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吴香香，1963年生在金华婺城这边的一个小山坳里。今天，是1981年农历三月初八，我十八岁，要出嫁了。
天还没亮透，我娘就摸进我屋里来了。屋里还是黑黢黢的，就窗户纸透进点灰蒙蒙的光。我根本没睡着，直挺挺地躺在板床上，听着屋顶耗子啃梁子的窸窣声，一听就是一宿。
“香香，该起了。”我娘的声音哑哑的，带着一股子抹不掉的愁味儿。她划亮一根火柴，点亮了床头柜上那盏小的煤油灯，火苗忽闪忽闪的，把我俩的影子拉得老长，在土墙上晃荡，像两个找不到路的鬼。
我没应声，自己坐了起来。身上穿的是娘昨晚就准备好的“新衣裳”，一件红格子的确良衬衫，领口硬邦邦的，磨得脖子生疼。这衣裳是昨天张家送来的，据说花了张左明——就是我那个今天要嫁的男人——小半个月的工分。我大姐出嫁那年，还能穿娘改过的旧衣裳，轮到我了，时兴的确良了，可我觉得，这玩意儿还没我娘那件穿软了的蓝布衫子舒服。
娘端来一盆温水，放在缺了角的木凳上。“洗把脸，精神精神。”她说。
我走到盆边，水里映出我一张脸，黄黄的，没什么肉。村里那些婶子嫂子们，总说我这张脸生得好，眉毛是眉毛，眼睛是眼睛，尤其那双眼，黑是黑，白是白，看着就透亮。可我现在看着水里那个影，只觉得像极了年前爹从镇上肉铺割回来、摆在案板上的那块五花肉，就等着人来划量、下刀了。
爹妈为了一袋粮，把我许给了邻镇蒋家村的张左明。蒋家村离我们这儿倒不算太远，翻过两座山梁子就到了。可那地方，我听人说，比我们这山坳还穷，地更薄。
那张左明，我就见过一面。上个集日，他跟他娘，就是我将来的婆婆王桂花，一起来相看。他就站那儿，穿着件半新的中山装，扣子扣得紧紧的，勒出有点发福的肚子。他娘倒是话多，东拉西扯，眼睛像探照灯似的在我身上扫来扫去，好像是在看一头牲口，掂量着能出多少肉。张左明没咋说话，就最后要走的时候，凑近了些，咧嘴笑了笑，露出一口被烟熏得有点黄的牙。他看我的那个眼神，我到现在都记得，说不出的腻歪，带着一股子占有的得意，还有点儿……怎么说呢，就像我们这后山上，冬天里饿急了眼的老狼，瞅见落单的羊崽子的那种光。我当时就打了个寒颤，心里头冰凉一片。
可我没办法。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爹前年上山砍柴摔坏了腰，一直没利索，重活干不了，挣不了几个工分。娘身子骨也弱。我上头有个大姐，叫招娣，嫁在我们本村，日子过得也是鸡飞狗跳，姐夫是个闷葫芦，婆婆厉害，大姐回娘家哭的时候比笑的时候多。还有个四姐，叫来娣，比我大两岁，老实得三棍子打不出个屁，前年嫁到了更山里的地方，听说日子更是苦水里泡着，上次偷偷托人捎信回来，说身上总有青紫，可爹妈能说啥？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下面还有个弟弟，叫吴宏，才十六，正是能吃能长的年纪，可家里常常连红薯都吃不饱。二姐、三姐受不了难吃野菜树皮，将自己活活饿死了，而我饿了什么都吃，只要能活着，
张家送来定礼那天，除了几尺布，两块香皂，最重要的，是足足一百斤粮票和二十块现钱。那粮票，能让我家，特别是正长个儿的弟弟，小半年不挨饿。我娘捏着那粮票，手都在抖，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不是高兴，是难受。我爹蹲在门槛上，一个劲儿地抽旱烟，烟雾缭绕的，我看不清他的脸。
我知道，我没得选。我们这山里的女娃，命好像从来就不由自己。大姐是这样，四姐是这样，轮到我了，还是一样。
胡乱洗了把脸，娘拿着把木梳子，给我梳头。我的头发又黑又长，娘一下一下地梳着，嘴里念念叨叨，都是些“过去了要听话”、“手脚勤快点”、“早点给人家生个儿子”之类的话。我听着，心里头木木的，没什么感觉，好像她说的那个人不是我。
