列列，不能歪，不能倒。
一天下来，腰就像断了似的，直起来都费劲。
杜若虽然干的比冯田少些，主要负责递送秧苗和做些饭食，但日头下的暴晒和长时间的劳作，也让她清瘦了不少，脸上带着明显的倦容。
等到最后一块水田也插满了绿油油的秧苗，两人站在田埂上，看着在微风中轻轻摇曳的幼苗，心里没有多少喜悦，只有一种近乎虚脱的解脱感。
杜若用汗巾擦了擦额角的汗，看着冯田晒得黝黑、瘦削下去的脸颊，忍不住叹道：
“以前在河谷有林啸和彩娥帮着，加上地也少，虽然也忙，可真没觉得有这么累，这么熬人。”
冯田重重地吐出一口浊气，感受着腰间传来的酸胀，斩钉截铁地说：
“不行，绝对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现在就去找张叔，问问能不能把这地租出去。哪怕少收点租子，也比把咱俩都耗死在这地里强。”
说着，他也顾不上休息，和杜若两人拖着疲惫的身子就去了张里正家。
张里正一听两人的来意，眉头立刻就皱成了疙瘩，手里的旱烟杆在桌角磕了磕，语重心长地说：
“你们这想的啥呢？稻子都种下去了，前期的苦活累活你们都干完了，眼看着就等施肥、除草、收割了，这时候把地租出去？哪有这个道理。这不等于把快到嘴的饭让别人吃了吗？太不划算了！”
然而，冯田和杜若这次是铁了心。
他们反复说明了自己的情况和打算，强调实在没有精力同时顾及田地和其他营生。
张里正见两人心意已决，知道再劝也是无用，只得叹了口气，答应帮他们把要租地的风声放出去。
可消息放出去后，情况却并不乐观。
黄山头村大多是人少地多的人家，壮劳力能勉强伺候好自家的五亩地已是不易，哪里还有多余的人手和精力来租种别家的地。
张里正掰着手指头数了一圈，看来看去，村里壮劳力相对宽裕的，竟然只剩下钱家和王小柱家。
这两户人家，在张里正看来，那真是“手心手背都是屎”，选哪家都让人不放心。
钱家老两口精明算计，几个儿子又都是偷奸耍滑的。
王小柱家更是品行不端，谁敢把地租给他们。
没想到，当天晚上，钱老二就提着一小壶浑浊的劣酒，点头哈腰地上门了。
冯田皱着眉问他来干什么，钱老二立刻哭丧着脸，把他爹娘如何逼他必须来租地，否则就要如何如何他的事情倒豆子般说了出来，一副受害者的模样。
冯田懒得听他诉苦，直接开门见山：“地，我们已经种好了，前期的辛苦和本钱我们都投进去了。”
“租子，我家要六成。你要是觉得能成，咱们就立字据；要是觉得不成，大不了等到秋收的时候，我去镇上花点钱雇几个闲汉来帮忙收割。”
钱老二来之前，他爹娘给他交的底是争取四六分，钱家占六成。
没想到冯田开口就是要六成，这比他爹娘的预期低了两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