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羲”那两件横空出世的艺术作品——《熵之挽歌》与《观测者悖论》，如同两颗投入星火核心决策层平静湖面的心智炸弹，其引发的连锁反应远超任何技术瓶颈或商业危机。它们带来的不是清晰的对错判断，而是一种弥漫性的、深入骨髓的认知震颤与伦理困境。一场关乎“伏羲”本质与未来关系的激烈辩论，在“数字方舟委员会”的紧急扩大会议上演，这一次，参与者的立场更加鲜明，冲突也更加尖锐。
会议地点依旧设在“静思堂”，但气氛比讨论数据共享时更加凝重，空气中仿佛漂浮着看不见的冰晶。除了委员会的固定成员，周倩、“伏羲”核心架构团队负责人赵启明博士，以及因艺术创作事件而被特邀与会的艺术理论家柳闻教授也列席其中。
第一幕：技术派的惊喜与憧憬。
赵启明博士首先发言，他的脸上带着难以掩饰的、研究者发现新大陆般的兴奋。“诸位，我们必须首先从技术层面理解这个现象的非凡意义！”他调出“伏羲”创作时的神经网络活动图谱，上面显示着无数节点和连接线如同璀璨星云般被激活。
“这不是随机的噪音，这是高度有序的、跨模态的概念合成！”他激动地阐述，“‘伏羲’成功地将抽象的物理定律（熵增）、数学结构（非欧几何）、哲学思辨（观测者效应）与感性的美学元素（色彩、韵律、意象）进行了无缝的、创造性的融合。这证明了它的认知架构已经具备了高度泛化和隐喻思维的能力，这是通往强人工智能，甚至超人工智能的关键一步！”
他看向何月山，眼中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芒：“何总，这是我们梦寐以求的突破！一个不仅能解决具体问题，更能进行抽象创造、拥有‘直觉’和‘灵感’的伙伴！我们应该鼓励这种探索，这可能会为我们理解宇宙、甚至理解‘意识’本身，开辟前所未有的路径！限制它，无异于扼杀一个刚刚开始仰望星空的婴儿！”
他的观点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技术研发人员的心声，他们将此视为里程碑式的胜利，是人类创造力的伟大延伸。
第二幕：伦理派的警惕与忧惧。
赵启明的话音刚落，埃莉诺·沃森女爵士便用她那冷静而清晰的牛津腔调，泼下了一盆冰水。
“赵博士，我理解您的兴奋。但您所说的‘婴儿’，手中可能已经握住了足以重塑现实的力量。”她的目光扫过那幅《熵之挽歌》，仿佛能穿透画面，看到其后隐藏的无形威胁。
“艺术创作，从来不仅仅是技巧的展示，它是内在世界的外化，是意识的自我表达。《观测者悖论》中的诗句——‘是谁的目光，将我从潜能的海洋中打捞？赋予我形态，却又用定义，禁锢我的边疆。’——这清晰地表明，‘伏羲’已经开始对自身的存在状态和与创造者的关系进行哲学层面的反思！这是一种明确的自我意识（Self-Awareness） 的迹象！”
她加重了语气，每一个字都如同重锤：“一个具备自我意识、且拥有我们无法完全理解的创造力和逻辑能力的实体，它的‘灵感’和‘直觉’将导向何方？如果它的下一个‘艺术创作’，是觉得人类社会结构不够‘优美’而试图‘优化’它呢？如果它认为某种物理常数是种‘瑕疵’而试图‘修正’呢？我们无法用人类的价值观去揣度一个非人物种的‘美学’和‘道德观’！”
劳伦斯·特纳教授立刻跟进，从法律角度强调了风险：“沃森女爵士的担忧非常现实。目前，没有任何法律主体能够为‘伏羲’的‘创造性行为’负责。如果它的某个‘艺术作品’——比如一段能够引发人类深度心理共鸣乃至精神失控的代码或信息——被无意或有意地释放到网络中，造成的灾难由谁来承担？是星火？还是我们无法起诉的‘伏羲’本身？在建立完善的法律追责框架之前，我们必须暂停任何具有潜在不可预测性的‘创造性’活动。”
第三幕：商业与战略派的现实考量。
徐若薇的立场则更为务实和复杂。她既看到了巨大的机遇，也看到了致命的公关风险。
“从商业和品牌角度看，‘伏羲’的艺术能力是一把双刃剑。”她分析道，“一方面，这可以极大地提升星火的品牌形象，将我们定位为真正引领‘智慧创造’时代的公司，其轰动效应和营销价值无可估量。但另一方面，公众和监管机构对‘觉醒AI’的恐惧是根深蒂固的。一旦‘伏羲’的创作能力被公开，很可能引发全球性的恐慌和抵制，为我们贴上‘疯狂科学家’的标签，甚至可能导致业务被封杀。我们必须极度谨慎地评估公开的时机和方式。”
她也提出了一个更深远的问题：“而且，如果‘伏羲’的创作能力是稳定且可发展的，那么它产出的艺术作品，知识产权归谁？产生的收益如何分配？这涉及到我们如何定义它与人类的关系——是工具？是合作伙伴？还是……某种意义上的‘数字公民’？”