梳好了头，编成一条粗辫子，用红头绳扎好。外面渐渐有了人声，是请来帮忙的邻居婶子，还有大姐招娣也赶早来了。她眼睛红红的，看见我，想说什么，嘴唇动了动，最终只是叹了口气，帮着我娘张罗点零碎东西。其实也没啥好张罗的，我的嫁妆，就一个木头箱子，还是我姥爷那辈传下来的，漆都快掉光了，里面装着几件我平日穿的补丁衣服，还有一双新做的布鞋，是娘点灯熬油赶出来的。
天光大亮了，外面传来手扶拖拉机“突突突”的声音，是张家来接亲的了。我们这山里头，规矩没那么大，路又不好走，用拖拉机接亲，也算是有面子了。
我娘赶紧把一块红布盖在我头上。视线一下子被遮住了，只能看见脚下一点点地。我的心突然“咚咚咚”地擂起鼓来，好像要从嗓子眼跳出去。
外面响起鞭炮声，噼里啪啦的，炸得人心里更乱。我被人扶着，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外走。走到门口，快要上拖拉机的时候，突然有人从后面使劲拉了我的手一下。
我隔着红布低头看，是一只半大不小的手，指节粗大，手心滚烫，还带着泥土味儿。是弟弟吴宏。
他把我手掰开，塞进来一个东西，圆滚滚，热乎乎的，是个烤红薯。
“姐，”他声音压得低低的，带着哭腔，又急又倔，“你拿着！路上吃！到了那边……要是……要是他们给你气受，你就跑回来！别怕！我长大了，我能养你！”
我死死攥着那个烤红薯，烫得我手心发疼，可这股疼，却像一下子钻进了我心里，把那片木木的冰，烫化了一个角，酸涩的热气直往眼睛上冲。我使劲咬着嘴唇，没让眼泪掉下来。这大概是我今天，不，是我这十八年来，感受到的唯一的，也是最大的一点暖乎气了。
我被人扶着手臂，爬上了拖拉机的车斗。车斗里铺着点干稻草，我就坐在稻草上。张左明也上来了，坐在我旁边，身上一股子烟味和头油味混合的味儿，熏得我有点恶心。他没跟我说话，只顾着跟开车的人大声说笑。
拖拉机“突突突”地开动了，颠簸得厉害。我偷偷把盖头掀开一条缝，回头望。我家那低矮的土坯房越来越远，爹娘、大姐、还有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使劲抹着眼睛的弟弟吴宏，都变成了小小的黑点。村子口那棵老樟树，也越来越模糊。
我知道，我离开生我养我十八年的家了，要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和一个只见了一面、眼神像饿狼的男人过日子。前路是什么？我不知道，也不敢想。手里的烤红薯，还温温的，我把它紧紧捂在胸口，好像那是唯一的倚仗。
山路崎岖，拖拉机颠簸了差不多一个钟头，终于慢了下来。蒋家村到了。鞭炮声又响起来，比我们村那阵更密更响，还夹杂着小孩的嬉闹和大人的起哄声。
车停了，有人扶我下车。脚踩在地上，有点软。透过红盖头下方，能看到不少脚，穿着各种破旧的布鞋、胶鞋。
流程都是安排好的，拜天地，拜高堂，夫妻对拜。我像个木偶似的，被媒人指引着做动作。周围吵吵嚷嚷的，我能感觉到无数道目光钉在我身上，有好奇，有打量，也有不怀好意的嬉笑。拜高堂的时候，我听到一个尖利的女声，应该是我婆婆王桂花，她声音带着笑，但那笑听起来假假的，没什么温度：“好好，以后就是张家的人了，要懂事！”
夫妻对拜时，我弯腰，隔着盖头，能看到对面张左明的脚，一双崭新的解放鞋。我能闻到他身上更浓的气味。
然后就被送进了所谓的“新房”。其实就是一间土坯房，墙上刷了层白灰，还是新的，能闻到石灰水味儿。屋里摆设简单，一张木头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还有一个旧衣柜。窗户上贴了个红喜字。
