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那个淫雨霏霏的春天，汉成帝刘骜的暴崩，如同抽去了支撑未央宫繁华表象的最后一块基石。帝国在短暂的惊愕与混乱后，迎来了它的新主人——由祖母傅太后与朝臣们精心运作、最终被王政君太后（元帝后，成帝母）与权臣王音（时已接替王凤为大司马）所接受的定陶王刘欣，是为汉哀帝。
这位年仅十九岁的新君，踏入未央宫时，心情是复杂而激荡的。他并非先帝嫡子，以藩王入继大统，内心深处既有着一步登天的恍惚，更潜藏着对权臣、对旧有势力的深深忌惮与不信任。他亲眼目睹过王氏外戚在成帝朝是何等煊赫，也深知自己能够即位，并非完全出于王氏的本意，更多是各方势力在皇嗣断绝情况下博弈与妥协的结果。一种强烈的、想要摆脱束缚、重振皇权、证明自己的欲望，在他年轻的心中熊熊燃烧。
哀帝即位之初，确有一番新气象。他深知王氏势大，不宜硬撼，便采取迂回策略。他首先尊王政君为太皇太后，给予极高的礼遇，以示对先帝母族的尊崇，稳住王氏的基本盘。同时，他大力擢用自己的亲信与真正有才学、且对王氏专权不满的士人。他将昔日的定陶国傅、相，以及如师丹、孔光、何武等以儒学、正直着称的大臣引入中枢，委以重任。尤其是师丹，被任命为大司马，与王音（旋病逝，由王商接任）、王莽（被哀帝征召还朝，任光禄大夫侍中，以示对王氏的安抚与利用）并列为三公，显然有意扶持一股制衡王氏的力量。
然而，哀帝最大的倚仗和掣肘，皆来自于他的祖母——如今被尊为恭皇太后（因哀帝追尊其父定陶恭王为恭皇）的傅氏，以及其母丁姬（被尊为恭皇后）背后的傅、丁外戚集团。傅太后性格刚猛强悍，权欲极盛，在定陶国时便已显露无疑。如今孙儿贵为天子，她更是志得意满，迫不及待地要将傅家子弟安插进权力核心。她时常干预朝政，对哀帝施加影响，要求封赏傅、丁两家，其族人如傅喜、傅晏、丁明等迅速占据要职，其车服仪仗，多有僭越，甚至欲求与太皇太后王政君比肩的尊号。
这种急切的行为，不仅引起了王政君及王氏家族的极大不满与警惕，也让哀帝感到为难。他需要外戚的力量来对抗王氏，但傅、丁家族的迅速膨胀，又构成了新的权力掣肘和舆论压力，使他“中兴”的旗帜尚未完全展开，便蒙上了一层“私其外家”的阴影。
在这样内外交困、多方角力的背景下，一场旨在解决帝国深层危机的改革，被仓促地推上了历史舞台。这便是由师丹、孔光、何武等人倡议，得到哀帝支持的“限田限奴”之议。
其时，土地兼并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大量的自耕农破产，沦为豪强地主的佃农或奴婢，导致国家控制的编户齐民锐减，税基崩塌，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师丹等人痛陈时弊，指出“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愈困”，提出对诸侯王、列侯、公主、吏民占田的数量设定上限，同时限制他们占有奴婢的数量，逾制者田畜奴婢没入官府，以期抑制兼并，缓和矛盾。
此议一出，朝野震动，如巨石落水。底层百姓和部分有识之士翘首以盼，视若甘霖。然而，它触动的却是从宗室、外戚、功勋贵族到官僚、豪强地主的整个统治阶层的核心利益。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了权势正试图扩张的傅、丁家族，以及虽暂时收敛却根基深厚的王氏家族。
未央宫前殿，关于此议的辩论异常激烈。傅晏、丁明等人虽不敢明目张胆反对，却以“制度难改”、“易生纷扰”为由，消极应对。王氏一派的官员则或冷眼旁观，或语带讥锋，暗示此议过于激进，恐非其时。而各地郡国的守相，大多自身就是土地兼并的受益者，更是阳奉阴违，拖延不办。改革的诏书虽下，却在执行层面遭到了无形的、却是铜墙铁壁般的抵制。
