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幽灵的名字，叫芮小丹。
连续第三个夜晚，丁元英从同一个梦境中惊醒。
场景永远是王庙村那片早已被推平重建的废墟，尘土飞扬，残垣断壁在灰蒙蒙的天空下像一排排沉默的墓碑。
芮小丹就站在那片废墟中央，穿着她最后一次出现时的警服，身影清晰，面容却始终笼罩在一层薄雾里。
她对他说话，嘴唇在动，他能感受到那种急切与关怀，却一个字也听不清，仿佛隔着一层厚重的、充满静电噪音的玻璃。
他每次都想冲过去，双腿却像灌了铅，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直到心脏的剧痛将他从梦中拽回现实。
冷汗浸透了枕头。
他猛地坐起，大口喘着气，伦敦凌晨的寒气顺着窗缝渗入，让他裸露的脊背一阵战栗。
床头柜上，一支黑色的录音笔顶端的红色指示灯正在无声闪烁。
这是他近期的习惯，试图捕捉自己无意识时的呓语。
他按下播放键，一阵粗重的呼吸声后，一个沙哑、疲惫到极点的声音从里面传来，是他自己的声音，却又陌生得可怕。
“我不是神……我只是听得太清楚。”
声音很轻，像一句叹息，却带着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清醒。
就在这时，他手边的平板电脑屏幕亮起，弹出一个系统通知：“音频文件‘梦呓03’上传云端备份失败，网络连接异常。”丁元英的瞳孔骤然收缩，一股冷意从脚底直冲头顶。
他立刻抓起平板，手指飞快地操作，在层层叠叠的系统设置里找到了那个该死的自动同步选项，并将其彻底关闭。
只差一点，这句足以引发轩然大波的自白，就会被某个潜伏在网络深处的耳朵捕捉到。
他还没来得及松口气，办公室的门被毫无预警地推开。
苏清徽穿着一身干练的职业装，脸上却带着罕见的凝重，她手中同样拿着一个平板，屏幕上显示的正是丁元英账户的实时交易后台。
“从现在开始，暂停你的一切交易权限。”她的声音不带任何感情，像是在宣布一个不可更改的判决。
丁元英抬起头，”
“荒谬的是你！”苏清徽把平板重重放在他桌上，上面一条条绿色的盈利数据刺眼地跳动着，但其中夹杂着几笔在常人看来微不足道、在她眼中却极度异常的超短线操作，其频率和决策逻辑已经超出了人类反应的极限。
“你连续72小时不间断进行深度模拟，你以为你的大脑是超级计算机吗？你的身体在发出警报，你的精神正在被数据洪流撕裂！”
她深吸一口气，强压下情绪，语气转为一种不容置疑的命令：“我提议，立即成立‘认知安全委员会’。所有涉及情绪拓扑学模型的深度模拟，单次不得超过90分钟，中间必须有至少三小时的强制休息。并且，模拟期间你必须佩戴实时的脑电图（EEG）监测设备，一旦数据显示你的a波和θ波出现异常，系统将自动切断连接。没有商量的余地。”
丁元英的脸色阴沉下来，这无异于在他亲手打造的王国里给他戴上了一副“认知囚笼”。
他正要开口反驳，苏清徽却从随身的文件袋里抽出几张纸，拍在他面前。
那是他自己的笔迹，潦草而扭曲，仿佛书写者正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纸上，只有四个字被反复、疯狂地书写着，一遍又一遍，力透纸背，几乎划破了纸张。
“他们都在尖叫。”
丁元英盯着那四个字，瞳孔中的抗拒瞬间被一种更深的恐惧所取代。
他想不起来自己是什么时候写下这些的，但那字里行间渗透出的、来自集体无意识深渊的恐慌与绝望，却像烙印一样灼烧着他的神经。
他沉默了。
这沉默，便是默许。
风暴眼内部的强制冷静，并未让外界的波澜有丝毫平息。
就在丁元英被戴上“紧箍咒”的第二天，埃及裔法国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这位以“依附理论”闻名于世的左派学者，在《世界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情绪拓扑学的可能性》的短评。
文章中，他并未直接为天序资本的“金融恐怖主义”行为辩护，而是以一种超然的学术视角指出：“……将丁元英先生的方法简单归类为市场操纵或反科学，是一种智力上的懒惰。它更像是一种全新的实证范式，试图为人类集体情绪的非线性动态建立数学模型。它不是反科学，而是可能超出了当前科学所能描述的语言边界。”
这篇文章犹如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
尽管未被主流财经媒体重视，却被《社会理论》、《符号学研究》等多家顶级学术期刊迅速转载。
一场关于行为经济学边界的大争论在象牙塔内骤然爆发，支持者与反对者几乎将学术论坛的服务器挤爆。
远在巴黎的伊莎贝拉·陈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时机。
温斯顿团队内部因阿明的文章而产生了分裂，一部分人认为应该从学术上彻底驳倒丁元英，另一部分人则坚持他是纯粹的骗子和罪犯。
趁着对手阵脚不稳，伊莎贝拉果断向欧洲证券与市场管理局（ESmA）提交了一份全新的证据包。
里面没有深奥的算法分析，只有一份详尽的、经过交叉验证的通讯记录，直指三大评级机构在下调天序资本评级前的二十四小时内，与温斯顿团队控制的数个离岸基金存在异常且高频的加密通讯。
她的意图清晰而狠辣：将这场看似高深的学术与金融之争，强行拉回到最原始、最丑陋的腐败调查层面。
她要让温斯顿们无暇再去探讨“科学的语言边界”，而是先向监管机构解释清楚，他们的“道德高地”之下，是否藏污纳垢。
就在欧洲的战火被重新点燃之际，一个意想不到的访客来到了伦敦。
林修远，这位代表着新加坡官方力量的男人，带着一贯温和的微笑，坐在了丁元英的对面。
他没有谈论市场，也没有提及争端，只是将一个薄薄的、用物理方式加密的硬盘推了过去。
“这里面是一份协议草案。”林修远的声音平和而有力，“新加坡方面经过审慎评估，认为你的理论模型在公共危机预警，尤其是针对群体性恐慌事件的预测与疏导上，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如果你愿意开放部分非核心算法，与我们的国家级超算中心合作，建立一套社会情绪监测系统，新加坡将为你和你的天序资本提供政治庇护级别的监管豁免和最优先的技术支持。”
丁元英没有碰那个硬盘。
他的目光越过林修远，投向窗外阴沉的天空，仿佛能看到无数数据流在那里汇集、碰撞、尖叫。
沉默了很久，久到空气都变得粘稠。
他忽然转过头，盯着林修远的眼睛，问出了一个让对方始料未及的问题。
“林兄，你说，如果我把这套可以聆听集体潜意识的工具，完完整整地交给一个国家机器，它会不会……最终变成另一种更高效、更隐蔽的收割工具？”
问题悬在了空中，尖锐如刀。
林修远脸上的微笑第一次僵住了，他张了张嘴，却发现任何外交辞令在这一问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
然而，丁元英和林修远都未曾料到，在他们探讨着这件“武器”的终极归属时，那个将他推入舆论漩涡中心的对手，已经准备亲自下场，为这场愈演愈烈的风暴再添一把最猛烈的干柴。
大西洋彼岸，一份即将送往《金融时报》评论版的稿件，正在进行最后的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