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的欢呼声几乎要穿透电报线，震得罗马奎里纳莱宫书房里的水晶吊灯都仿佛在微微颤动。迪斯雷利成功购得埃及赫迪夫伊斯梅尔帕夏手中34%苏伊士运河股份中的34%，消息像野火般燃遍了整个不列颠，议会里掌声雷动，报纸上用尽溢美之词，将这位首相誉为“为帝国冠冕添上最璀璨明珠”的智者。英国成为了苏伊士运河公司无可争议的最大单一股东，地中海的棋局似乎瞬间倾斜。
然而，几乎在同一时间，另一条消息则相对低调地宣布：意大利王国政府（由央行代表）及科斯塔集团联合体，成功购得埃及持有的另外10%股份。这不是全胜，但绝对是一场辉煌的战术胜利。意大利从志在必得的英国虎口深处，硬生生撕下了一大块肥肉。
当加密电文传到罗马时，亚历山德罗紧绷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他立刻召见内阁核心成员。“先生们，”他扬了扬手中的电文，“我们成功了。明面上，我们从此将是拥有32%股份的重要股东，但这并非全部。”他没有透露具体数字（包括维也纳经济危机期间秘密收购的5%），但眼神中的自信说明了一切。
科斯塔集团在1873年维也纳经济危机期间，利用市场恐慌从二级市场上秘密吸纳的约5%的散股（这笔股份一直未公开，登记在不同离岸公司名下，是亚历山德罗隐藏的王牌），意大利实际控制的运河股份达到了惊人的37%（央行持有19%，科斯塔集团持有18%）。虽然在明面上，为了不过度刺激英法和便于管理，意大利对外宣称的股份是32%，但这已足以让意大利一跃成为运河公司举足轻重的第三大股东集团，其影响力远非一个简单的财务投资者可比。那5%股权是藏在袖中的王牌，非到关键时刻，不必亮出。
他走到巨幅世界地图前，手指精准地点在苏伊士运河那纤细却至关重要的蓝线上。“但是，先生们，抢到股份，仅仅是拿到了入场券。真正的游戏，现在才刚刚开始。”他的声音变得低沉而充满战略家的算计，“英国人现在风头正劲，他们必然想凭借最大股东的身份主导一切，将运河变成皇家海军的后院，甚至在未来可能的冲突中将其据为己有。这是我们，同样也是法国人，绝不能接受的。”
他的目光转向外交大臣蒙特贝罗男爵：“子爵，你的舞台到了。英国人的喜悦不会持续太久。立刻以最正式的外交照会，分别致函伦敦和巴黎。祝贺英国政府成为运河公司重要股东，但紧接着，要强硬而明确地提出：意大利王国作为运河的重要利益攸关方和主要股东，要求尽快召开由英、法、意三方参加的特别会议，共同‘磋商并确立保障运河长期中立、安全与自由通航的永久性管理规则’。”
他眼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要重点拉拢法国。告诉他们，伦敦的胃口绝不会仅限于此。今天他们可以成为最大股东，明天就可能寻求将我们和法国彻底边缘化。在遏制英国独霸这一点上，罗马和巴黎有着最坚实的共同利益。我们要联手给这头新来的雄狮套上笼头，订立规矩。”
“明白，首相阁下。”蒙特贝罗男爵眼中精光一闪，他完全领会了首相对法国又打又拉、构建临时联盟的精髓，“我会让我们的外交官立刻行动，确保照会的措辞既符合礼仪，又充满不容置疑的决心。”
数周后，法国巴黎。一场没有硝烟却同样激烈的战争在外交部华丽的会议厅内上演。空气中弥漫着雪茄、香水以及看不见的刀光剑影。英国代表团的脸色很难看。他们原本指望凭借新晋最大股东的身份，能顺理成章地主导运河事务，甚至暗示在“特殊时期”英国有权“临时接管”运河安全。但意大利和法国代表早已心照不宣地结成了临时同盟。
蒙特贝罗子爵与法国代表配合默契，他风度翩翩，引经据典，从国际法、航海自由谈到欧洲均势，言辞礼貌却寸步不让。“尊敬的代表先生们，”蒙特贝罗的声音清晰而坚定，在会议室里回荡，“苏伊士运河不属于任何单一国家。它连接五大洲，是世界贸易的动脉，其畅通与安全关乎文明世界的共同利益。因此，它的管理必须基于以下不可动摇的原则。”
他逐条抛出与法国私下磋商已久的方案，每一条都像一道枷锁，束缚英国可能伸出的独裁之手：“第一，运河中立与自由通行原则。无论和平或战争时期，运河应对所有国家的一切船只——无论是商船还是军舰——无条件开放，不得有任何歧视或封锁。第二，运河水域及沿岸非军事化原则。运河两岸不得设立任何永久性军事堡垒、炮台或基地；运河河道及港口内严禁任何敌对军事行动。它的安全，应由我们三方——或许未来可邀请更多利益相关国——共同组成的国际委员会及一支象征性的、中立的联合巡逻队来保障，而非某一国的军舰。第三，董事会共管原则。运河公司董事会应由英、法、意三大股东国代表平等协商，所有重大决策，包括费率调整、大型工程、安全预案，必须经过董事会充分讨论，并寻求一致同意或绝对多数通过，确保没有任何一方能独断专行。”
英国代表据理力争，脸色铁青。他们试图强调投资的风险与责任，暗示管理权应与股权比例挂钩。但意法两国像两堵协同移动的墙，牢牢封死了英国寻求特权的一切路径。谈判桌变成了角力场，每一句条款的斟酌，每一个措辞的修改，都牵扯着巨大的国家利益和未来战略主动权。
谈判进行了数周，反复拉锯。最终，在英国人极不情愿却又无可奈何的妥协下，《苏伊士运河管理中立法案》的基本框架得以确立。它几乎完全采纳了意法联合提出的核心原则，为这条黄金水道未来的运作套上了坚实的“规则枷锁”。
消息传回罗马，亚历山德罗站在地图前，脸上露出了深邃而满意的笑容。巴尔迪在一旁低声汇报：“虽然收购股份和给予埃及的贷款耗资巨大，但根据估算，仅凭这37%股份未来的稳定分红，就足以在二十年内收回成本并有巨额盈余。更别提其战略价值...”
“金钱只是最直接的回报，”亚历山德罗打断他，手指重重地点在苏伊士运河的位置，“真正无价的，是我们拿到了制定规则的权力，拿到了介入东方事务、影响全球航运格局的金色敲门砖。英国人是拿到了更多的股份，但我们联合法国给这头狮子戴上了口套和缰绳。”
他转过身，目光扫过里卡尔迪和巴尔迪：“接下来，你们的任务是确保埃及的关税收入能按时足额进入我们的抵押账户，同时，让意大利的船只在这条属于我们也有份的水道上，航行得更加顺畅。”
这场精心策划长达数年的金融突袭与紧随其后的外交博弈，不仅为意大利带来了惊人的、长期的经济回报，更赢得了一张至关重要的、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地缘政治王牌。亚历山德罗成功地利用埃及的财政危机和欧洲大国的矛盾，将新兴的意大利王国抬到了与英法平等共管世界级战略水道的位置上，极大地提升了王国的国际地位和话语权。
帝国的航路不仅需要无畏的战舰去开拓，更需要最顶尖的智慧、最冷静的头脑和最精妙的算计来护航。而如今，在这条通往东方的黄金水道上，意大利的声音已经变得不容任何人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