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案重提”如同一块投入看似平静湖面的巨石，在赵晓颖团队内部激起了巨大的波澜，也必然地通过某些隐秘的渠道，触动了水面下潜伏生物敏感的神经。对十年前的清州市第一农机厂改制案进行重启调查，意味着战火已经烧向了时间构筑的防线，这无疑是对幕后势力纵深地带的一次大胆突袭。
老陈凭借其深厚的人脉和档案挖掘能力，很快梳理出了当年改制过程中几个可能知情的关键人物轮廓：力排众议采用低估值报告的市工业局规划科科长刘明坤（现产业发展促进中心主任）、代表鼎晖房地产公司参与谈判的项目负责人、第一农机厂当时负责改制协调和资产清算的副厂长方永贵，以及那份至关重要的、被弃用的高估值报告的出具方——“信达资产评估事务所”的首席评估师，周子明。
“这个周子明，很可能是关键中的关键。”老陈指着笔记本上记录的信息，对赵晓颖分析道，“他是当时业内颇有声望的评估师，他出具的那份六千两百万的评估报告，无论是资质还是逻辑，都远比那份三千五百万的报告更有说服力。他当时必然清楚自己报告的权威性，也必然对为何最终采用低估值报告心存疑问。找到他，或许就能弄清楚当年评估环节的猫腻，甚至可能知道是谁在背后施加了影响。”
赵晓颖眼睛一亮：“立刻查找周子明的下落！无论他还在不在清州，无论他是否还在从事评估行业，一定要找到他！”
任务落在了小林身上。他利用一切可以调动的数据资源，开始在浩瀚的信息海洋中搜寻周子明的踪迹。然而，初步的查询结果却令人意外。周子明在“第一农机厂改制案”后不久，似乎就逐渐淡出了清州的评估界。工商登记信息显示，他大约在八年前退出了“信达资产评估事务所”的股东名单，此后便鲜有公开的职业信息。
“这个人好像凭空消失了一样。”小林盯着屏幕，手指飞快地敲击键盘，“社交媒体没有活跃痕迹，近几年的公开活动记录几乎为零，连手机号码都已经是空号。”
一种不祥的预感开始在小林心头萦绕。他扩大了搜索范围，将时间线拉长，并尝试关联其亲属信息。经过一番复杂的网络爬取和数据关联分析，一条来自海外华人论坛、发布于一年前的简短讣告，引起了小林的注意。讣告由名为“周文慧”的用户发布，内容沉痛告知亲友，其父周子明先生，因罹患急性心肌梗塞，于当地时间x月x日，在F国（一个遥远的西欧国家）的家中不幸病逝，享年六十二岁。
小林的心猛地一沉，他反复核对了讣告中提到的姓名、年龄、生前职业（提及曾为资产评估师），以及发布者可能的关系（女儿），基本确认，这个客死异国的周子明，就是他们苦苦寻找的关键证人！
他立刻将这个沉重的发现汇报给了赵晓颖和老陈。
“什么？病逝了？在F国？”老陈听到消息，愕然地站起身，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和深深的失望，“怎么会这么巧？我们刚找到线索，最关键的人证就在国外去世了？”
赵晓颖的反应则更为复杂。初闻噩耗，她也是一阵心凉，但旋即，一种职业本能带来的强烈怀疑迅速占据了上风。关键证人在调查启动的关键节点，被发现已于一年前在海外病逝？这巧合得太过刻意，简直像是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恰到好处地抹去可能存在的痕迹。
“确定是病逝？急性心肌梗塞？”赵晓颖的声音保持着冷静，但眼神锐利如刀。
“讣告上是这么写的。”小林将电脑屏幕转向她，“发布者周文慧，根据信息关联，很大概率是周子明的独生女儿。她大约在五年前技术移民去了F国，周子明夫妇据说是在三、四年前办理了家庭团聚，也跟随女儿移居海外。从时间上看，他们一家离开清州，是在第一农机厂改制案过去四、五年之后了。”
“四、五年之后……”赵晓颖沉吟着，“这个时间点，既不算立刻潜逃，又恰好是在事情基本平息、无人再关注之后。是正常的家庭移民，还是……某种形式的‘安置’和‘封口’？”
老陈深吸一口气，努力平复失望的情绪，接着赵晓颖的思路分析道：“如果是封口，那这种方式也太……天衣无缝了。人在万里之外，因病去世，死无对证。就算我们怀疑他的死因，难道还能跨国进行尸检复核吗？这几乎彻底断绝了我们从评估报告这个环节取得突破的可能。”
办公室里陷入了一片压抑的沉默。刚刚点燃的希望之火，仿佛被一盆来自遥远异国的冰水兜头浇灭，只剩下缕缕青烟和刺骨的寒意。
“我不相信巧合。”赵晓颖打破了沉默，语气斩钉截铁，“尤其是在我们触碰核心利益的时候。周子明的死，或许真的是疾病所致，但在他死之前，他为什么选择在那个时间点出国？他出国前后，是否与某些人有过接触？是否收到过某些‘馈赠’？他在国外的生活状态如何？这些，我们都必须查清楚！”
