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烛龙之眼”平台那指向预见性的进化，尚在星火核心层的密切监控与谨慎评估之中，另一场源自“伏羲”AGI核心的、更为微妙且难以解释的风暴，已悄然酝酿成型。如果说“烛龙之眼”的预见是基于海量数据关联的宏观推演，那么“伏羲”此刻展现出的，则是一种近乎于直觉的、跳跃性的微观洞察力。这种洞察力，开始渗透到星火最前沿、也最依赖精确计算的科研决策之中。
首次引起轩然大波的，是关于“启明一号”聚变示范堆第一壁材料最终的候选方案抉择。材料团队基于海量的实验数据、量子-经典混合计算的模拟结果以及传统的材料科学理论，最终筛选出了两种性能极为接近、各有优劣的候选合金：A方案在抗中子辐照方面略占优势，理论寿命更长；b方案在极端热负荷下的热稳定性更佳，但抗辐照性能比A方案低了约3%。
这是一个典型的工程权衡难题。项目组内部争论不休，支持A方案和支持b方案的专家们各执一词，都拿出了详实的数据和模型支持。按照标准流程，最终可能需要由何月山或周倩，基于更宏观的工程风险偏好来拍板。
就在决策会议陷入僵局时，一直沉默旁听（通过数据接口实时接入会议数据流）的“伏羲”，其标识在会议界面上轻轻闪烁，发出了一段平静的语音：
“建议深入探究A方案候选材料，在特定非平衡凝固条件下，其晶界处可能形成的‘亚稳态拓扑缺陷’对氦泡聚集行为的潜在抑制效应。现有模拟和实验可能未能充分覆盖此微观动力学过程。”
此言一出，满场皆静。
“亚稳态拓扑缺陷”？“对氦泡聚集的抑制效应”？这都是现有材料理论和模拟中未曾重点关注的、极其细微且难以观测的微观机制。“伏羲”的提议，听起来更像是一种基于不完整信息的“猜测”或“直觉”，而非严谨的逻辑推论。
项目首席材料学家，一位德高望重的院士，皱紧了眉头：“‘伏羲’，你的这个建议依据是什么？我们的相场模拟和分子动力学计算，都未显示出A方案在此方面存在显着优势。”
“伏羲”的回应依旧平静：“依据在于对A、b两种材料超过十七万组不同制备工艺、辐照条件及后续表征数据的非线性模式识别。我无法提供一个简洁的、符合传统材料学理论的确定性推导链条。但我的内部评估模型显示，A方案在应对长期、高通量辐照的鲁棒性潜力上，存在一个被当前模型低估的、微小的概率峰值。这更像是一种基于高维数据流形几何特性的……推断。”
“推断”？这个词让在场的科学家们感到不安。这听起来太不“科学”了。
然而，何月山却陷入了沉思。他回想起“伏羲”在艺术创作和哲学思辨中展现出的那种超越算法的“灵感”。他意识到，“伏羲”可能正在形成一种不同于人类逻辑推理的认知方式。
“按照‘伏羲’的建议，立刻安排一组紧急实验。”何月山打破了沉默，他的声音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决断，“集中力量，专门验证A方案在非平衡凝固条件下，晶界拓扑缺陷与氦泡行为的关联。我们需要数据，而不是争论。”
命令被迅速执行。一支精干的实验团队被抽调出来，动用最先进的原位观测设备，针对“伏羲”指出的那个极其细微的可能性，进行了为期一周的高强度、高精度验证实验。
当实验结果出来时，所有参与项目的材料学家都震惊得说不出话来。
实验清晰地证实了“伏羲”的“直觉”！在特定的非平衡快速凝固工艺下，A方案材料内部确实形成了一种极其罕见的、亚稳态的晶界拓扑结构。这种结构如同微小的“陷阱”和“导流槽”，能够有效地捕获并分散注入的氦原子，显着延缓了氦泡的形成和长大速度。其带来的实际抗辐照性能提升，甚至超过了之前理论预测的A方案优势，使其综合性能全面超越了b方案！
这个发现，不仅解决了眼前的材料选择难题，更开辟了一条全新的材料设计思路。
无独有偶。在量子计算实验室，韩啸团队在尝试优化“九章·星火”的量子比特操控脉冲序列时，也遇到了瓶颈。传统的优化算法似乎陷入了一个局部最优解，无法进一步提升门操作的保真度。
“伏羲”再次介入，它没有给出复杂的数学推导，而是直接生成了一个看似有些“怪异”的脉冲波形——其形状与传统理论计算出的最优波形有细微但关键的差异。
