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夏天潮湿闷热，但半山公寓的窗户敞开着，偶尔有海风吹进来，比上海夏日里硝烟混杂的气味要好得多。陆震云的身体已经基本康复，后背的疤痕在湿热天气里偶尔会发痒，提醒着他那段死里逃生的经历。但他闲不住，也无法安心只做一个被保护起来的“客人”。
他知道，留在香港不是来享福的。他需要身份掩护，需要活动经费，更需要为仍在上海苦战的同志们提供可能的支援。坐吃山空不是办法，单纯依靠同情者的接济也非长久之计。他必须做点什么。
他想到了自己早年混迹码头、经营货栈的经验。虽然多年不碰，但底子还在。他通过史密斯先生留下的一些非政治性的人脉，谨慎地接触了几个在香港做生意的上海同乡。几经周折，他结识了一位姓陈的广东籍商人，此人主要做南洋与华南之间的土产杂货贸易，为人还算本分，对时局颇有微词，但也不敢过多涉险。
陆震云没有暴露真实身份，只说自己原是上海租界的小商人，战乱中产业尽失，侥幸逃来香港，想寻个谋生的路子。他拿出顾清翰当初让阿成带来的、所剩无几的银元，又凭借过去对货品、渠道的了解，与陈老板谈了几次，展现了自己的诚意和能力。
陈老板见他有见识，懂行，投入的本金虽不多，但人也可靠，便同意合伙。他们注册了一家小型的“华南贸易行”，地点设在湾仔一栋不起眼的旧唐楼里，门面很小。陆震云成了公司的“陆经理”。
贸易行明面上主要经营一些不受严格管制的民用物资，比如广东的蔗糖、江西的夏布运往香港销售，再从香港采购一些五金零件、廉价日用品设法运往尚未完全封锁的内地城镇。当然，最重要的、也是利润最微薄的，是尝试通过极其复杂曲折的渠道，向内地偷运一些香港还能买到的普通消炎药、纱布等非违禁药品。
这生意做得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要应付日本人的盘查，要打点各路关卡，还要面对战时混乱的市场。但陆震云心思缜密，善于交际，竟然慢慢将生意维持了下来，甚至有了一点微薄的盈利。
贸易行的真正价值，远不在账面的盈亏。那间小小的办公室，逐渐成了陆震云活动的合法据点。他利用往来货船的水手、跑单帮的客商，小心翼翼地打探着内地消息，特别是关于上海的只言片语。贸易行赚来的钱，除了维持基本开销和生意周转，大部分都被他悄悄地、化整为零地转给了香港本地一个与他秘密接上头的、真正意义上的抗日支援团体。
这个团体，在经过长时间谨慎考察后，终于初步认可了陆震云的背景和诚意。他们开始通过贸易行这个相对“干净”的渠道，接收海外侨胞的部分捐款，并利用贸易行的物流做掩护，转运一些极其敏感的、非武器的支援物资。
陆震云再次忙碌起来，但不再是提着脑袋在枪林弹雨里穿梭，而是周旋于账本、货单和形形色色的商人之间。他穿着半旧的西装，打着算盘，和客户讨价还价，看起来就像一个乱世中挣扎求存的小商人。只有夜深人静，他独自核对那些秘密账目，或者阅读那份辗转得来、字迹模糊的上海情报摘要时，他眼中才会闪过属于“判官”的锐利光芒。
他的贸易行，就像香港这座孤岛上无数普通商行中的一家，不起眼，只为生存。但在地下，它却悄然成为了一条纤细却坚韧的血管，为遥远的抗战心脏，输送着微薄却珍贵的血液。他知道，这只是开始，距离他回到上海、与清翰并肩作战的目标，还十分遥远。但至少，他不再是被动等待，他终于又踏上了战场，哪怕是在另一个看不见硝烟的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