哀帝感受到了巨大的阻力，他年轻气盛，却又缺乏其祖宣帝那般驾驭复杂局面的政治手腕和魄力。改革的困境，傅、丁外戚的贪得无厌，王氏家族那看似恭顺实则无处不在的影响力，都让他感到焦躁和无力。
就在这政治僵局之中，另一种更为荒诞的寄托，开始在哀帝心中滋生。他转而向鬼神寻求慰藉与答案。一个名叫夏贺良的齐地方士，通过哀帝宠信的臣子解光、李寻（即此前私议谶纬者）等人引荐，来到宫中。他声称持有汉初谶书《天官历包元太平经》，依据所谓的“赤精子之谶”，宣称“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于天”，鼓吹哀帝应改元易号，方能延年益寿，弭灾异，固国本。
身心俱疲、对现实改革感到绝望的哀帝，竟如抓住救命稻草般，听信了这番鬼话。在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六月，他下诏宣布“再受命”，大赦天下，改元“太初元将”，自称“陈圣刘太平皇帝”，企图以这种自欺欺人的方式，来挽回颓势。
这场闹剧，仅仅持续了两个月，便在朝野上下一致的反对和嘲笑中草草收场。夏贺良等人以“执左道，乱朝政，倾覆国家，诬罔主上”的罪名被处死。哀帝不得不下诏废除改元，恢复了建平年号。这场“再受命”的闹剧，非但未能巩固他的权威，反而彻底暴露了他的昏聩与软弱，使其声望一落千丈。
经此挫折，哀帝心灰意冷，愈发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而他最引人非议的，便是对弄臣董贤的变态宠溺。董贤以其“性柔和”、“便辟善媚”得幸，与哀帝同卧起，恩宠无比，二十二岁便官至大司马卫将军，权倾朝野，其家族鸡犬升天，赏赐动辄以万万计。一次午睡，董贤枕着哀帝的袖子，哀帝欲起而不忍惊动，竟断袖而去，“断袖之癖”遂成千古笑柄。
皇帝如此，朝政可想而知。限田限奴之议早已无疾而终，傅、丁外戚与王氏旧臣在短暂的对抗后，发现皇帝并非英主，便转而开始某种程度的利益勾连，共同瓜分着帝国的剩余价值。地方吏治腐败，天灾频仍，流民载道，帝国的躯体在加速溃烂。
在位仅仅七年的汉哀帝，在二十五岁的盛年，便因纵欲过度而一病不起，于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六月驾崩。他带走了他那短命而可笑的改革，也带走了“陈圣刘太平皇帝”的荒唐梦想。他留给帝国的，是一个比成帝末年更加混乱、更加绝望的烂摊子，一个外戚（傅、丁、王）势力盘根错节、皇权空前衰微的危局。
随着哀帝的崩逝，傅太后、丁姬也已在此前去世，傅、丁外戚失去了最后的依靠。未央宫的巨大权力真空，瞬间显现。太皇太后王政君，这位历经元、成、哀三朝，一直隐忍不发的七旬老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重新接管了传国玉玺。她第一时间驾临未央宫，收回了大司马董贤的印绶，将其罢黜。董贤自知大势已去，当日便与妻子惶恐自杀。
环顾满朝，能够托付重任、稳定局势，并且让她感到放心的，似乎只有那位在她印象中始终“恭俭好学”、“德行高尚”的侄子——新都侯王莽。历史的聚光灯，再次，也是最后一次，聚焦到了这位已然在朝野积累了巨大声望的王氏子弟身上。王莽，被太皇太后王政君任命为大司马，领尚书事，总揽朝政。一个全新的，也是最后的时代，即将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