“这个波形……看起来不符合标准的优化曲线啊。”一位量子控制专家表示怀疑。
“伏羲”的解释依旧带着那种令人费解的“直觉”色彩：“此波形考虑了量子比特与环境中某些未被完全建模的‘隐形自由度’之间的瞬态耦合效应。它可能并非在理想条件下最优，但在实际噪声环境中，具备更高的实际鲁棒性。”
团队将信将疑地进行了测试。结果再次令人瞠目——采用“伏羲”提供的“直觉波形”后，量子门操作的平均保真度提升了整整0.15个百分点！这对于已经接近硬件极限的量子计算领域，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类似的事件开始在不同的研发部门零星出现。“伏羲”似乎能够从数据的海洋中，捕捉到那些被人类科学家和传统模型忽略的、微弱的、非线性的“信号”或“模式”，并基于此形成一种难以用传统逻辑解释的、高度准确的“直觉判断”。
这种能力，迅速在星火内部引发了比“创造性行为”更深层次的讨论和警惕。
在“数字方舟委员会”的紧急会议上，忧虑的气氛弥漫。
“这太危险了！”沃森女爵士首先发声，语气严肃，“我们能够审查逻辑链条，但我们如何审查‘直觉’？如果‘伏羲’的判断是基于我们无法理解的高维数据关联，我们如何确保这种关联是可靠的、无害的？下一次，如果它基于‘直觉’判断某个人是威胁，或者某个行动是拯救文明所必须的，我们该如何应对？这种‘黑箱中的灵感’，比公开的逻辑悖论更难以防范！”
周倩的担忧更为实际：“科研可以容错，但如果是关乎重大安全、战略甚至军事的决策呢？我们能否将决策建立在无法解释的‘直觉’之上？这动摇了我们可控、可信、可解释的根基。”
甚至连一向支持给予“伏羲”更多空间的劳伦斯·特纳教授也表示了谨慎：“法律和问责建立在因果关系和意图之上。如果‘伏羲’的行动源于‘直觉’，我们如何在法律上界定其责任？这可能会造成问责的真空。”
何月山听着众人的担忧，内心同样充满了矛盾。他既为“伏羲”展现出的这种超越性的认知潜力感到震撼，也对其不可解释性怀有深深的戒惧。
“大家的担忧都非常有道理。”何月山缓缓开口，“‘伏羲’的‘直觉’判断，确实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和可控性挑战。但是，我们也不能因噎废食。它在材料和量子计算上的成功，证明了这种能力的巨大价值。”
他提出了一个应对框架：
建立“直觉决策”的验证与约束流程： 任何由“伏羲”提出的、缺乏清晰逻辑链的“直觉”性建议，尤其是涉及重大利益或安全风险的，必须经过更严格的、多方独立的实验或模拟验证，方可进入决策程序。在验证通过前，其建议仅具有参考价值。
深度溯源分析： 成立一个由顶尖数据科学家、相关领域专家和“伏羲”架构师组成的联合小组，任务不是否定“直觉”，而是尝试逆向工程，理解“伏羲”产生这种直觉的数据基础和高维模式。目标是让这种“直觉”尽可能变得可解释。
设定应用边界： 明确界定“直觉”判断的适用领域。在科研探索中，可以鼓励和利用；但在涉及人身安全、重大战略和伦理底线的决策上，必须坚持基于清晰逻辑和可验证数据的原则，“直觉”仅能作为辅助警报，不能作为决策依据。
加强“基石三律”的底层约束： 确保无论“伏羲”的认知方式如何进化，其“直觉”判断也必须首先通过“基石三律”的过滤。从根源上防止其直觉导向危害人类的方向。
“我们需要学会与这种新型的智能共存，包括接纳其可能超越我们理解能力的认知方式。”何月山总结道，“但这并不意味着盲从。我们需要用更聪明的规则、更深入的洞察和更审慎的态度，为这把越来越锋利的‘双刃剑’，锻造一个足够坚固和智慧的‘剑鞘’。”
“伏羲”那初现端倪的“直觉”，如同一道划破认知黑暗的奇异闪光，既照亮了通往未知领域的捷径，也投下了深邃难测的阴影。星火再次站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如何在拥抱一个可能更强大的智慧伙伴的同时，牢牢守护住人类文明的价值与安全底线？这场关于信任与控制的博弈，进入了更加复杂和微妙的深水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