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中心，京都，在看似繁华庄重的表象下，正涌动着足以撕裂一切的暗流。承平帝萧衍年事渐高，精力不济，对朝局的掌控力日渐松弛。而这权力真空，迅速被两位成年皇子及其背后的庞大集团所填充——以嫡长子身份自居的大皇子萧景恒，与虽非嫡出却贤名在外的四皇子萧景禹。他们的斗争，已从最初的暗中较劲，彻底演变为波及朝野每一个角落的白热化厮杀。
每日的朝会，不再是商讨国事的殿堂，而是没有硝烟的战场。
这一日，议题本是关于北方边镇军饷的拨付。兵部尚书，乃是四皇子萧景禹的坚定支持者，出列奏道：“陛下，北疆苦寒，今岁气候似有异常，宜当提前增拨粮饷，加固城防，以备不虞。”
话音刚落，吏部侍郎，大皇子党的干将，立刻出言反驳：“尚书大人此言差矣！去岁北疆军饷已超额拨付，如今国库并非充盈，当务之急乃是赈济淮南水患，安抚流民。岂可因莫须有之‘天象’，便虚耗国帑？莫非边镇将帅，已与兵部通气，欲壑难填？”
此言诛心至极，直接将边镇将领与四皇子党勾结的嫌疑抛了出来。
萧景禹面色沉静，并未直接回应，而是他麾下的一位御史挺身而出，厉声道：“侍郎大人！北疆安危关乎社稷，岂是‘莫须有’三字可以轻慢？倒是淮南水患，款项拨下已逾三月，为何灾民仍未得妥善安置？据闻，主持赈灾的淮南道观察使，可是吏部侍郎您的妻弟！其中是否有中饱私囊、拖延怠政之嫌，还需彻查！”
“你……你血口喷人！”吏部侍郎气得浑身发抖。
朝堂之上，顿时乱作一团。双方官员你一言我一语，互相攻讦，引经据典却又刀刀见肉，原本严肃的军国大事，彻底沦为党争攻伐的工具。端坐龙椅上的承平帝萧衍，面露疲惫与愠怒，看着下方如同市井吵嚷般的臣子，最终只能以一句“容后再议”草草收场，拂袖而去。
这样的场景，如今已是常态。任何议题，无论大小，最终都会演变为大皇子党与四皇子党的立场之争。国家的正常运转机制，在无休止的内耗中近乎瘫痪。
朝堂之上的唇枪舌剑只是冰山一角，水面下的争斗更为酷烈。
大皇子萧景恒，性格急躁，手段直接，倚仗其母族（已故皇后家族）在朝中的深厚根基以及部分勋贵集团的支持，更得宰相陈松这位老谋深算的权臣暗中倾力辅佐。他信奉的是“除恶务尽”。
一日，四皇子党的一位干将，礼部右侍郎，被人密告“在家中私藏僭越器物，并有诗文暗讽朝政”。告密者证据“确凿”，甚至还有其家仆的“证词”。萧景恒一党立刻发动御史弹劾，要求严惩。
萧景禹深知这是构陷，试图营救。然而，京兆尹（大皇子党人）已迅速派兵查抄了侍郎府邸，果然“搜出”了龙纹玉璧和几首语带双关的诗稿。人赃并获，铁案如山。尽管萧景禹多方奔走，那位侍郎最终还是被罢官夺职，流放三千里，其家族亦随之败落。
这只是无数案例之一。大皇子党利用掌握的刑狱、监察系统，不断罗织罪名，清除异己。一时间，京都官员人人自危，生怕哪一天莫名的祸事就降临到自己头上。
萧景禹则性情沉稳，更擅阳谋，以其贤德之名，吸引了大量寒门出身、务实干练的官员以及部分清流文臣的拥戴。他深知在朝堂硬碰硬难以速胜，便另辟蹊径，从吏治与财赋入手，试图从根本上瓦解大皇子党的势力。
他授意手下官员，连续上奏，要求“清查天下田亩，追缴勋贵、豪强历年拖欠税赋”，并“整顿漕运，厘清漕督衙门历年账目”。
这两项，直指大皇子党背后勋贵集团与依附官僚的核心利益。这些勋贵世家，往往拥有大量隐田，偷漏税赋；而漕运更是油水丰厚的肥差，其中贪腐盘根错节。
奏章一出，朝野震动。勋贵们纷纷向大皇子施压。萧景恒暴跳如雷，指责萧景禹“此举乃动摇国本，苛待功臣，居心叵测”。
