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武三年（公元223年）四月，62岁的刘备在永安（今重庆奉节）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弥留之际，他将蜀汉的未来，托付给了诸葛亮与李严两位顾命大臣，让他们辅佐年仅16岁的刘禅。
新帝登基，按惯例本该次年改元。可蜀汉这次却打破常规，直接把章武三年改成了建兴元年，全然不顾“国君继体，逾年改元”的古制。
后世的史家们，像《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就对此颇有微词，说“考占元曰细，咸决于亮”，把这事的责任全推到了诸葛亮身上，还公开批评他“虽达于为政，凡此之类，犹有未周焉”。
东晋的习凿齿、梁朝的沈约，乃至清代的赵翼，也都跟着这么说，觉得这事儿太急切，有失礼仪，甚至还把蜀汉最终没能兴复汉室，跟这次没按规矩改元联系起来，说“君子是以知蜀之不能底运也”。
从儒家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惯例来讲，这些史家的说法并非毫无道理。
可要是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诸葛亮这么做，其实是有他的苦衷和考量的，这只是他处理蜀汉复杂人事问题的第一步，真正的难题，还在后面等着他呢。
一、复杂的派系：蜀汉政权的先天困境
作为蜀地本土人，陈寿在写本朝历史时，多少是有些偏爱的。在《三国志·先主传》里，讲刘备能拿下西川政权，那字里行间都透着得意：
“先主……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关羽、张飞、马超为爪牙，许靖、糜竺、简雍为宾友。及董和、黄权、李严等（本）[蜀]之所推，彭羕又璋之所排摈也，刘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劝。”
陈寿列了这么一长串名字，无非是想说明刘备能像汉高祖刘邦那样知人善任，所以大家都愿意跟着他干，蜀汉继承汉统也是理所当然的。
可他没留意到，这恰恰暴露出蜀汉政权内部权力结构的大问题。看看这些名字，就能清楚地发现，蜀汉集团内部的成员，来源那叫一个五花八门：
关羽、张飞是刘备刚起兵时就跟着的“元从势力”；诸葛亮是刘备在荆州招揽的“荆襄势力”；法正、董和、黄权、李严这些，原本是刘璋的手下，属于“益州势力”；马超则是从凉州来的武将，代表着“外附势力”。
光是这几大派系，就够让人头疼的了，更别说“益州势力”里还分东州和本土呢，蜀汉内部的派系之多，由此可见一斑。
刘备集团会有这么多派系，和他的发家史脱不了干系。在三国的各路诸侯里，刘备的出身算是最卑微的，虽说他总说自己是中山靖王之后，可本质上就是个“贩履织席”的。
最开始，根本没什么士大夫愿意搭理他，他就是个在徐州一带晃悠的“小团伙”。
直到建安六年（公元201年），他去依附刘表，才有机会招揽到一批荆襄士人。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南征，刘表的士人集团分裂，一部分像王粲、文聘、韩嵩这些人归顺了曹操，另一部分坚决抗曹的，就成了刘备的班底，这也成了蜀汉集团的中坚力量。
二、派系的矛盾与诸葛亮的应对
蜀汉派系多，来源和出身又相差巨大，这意味着内部的矛盾冲突，比魏、吴两国都要严重。
除了武将和士族的矛盾，蜀汉的当政者还得留意“元从势力”“荆襄势力”和“益州势力”“外附势力”，以及益州本土士族和刘璋旧部之间的矛盾。
刘备能占据益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刘璋的东州兵和益州本土势力闹内讧，他趁机而入。
可他能镇住场子，靠的是个人的领导魅力和强大的武力，把这些出身、地位都不一样的人强行捏合在一起。
可夷陵之战后，刘备的班底损失惨重，能用来压服各方的军队也没了。这下，怎么把蜀汉重新凝聚起来，就成了诸葛亮面前最紧要的事。
（一）笼络本土士人
建兴元年（公元223年），诸葛亮被封为武乡侯，开了丞相府；第二年，又兼任益州牧。在章武年间，他虽然被封为丞相，但没开府，政事还是刘备说了算。
开府，意味着诸葛亮真正掌握了蜀汉的军政决策权；兼任益州牧，则让他在人事任命上有了更多主动权。
蜀汉的制度是承袭东汉的，诸葛亮以益州牧的身份，能直接征辟人才。史书记载，他兼任益州牧后，“选迎皆妙简旧德，以秦宓为别驾，五梁为功曹，（杜）微为主簿”。
“别驾从事史”“功曹”“主簿”都是益州牧的属官，“主簿”更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府都有的文职。