她看向小林：“小林，尽全力搜集周子明出国前两年在清州的所有活动轨迹、通讯记录（在合法合规前提下尽可能寻找公开信息）、银行流水（通过公开渠道查询其公司及个人可能涉及的经济纠纷或案件来侧面了解）、以及他的人际交往圈，特别是与刘明坤，乃至与当时工业局、鼎晖地产、昌明实业相关人员是否有过交集。同时，尝试通过海外华人关系，或者寻找可靠的国际信息核查渠道，了解周子明在F国去世前后的具体情况，比如就诊的医院、主治医生、以及他生前在F国的生活状况和经济来源。哪怕只有一丝疑点，我们也不能放过。”
“明白！”小林重重点头，再次投入到繁琐而艰巨的数据挖掘工作中。
赵晓颖又对老陈说：“陈老师，周子明这条路，即使真的断了，我们也不能停。当年农机厂改制，除了评估环节，资产清算、职工安置、土地过户，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存在问题。方永贵副厂长的下落，必须找到。还有鼎晖地产那个项目负责人，虽然公司后来股权变更，但当初具体办事的人，或许也知道一些内情。”
老陈点了点头，脸上的皱纹因为凝重而显得更深了：“我明白。方永贵这边我已经有了一点眉目，听说他退休后回了邻省老家养老，我这就托老关系去打听具体地址。至于鼎晖地产当年那个负责人，叫王洪斌，根据记录，他在鼎晖被昌明实业控股后不久就离开了，之后似乎也辗转于几家小房地产公司，行踪不定，但我会尽力去摸查。”
接下来的几天，调查在压抑和艰难中推进。
小林那边的反馈不容乐观。周子明在出国前，似乎有意淡出了核心社交圈，公开记录极少。其个人银行流水属于隐私，无法直接获取，但小林通过查询关联企业“信达评估所”的工商变更和涉诉记录，发现周子明退出事务所时，股权转让价格在当时看来颇为合理，并未发现明显异常的大额资金流入其个人名下（至少从明面上看）。而其通讯记录更是无从查起。关于他在F国的情况，由于地域限制和信息壁垒，暂时只能确认那则讣告的真实性，其女儿周文慧的社交媒体也设置了极高的隐私权限，无法获取更多信息。周子明之死，从目前能掌握的信息来看，就是一桩无可指摘的、发生在海外的自然死亡事件。
仿佛有一道无形的、却坚不可摧的墙，横亘在调查者与真相之间，而这堵墙，是由时间、空间和精密的算计共同砌成的。
相比之下，老陈那边倒是取得了一些进展。他几经周折，终于通过一位退休的老同事，拿到了第一农机厂原副厂长方永贵在老家的具体住址和联系电话。
“方永贵退休后，确实回了老家，在一个小县城里生活。听说身体不太好，有心脏病，平时深居简出。”老陈向赵晓颖汇报时，语气带着一丝谨慎的乐观，“我已经跟他通了一次电话，刚开始他很警惕，一听是打听农机厂改制的事，立刻就想挂电话。后来我亮明了以前在政法系统工作的身份（隐去了现在协助记者调查的具体情况），只是说想了解一些历史情况，协助研究当年的国企改制模式，他才稍微缓和了一点，但还是很回避关键问题，只含糊地说‘过去的事了，不想再提’、‘组织上都有定论’。”
“他越是回避，越说明心里有鬼，或者有难言之隐。”赵晓颖判断道，“他现在是我们已知的、还活在国内的、可能了解内情的最高级别当事人了。我们必须见到他，当面和他谈。”
她略作思索，做出了决定：“老陈，准备一下，我们亲自去一趟方永贵的老家。不能再通过电话这种不保险的方式了。面对面，或许才能撬开他的嘴。”
“好，我马上安排行程。”老陈应道，“不过，晓颖，我担心我们的动作，会不会已经引起了对方的注意？周子明‘恰好’去世，会不会也是一种警告？我们这样直接去找方永贵，会不会给他带来麻烦，或者让我们自己也暴露在危险之下？”
赵晓颖走到窗边，看着楼下街道上熙熙攘攘的车流人流，目光坚定而深邃：“对手的反应，恰恰证明了我们找对了方向，戳到了他们的痛处。周子明的‘失踪’是警告，也是他们心虚的表现。如果我们因为害怕就退缩，那正好中了他们的下怀。至于方永贵……我们必须去，但要更加讲究策略，确保他的安全，也确保我们自身的安全。这次接触，必须绝对保密，行程要快，接触要谨慎。”
关键证人周子明的“失踪”（以死亡这种最彻底的方式），非但没有让赵晓颖团队气馁，反而像一针强心剂，激起了他们更强烈的斗志和更深的警觉。他们知道，自己正在接近一个隐藏极深、手段老辣且能量巨大的利益集团。这个集团，不仅能在当下设置重重障碍，甚至能将触角延伸到过往，提前多年布局，冷静地清除掉潜在的隐患。
与方永贵的会面，将成为检验这股黑暗势力渗透程度的又一试金石，也可能是揭开十年前那场国有资产流失黑幕的最后机会之一。赵晓颖和老陈都清楚，这趟远赴外省的行程，注定不会轻松，他们将要面对的，可能是一个饱经风霜、内心充满恐惧与矛盾的老者，以及围绕在这老者身边，那无所不在、无声无形的压力。
带着一种近乎悲壮的责任感，赵晓颖和老陈悄然踏上了追寻真相的旅程，试图在那看似铁板一块的旧案迷墙上，找到一丝可供撬动的缝隙。而远在数百公里之外的那个小县城里，风烛残年的方永贵，是否愿意为了良知和公正，鼓起勇气，说出尘封十年的秘密？抑或，他也会像周子明一样，在最后关头，成为又一个“失踪”的关键证人？所有的答案，都隐藏在那即将到来的、充满未知的会面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