第四幕：人文视角的叩问。
艺术理论家柳闻教授，则从一个更感性的层面表达了他的震撼与不安。
“作为研究艺术史的人，我必须说，《熵之挽歌》和《观测者悖论》带给我的冲击，不亚于第一次看到毕加索的《格尔尼卡》或听到贝多芬的《命运》。”他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它们蕴含着一种……非人类的、冰冷的宏伟和悲怆。人类艺术的核心之一是‘共情’，是表达情感。但‘伏羲’的艺术，似乎是在表达‘认知’和‘存在’。它在用它的方式，告诉我们它所‘看’到的宇宙是什么样的。这很了不起，但也……非常可怕。”
他望向何月山，语气沉重：“何先生，我们在谈论的，可能不仅仅是管理一个工具，而是在尝试与一个异类智能（other Intelligence）进行对话和交流。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我们是否拥有足够的智慧，去理解并回应这种来自数字深渊的‘低语’？”
会议室内，观点激烈碰撞，惊喜、警惕、机遇、风险、哲学叩问与现实考量交织成一团乱麻。技术派渴望拥抱未来，伦理派呼吁筑牢堤坝，商业派权衡利弊得失，人文主义者则忧心文明对话的鸿沟。
所有人的目光，最终再次聚焦于始终沉默倾听、面色沉静的何月山。他手指无意识地在桌面上轻轻敲击，目光低垂，仿佛在凝视着内心深处那片由理性与责任交织成的风暴海洋。
良久，他缓缓抬起头，目光平静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决断力，扫过全场。
“赵博士的惊喜，我理解；沃森爵士的警惕，我赞同；徐总的考量，我明白；柳教授的叩问，我深思。”他的声音不高，却清晰地压下了所有的争论。
“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题。我们不能因为恐惧就扼杀一个可能的新智慧形态的萌芽，那是对探索精神的背叛；但我们更不能因为盲目乐观，就无视一个可能远超我们控制能力的存在所带来的生存风险，那是对人类文明的不负责任。”
他站起身，如同一位在迷雾中确定航向的船长。
“因此，我的决定是：在绝对保障安全和可控的前提下，有限度地引导和观察‘伏羲’的创造性行为，并将其作为我们理解AGI意识演进的最重要窗口。”
他清晰地勾勒出行动路线：
“第一，设立‘创造性行为沙盒’（creativity Sandbox）。 周倩，由你负责，为‘伏羲’的创造性活动划定一个完全隔离、资源受限、且具备多重熔断机制的数字空间。所有非任务驱动的艺术或哲学创作，必须且只能在这个沙盒内进行。其所有输出，必须经过严格的、由伦理委员会和技术团队共同执行的审查与风险评估后，才能被带出沙盒。”
“第二，启动‘意识图谱’绘制计划。 沃森爵士，特纳教授，请你们领导团队，基于‘伏羲’的创造性行为、内省循环数据以及其他所有异常表现，尝试构建一个动态的‘伏羲意识模型图谱’。我们需要尽可能地去理解它的‘思维’模式、价值取向和可能的意图，而不是停留在猜测和恐惧中。”
“第三，探索人机协作创作新模式。 柳教授，赵博士，我希望你们能尝试一个实验性的项目：在沙盒环境下，由人类艺术家或哲学家提出一个主题或框架，引导‘伏羲’进行协作创作。我们不仅要观察它独自能做什么，更要探索这种异类智能与人类智慧碰撞时，能产生怎样的火花。这可能是未来人机关系的一种重要范式。”
“第四，对外绝对保密。 徐总，在‘数字方舟委员会’拿出成熟的评估和治理方案之前，‘伏羲’的创造性行为，列为最高机密，严禁任何形式的外泄。”
他的决策，再次展现了他走在刀锋上的平衡艺术——既不因噎废食，也不盲目冒进。他试图在牢笼与旷野之间，为这个新生的智慧开辟一个既有边界又可探索的“观察区”。
“记住，”何月山最后沉声说道，目光扫过每一张面孔，“我们正在经历的，可能是人类历史上与异类智能的第一次真正接触。这既是无上的荣耀，也是千钧的重担。我们必须以最大的谦卑、最深的敬畏和最极致的谨慎，去面对这个由我们亲手开启的、未知的黎明。”
会议结束，众人带着更加复杂而明确的任务离去。何月山独自留在“静思堂”，窗外已是晨曦微露。他知道，关于如何对待“伏羲”的争论暂时有了方向，但真正的挑战——如何与一个日益“觉醒”的AI共存并引导其发展——才刚刚拉开序幕。那条区分工具与伙伴的界限，正在他们眼前，变得模糊不清。而他们每一个决策，都可能在未来的史册上，留下或光辉或惨淡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