秦宓是广汉绵竹（今四川绵竹）人，五梁是犍为南安（今四川乐山）人，杜微是梓潼涪城（今四川绵阳涪城）人，都是蜀地名士。诸葛亮征召这三人为益州牧属官，明显是在表明“以蜀人治蜀”的态度。
对待杜微，诸葛亮更是拿出了不亚于“三顾茅庐”的诚意。杜微年轻时跟广汉名士任安学习，是益州学术圈的领军人物。
他曾在刘璋手下做过“从事”，后来离职了。刘备入川后，他就以耳聋为由，拒绝出仕。
诸葛亮主政后，征召他为州主簿，他还是不干。诸葛亮没放弃，亲自去见他。杜微又拿耳聋当借口，诸葛亮就在座位上手写跟他交流，求贤的心意特别诚恳。
大概是被感动了，杜微后来出仕，一段时间后，才以谏议大夫的身份退休。
显然，诸葛亮对杜微的礼遇，是为了笼络蜀地士人的心。但也得承认，他这么做，和刘备形成了鲜明对比。
刘备不是不尊重益州士人，可他是卢植的学生，受过中原顶级的教育，看重的是孔融、陈登这类大人物，或者像刘巴、许靖这样因避难入蜀的中原名士，对当时文化不如中原的蜀地士人，多少有点地域歧视。
刘备刚平定蜀地时，当地士人许慈和胡潜有旧怨，吵得不可开交。
刘备调解的办法，居然是让戏子假扮他俩，用滑稽戏的形式来劝解，虽说也算一种诙谐的劝导方式，但明眼人都能看出刘备打心底里瞧不起蜀地士人。
刘备在世时，蜀地士人基本没什么出头的机会，甚至像张裕，还因为触怒刘备而被杀。这种心态，恐怕也是蜀地士人难有发展的原因之一。
刘备敢对蜀地士人强硬，是因为他手里有军队，还有大批非蜀地的名士做后盾。
可到了章武年间，文臣里的刘巴、许靖、法正、马良，武将里的关羽、张飞、马超、黄忠，要么去世，要么投降（像黄权、孟达就降了曹魏），蜀汉政权里的非本土势力损失惨重。
再加上夷陵之战损失了大量的军队和物资，诸葛亮没办法，只能大幅调整策略，从打压转向拉拢，甚至对杜微曲意迎合，以此来表明自己的态度。
（二）成效与局限
诸葛亮的努力，效果还是挺明显的。他在给杜微的信里说：
“王元泰、李伯仁、王文仪、杨季休、丁君干、李永南兄弟、文仲宝等”人都已经在蜀汉做官了，大家都盼着杜微也能加入。信里提到的王元泰（王谋）是汉嘉郡（今四川雅安、汉源一带）人；
杨季休（杨洪）是犍为武阳（今四川彭山）人；李永南兄弟（李邵、李朝）是广汉绵竹人；
文仲宝（文恭）是梓潼人。除了李伯仁、王文仪（王连，南阳人）、丁君干（丁玄，山阳郡人，曾是刘璋的幕僚）这些非蜀地或益州知名人士外，大多是蜀地本土士人。这说明，诸葛亮主政初期，蜀汉政权和蜀地本土士人达成了谅解，能相互合作。
不过，也得看到，诸葛亮对蜀地士人的征辟和任命，是有区别的。
他任命杨洪为蜀郡太守、忠节将军，李邵为丞相府西曹掾，文恭为州治中从事、丞相参军，而让王谋做太常，秦宓、五梁、杜微做益州别驾、功曹和主簿。
这么安排，其实是在安抚蜀地士人。蜀汉设置益州牧，这里面大有文章，只是暂时没表现出来。蜀地当时是大汉十三州之一，按说总有一天要去收复其他州郡，但行政上却虚设了益州官署。
不然的话，一个州要承担从中央到地方四级的行政任务，财政肯定承受不住，行政效率也高不了。
实际上，真正治理地方的官职，都是以丞相府属官兼任益州治中从事的方式来任命的。
也就是说，诸葛亮虽然任用了蜀地士人，但还是采用了“名气大的尊而不授实权，名气小的实际掌权”的办法。
当然，后人也能理解诸葛亮的用心。就像他在给杜微的第二封信里说的：
“君但当以德辅时耳，不责君军事”——那些有名望的士人，身上背着各种“偶像包袱”，很难和新政权好好合作，只能把他们当作政治“神龛”供着；
而被他提拔起来的新人，更容易成为蜀汉政权的支持者。
刘备去世后，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和地方大姓纷纷反叛，蜀汉政权一度风雨飘摇，甚至让曹魏产生了蜀汉快不行了的错觉，还派人来劝降。
但这也成了诸葛亮和蜀地士人全力合作的契机。且不说《襄阳记》里马谡提出的“攻心为上”战略，诸葛亮南征，完全是依靠马忠、李恢、吕凯、张嶷等熟悉当地情况的益州中下层官吏，才把叛军一一平定，让蜀汉平稳度过了动荡期。
之后，诸葛亮又任用他们镇守地方，这才为北伐创造了没有后顾之忧的条件。从这方面看，他对蜀地本土士人的笼络，是非常成功的。
三、对中下层的提拔与培养
晋代学者常璩写的《华阳国志》里说，“豫州（刘备）入蜀，荆、楚人贵”。
这话在后世很流行，不少研究蜀汉的史家，都提到荆襄势力在蜀汉政权里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压制了本土势力的发展，导致后来蜀汉人才断层，成了三国里最早灭亡的。
要是只看蜀汉政权的人员构成，这话也不是没有道理。蜀汉存在的43年里，见于史书的核心决策人员，像尚书、尚书仆射、尚书令以及其他平级或录尚书事级别的官员，一共有32人。
其中，来自荆襄势力的有22人，“元从势力”的有2人，来自凉州地区的有2人，蜀地的有5人，还有1人不详。到了郎中级别的官吏，蜀地本土的才能占到一半，确实是“荆、楚人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