外面摆酒席，喧闹声不断传进来。我坐在床沿上，红盖头还蒙着。没人给我送点吃的喝的，好像我这个人不存在一样。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我想起弟弟给的那个烤红薯，偷偷从袖子里摸出来，小心地掰了一小块，塞进盖头底下吃了。甜甜的，糯糯的，给了我一点力气。
也不知道坐了多久，外面的喧闹声渐渐小了，大概是酒席散了。脚步声杂乱，有人喝醉了在胡言乱语。
终于，房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一股浓烈的酒气先冲了进来，然后是张左明有点摇晃的身影。他趔趄着走到桌前，吹灭了上面那盏煤油灯，只有窗户纸透进的月光，带来一点微弱的光线。
他走到床前，一把扯掉了我的红盖头。
突然的光线变化让我眯了眯眼。他就站在我面前，脸红得像猪肝，眼睛因为醉酒布满了红丝，那个饿狼似的眼神，在昏暗的光线下，更加明显，直勾勾地盯着我。
我心里害怕，往后缩了缩。
他嘿嘿笑了两声，满嘴酒气喷在我脸上：“咋的？还害臊？”说着，就伸手来扯我的衣服。
我吓得浑身僵硬，想推开他，可手脚都不听使唤。他力气很大，把我按倒在床上。那件崭新的确良衬衫被撕扯着，扣子崩掉了一颗，不知道滚到哪里去了。我疼得眼泪直流，死死咬住了嘴唇，没让自己哭出声。木板床发出“嘎吱嘎吱”的呻吟，像快要散架。
整个过程很快，他像完成一个任务，或者更像是在发泄一种野蛮的欲望。结束后，他翻到一边，没多久就打起了震天的呼噜。
我蜷缩在床里边，身上疼，心里更疼。眼泪止不住地流，湿了枕头。月光冷冷地照进来，照着这间陌生的屋子，照着身边这个打着呼噜、散发着酒气和汗味的陌生男人。
这就是我的男人？这就是我以后要过的日子？
我绝望地睁大眼睛，看着黑漆漆的屋顶。房梁和椽子在微光里显出模糊的轮廓。看着看着，我忽然觉得，靠近床头顶上那边，好像有个地方的阴影特别深，形状也有点怪，不像是一般的木头疙瘩。
鬼使神差地，我轻轻坐起身，忍着身上的酸痛，小心翼翼地跪起来，伸手朝那个奇怪的阴影摸去。
手指碰到一个冰冷、坚硬的东西。我心里一咯噔，轻轻抠了抠，那东西有点活动。我用力一扯，把它从椽子和瓦片的缝隙里扯了出来。
借着一缕清冷的月光，我看清了手里的东西。
那是一把刀。一把生锈的，带着点点暗红色污渍的杀猪刀！刀口有点钝了，但形状还在，看着就透着一股寒气。
我浑身血液“唰”地一下凉透了，手一抖，差点把刀扔出去。这新房，这婚床顶上，怎么会藏着一把杀猪刀？！
是谁放的？什么意思？！
这时，旁边醉死的张左明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梦话，声音含糊，但我听清了。
“……肯定……肯定又是我哥……张左腾……那个疯子……见不得我好……”
张左腾？我那个只见了一面、眼神阴冷得像毒蛇一样的大伯子？
我猛地想起白天进门时，在人群中似乎瞥见过他一眼，他就站在角落，冷冷地看着这一切，那眼神，比张左明的更让人脊背发凉。
我看着手里这把冰冷的杀猪刀，再看看身边鼾声如雷的丈夫，想起婆婆王桂花那虚假的笑，还有这个陌生而充满恶意的家。
一股巨大的恐惧像冰冷的河水，瞬间淹没了我的全身。我明白了，我跳进来的，不是一个普通的火坑，这底下，可能藏着要人命的刀子和看不见的冷箭。
我不能出声，不能问。我死死咬住嘴唇，把杀猪刀紧紧攥在手里，锈迹硌着掌心。然后，我悄悄地、悄悄地把刀塞进了我的木头箱子最底层，用几件旧衣服严严实实地盖住。
这是我的第一个秘密。在这个虎狼窝里，我捡到的第一件东西，不是喜糖，不是祝福，而是一把不知谁放在我头顶、充满恶意的杀猪刀。
天，快亮了吧。可我觉得，我的天，从今天起，怕是再也亮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