双方在赋税、漕运问题上展开激烈拉锯。萧景禹一党手握部分证据，步步紧逼；萧景恒一党则拼命阻挠，甚至不惜让漕运部分瘫痪，以“漕工闹事，河道淤塞”为由，反过来要挟朝廷，造成南方税粮北运迟滞，直接影响京都供应与北疆军需。
斗争的毒焰，甚至蔓延到了最重要的军事领域。
北疆几位主要将领的任命、轮换，成为了双方争夺的焦点。大皇子想安插自己人掌控边军，四皇子则竭力阻止，推荐与自己亲近或将才卓着者。一番博弈下来，导致北疆高层将领频繁调动，军心不稳，防务计划朝令夕改。
更致命的是军饷与物资。原本应该发往北疆的粮草、军械，常常因为在户部（双方势力交错）、兵部（偏向四皇子）与漕督（偏向大皇子）之间的扯皮而延迟。甚至出现过，一批急需的箭簇因为“审批流程未走完”，在仓库中堆积了数月，而前方将士只能用着磨损严重的旧箭御敌。
对于南疆萧凡，两人的态度则微妙一致地忌惮，但又各有盘算。大皇子萧景恒视萧凡为心腹大患，屡次想通过削减粮饷、派遣监军等方式进行限制，却都被萧景禹以“南疆稳固，方能无后顾之忧”等理由挡回。萧景禹则对萧凡更多是拉拢与利用，希望通过暗中合作，借助萧凡的军力，在关键时刻给自己增加筹码，但同时也在萧凡身边安插了眼线，并非完全信任。
朝堂的混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地方。
两位皇子的势力不断向各省渗透。封疆大吏的任命，不再是看能力政绩，而是看出身阵营。许多官员上任后，首要任务不是治理地方，而是站队、搜刮，以孝敬背后的主子。政令不畅，行政效率低下，苛捐杂税反而因党争需要而层层加码。
淮南水患的赈济不利，只是冰山一角。类似的水利失修、冤狱横行、盗匪滋生等问题，在帝国各处蔓延。百姓负担日益加重，生活困苦，对朝廷的怨气在默默积累。一些有识之士和地方实力派，如萧凡，开始对中枢失去信心，暗自积蓄力量，以求自保。
而这一切的根源，在于那至高无上的皇位，以及那位态度日益模糊的皇帝。
承平帝萧衍，晚年愈发多疑。他既不满大儿子的急躁狠辣，也忌惮四儿子的贤名与势力。他乐于见到两子相争，以此相互制衡，确保自己的权位不受威胁，却又对争斗带来的朝政混乱感到恼火无奈。
他时而打压势大的大皇子，时而又遏制声望日隆的四皇子，态度反复，使得朝局更加扑朔迷离。他甚至开始服用方士进献的丹药，追求长生，更加疏于朝政，将更多的权力下放给内阁或身边的宦官。
整个大梁帝国，就如同一条被蛀空了龙骨的大船，行驶在逐渐变得汹涌的海面上。船上的水手（官员们）却分成两派，为了争夺船舵（皇位）而互相攻讦，甚至不惜凿穿船板。北方即将到来的风雪与戎族，如同远方海平面上正在汇聚的巨大风暴。
而此刻的京都，两位皇子及其党羽，依然在为了那至高无上的权力，进行着不死不休的角逐。他们沉浸于权谋的计算与眼前的胜负，似乎已经忘了，他们正在亲手挖掘的，或许不仅仅是对方的坟墓，也是这个曾经强盛帝国的坟墓。
萧景恒在府中摔碎了心爱的玉杯，怒吼：“老四处处与我作对！若不除他，我誓不为人！”
萧景禹则在密室中对心腹幕僚轻叹：“大哥已失人君之度，若让其得位，国将不国。为了大梁江山，我不得不争。”
他们都认为自己是为了帝国，却不知，他们的争斗，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将这帝国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南疆的萧凡，在接到京都密报，了解到这一切后，只是沉默地走到了地图前，目光久久凝视着北方，那双深邃的眼眸中，映出的不仅是北疆的山河，更有对未来的深沉忧虑与一丝……难以言喻的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