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清晨，钟鼓齐鸣，文武百官依序步入久经风雨的太和殿。今日大朝会的气氛格外不同，几乎所有官员的目光都有意无意地瞟向武臣班列中那个崭新的、异常年轻的身影——王承渊。
崇祯皇帝升座，接受百官朝拜后，按照惯例，由首辅周延儒率先出班，禀报一些紧要政务。他说的多是些老生常谈的问题，如粮饷短缺、流寇未平等等，语气沉重，却拿不出什么切实可行的办法。
说完之后，他话锋一转，面向王小伟，脸上带着和煦的笑容：“王阁老初入京师，陛下隆恩，委以参赞机务之重任。王阁老在山东，整军经武，开源理财，卓有成效，不知对于如今国事维艰，可有良策教我等效？”
这话看似客气请教，实则暗藏机锋。一来将王小伟捧得极高，容易引人嫉妒；二来将难题抛给他，若他拿不出立竿见影的“良策”，便会显得徒有虚名；三来也是试探其政治倾向和底牌。
一时间，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王小伟身上。
王小伟不慌不忙，出班行礼，声音清晰洪亮：“首辅大人谬赞。承渊蒙陛下信重，愧不敢当。山东微末之功，全赖将士用命，百姓勤劳，陛下洪福，实非承渊一人之力。至于国事……”
他微微一顿，目光扫过满朝文武，语气转而沉痛：“承渊乃粗鄙武夫，本不敢妄议朝政。然既蒙陛下垂询，首辅下问，斗胆直言。如今国势日蹙，非一日之寒。外有建奴、流寇两大患，内则政令不畅，财政枯竭，军备废弛，人心离散。诸公皆国之栋梁，岂能不知？然知易行难，空谈何益？”
他这番话，先是自谦，接着便毫不客气地指出了朝廷面临的巨大困境，最后一句“空谈何益”更是隐隐刺中了朝堂诸公的痛处。
周延儒脸色微变，正要开口。一位御史却抢先跳了出来，厉声道：“王大人此言差矣！朝堂议政，乃是为国谋划，何来空谈之说？倒是王大人，在山东擅改祖制，清丈田亩，惹得士林非议；又广开商路，与民争利，有违圣人之教；更擅动刀兵，跨海寻衅，若引得虏酋全力报复，岂非祸国殃民？此等作为，岂是人臣之道？”
此言一出，顿时有几个周党官员出声附和，言辞激烈，试图给王小伟扣上“跋扈”、“苛政”、“擅启边衅”的帽子。
龙椅上的崇祯皇帝眉头微皱，却没有出声制止，似乎也想看看王小伟如何应对。
面对指责，王小伟非但没有惶恐，反而发出一声冷笑，声震金殿：“好一个‘祸国殃民’！好一个‘人臣之道’！”
他猛地转身，目光如电，直视那名御史：“请问这位御史，建奴屡次入塞，屠戮百姓，劫掠财帛，可是王某请来的？流寇蹂躏中原，生灵涂炭，可是王某纵容的？朝廷粮饷匮乏，将士饥寒交迫，可是王某克扣的？”
一连三问，如同重锤，砸得那御史脸色发白，连连后退。
王小伟步步紧逼，声音愈发激昂：“清丈田亩，乃为均平赋役，增加国库收入，以养兵御虏！那些被清丈出隐匿田产的，可是尔等亲朋故旧？广开商路，乃为筹措军饷，安置流民，何来与民争利？与的是哪些‘民’？难道是那些囤积居奇、发国难财的奸商巨贾？至于跨海击虏！”
他声音提到最高，环视全场：“若非此‘寻衅’，此刻虏骑恐怕还在京畿肆虐！诸公还能安然在此高谈阔论，指责王某‘祸国殃民’吗？！难道要像过去一样，坐视虏骑来去自如，屠城掠地，才是‘人臣之道’？！才是尔等口中的‘圣人之教’吗？！”
他的话语如同狂风暴雨，携带着战场上的血腥气和冰冷的逻辑，冲击着朝堂上陈腐的空气。许多官员被质问得哑口无言，面红耳赤。一些有良知的官员则暗暗点头。
周延儒见势不妙，连忙打圆场：“王阁老息怒，李御史亦是出于公心，言语或有不当之处……”
“公心？”王小伟毫不客气地打断他，目光灼灼，“若真是公心，当思如何破敌安民，如何充实国库，如何整饬军备！而非在此攻讦实干之臣，徒逞口舌之利，空谈误国！”
最后四个字“空谈误国”，他咬得极重，如同惊雷，在太和殿中回荡，震得无数官员心神剧颤。
崇祯皇帝看着殿下那位昂然挺立、舌战群臣的年轻督师，看着他与周围那些暮气沉沉、只知党争的官员形成的鲜明对比，心中五味杂陈。他既欣赏其才干和胆气，又愈发感到难以掌控。
这场朝会，王小伟以一己之力，生生压倒了周党发起的舆论攻势，展现出了强大的气场和辩才。但也彻底将自己放在了清流言官和保守派的对立面。京师的这潭水，被他彻底搅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