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仿佛被无形的手推了一把，赌城的短暂停留后，护照再次牵引我启程。
这次的目的地，是越南的海滨小城
——芽庄。旅行社包揽了签证、机票、酒店和接送，行程单像一张熨帖的入场券。
两小时的飞行后，机身轻触芽庄机场跑道。
轮子刚停稳，机舱内便上演了一出“争先恐后”的默剧。
仿佛舱门处藏着金矿，同机的旅客几乎同时弹起身，挤挤挨挨地堵在过道。
空姐带着几分焦急的普通话广播“请保持秩序”，
声音在热切的推搡中显得微弱而徒劳。
直到舱门洞开，映入眼帘的并非金矿，而是一辆孤零零的接驳车停在舷梯旁。
人群瞬间泄了气，秩序才不情不愿地回归。
这争先恐后，倒成了旅程第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注脚。
接驳车颠簸十来分钟，将我们送入海关大厅的喧嚣。
虽有预先办好的签证，护照连同两张两寸白底照片，还是被接机人员熟练地收拢。
队伍中响起几声懊恼的低语——
几位没带照片的旅客被指向一个特别的窗口。
窗口后的越南工作人员，动作敷衍得近乎表演：
相机随意比划一下，快门声都吝于响起，便伸出手：“五十港币。”
效率惊人，也赤裸得令人失笑。
半小时的等待，护照终于被导游抱回，夹着薄薄的签证纸，挨个点名发放。
排队过关时，经验老道的同行者压低声音传授“秘诀”：
护照里夹上十元港币，权当“润滑剂”。
“不然，他们有的是办法磨蹭，甚至找茬刁难。”
门外的世界陌生，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朴素哲学，
大多数人脸上带着一丝无奈和不甘，还是默默将纸币塞进了护照。
讽刺的是，这道“潜规则”，
似乎精准地只为我们这趟航班的旅客预备。
海关官员接过护照，指尖若有若无地拂过内页，那十元港币便如露水般消失，盖章的动作也随之流畅起来。
出口处，各色旅行社的旗帜招展。
接机人员点卯般呼喊着名字，不同公司的游客被分流塞进一辆辆大巴，
最终都驶向同一个名字——芽庄。
车轮滚动，导游阿力抄起话筒，
热情洋溢的自我介绍后，便是一串“温馨提示”：
酒店房间禁烟禁榴莲，违者重罚；
街头行走，手机包包务必贴身藏好，“这里的飞车党，可是‘眼疾手快’”。
铺垫完毕，最重要的环节来了。他变戏法似的掏出几沓越南盾：
“换汇啦！港币1：3100，人民币1：3300！”随即话锋一转，
换上几分“生计艰难”的口吻：“导游工资微薄，就靠这个补贴点生活。”
行程不过两晚，想着总要吃饭坐车，车厢里还是响起了窸窸窣窣的点钞声。
交易完成，阿力又适时地从包里掏出香烟和“越南军用药膏”，热情兜售。
直到酒店轮廓渐近，房卡才像最后的通关文牒，一一发放。
这辆大巴，竟是一路未停，将算计好的时间与环节，精准地碾到了酒店门口。
放下行李，有人结伴寻欢，有人呼朋引伴。
我则选择了独自“单溜”。拐过几个街角，一个简陋的路边摊闯入眼帘：
两张小桌，一盏昏灯，最醒目的招牌是块硬纸板，上面赫然用马克笔写着四个方正的大字——扬州炒饭。
掌勺的是个年轻的越南小伙子。
掏出手机，点开翻译软件，一番比划，价格谈妥：
三万越南盾一碗，折合人民币不过十块。
炒饭热气腾腾上桌，配一小碟酱油和几颗生猛的小米辣。
我埋头吃饭的间隙，摊主闲了下来，竟拉过凳子坐到我对面。
他咧嘴一笑，在手机屏幕上飞快敲打，然后递给我看翻译结果：
“我喜欢中国！特别喜欢中国姑娘！想找个中国老婆！”
身为泱泱大国子民，此刻不免生出几分“代表”的使命感。
我忍着笑，一本正经地问：
“我们中国这么大，你喜欢哪里的姑娘？”
他眼睛一亮，迅速敲出两个字：“上海！”
我放下勺子，带着一种鼓励后辈般的真诚（以及一丝不易察觉的促狭），
也用翻译软件郑重回复：
“加油！卖掉一百万碗炒饭，你就有资格去上海谈恋爱了。”
小伙子看着屏幕，愣了一下，随即爆发出爽朗的大笑，识趣地摆摆手，起身忙活去了。
饭毕，我留下五万越南盾压在碗底，对这位怀揣跨国婚恋梦想的“扬州炒饭”老板，
做了个握拳的“加油”手势。
他望见桌上的纸币，又看看我，笑容在昏黄的灯光下格外灿烂，用力地点了点头。
芽庄的第一顿街头烟火，竟以这样一场关于“百万碗”梦想的对话作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