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话后的第二天，
“取玺来。”嬴稷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
片刻后，一枚沉甸甸的、象征着至高皇权的皇帝玺印，被郑重地盖在了早已拟好的诏书上。印泥朱红，如同烙印，将皇帝的意志永久镌刻其上。
这道诏书，很快便通过四通八达的秦驰道驿站系统，以最快的速度明发天下。它不是普通的政令，而是一份宣告文化帝国开端的檄文：
“朕膺天命，混一四海，抚有兆民。赖宗庙之灵，将士用命，方得寰宇廓清。今虽疮痍初复，然仓廪渐实，黎庶稍免饥寒流离之苦。
此非可安享之时，实乃肇基万世之机也。夫立国之道，教化为本；强邦之要，育材为先。故民不可无学，学不可无序。”
“着令各郡县，仿咸阳清辉学堂之制，普设官学。郡设‘郡学’，为一郡文教之冠冕，培育俊彦，明经通律；县立‘县学’，乃一方教化之根基，启迪童蒙，知书识礼。
均需延聘德行端正、通晓经义之师儒，教授良家子弟。”
“凡我大秦官学，无论郡县，其教习文字，当以博士宫群贤厘定、朕亲颁之秦篆为唯一正字。诸生习文以载道，演算以明理，皆须恪守此范。
以使书同文，语同轨，断绝异字淆乱之弊，令王化政令，如臂使指，通行于天下而无阻。”
诏书的文字，典正铿锵，每一句都经过精心锤炼。“膺天命”、“混一四海”确立了法理与功业的基础；“仓廪渐实”点明了行动的时机；“兴庠序之教”标举了崇高的目标；
而“仿咸阳清辉学堂之制”则指明了具体路径，将咸阳的经验作为模板推向全国。最核心，也最不容置疑的，是那句“以秦篆为准一正字”。
“准一” 二字，斩钉截铁，没有任何回旋余地，它不仅是规范，更是命令，是文化领域的一场强制性革命。
诏书一下，果真如同在表面平静的湖面投入了一块千钧巨石。然而，这涟漪的形态与内涵，确与数年前那场同样强硬的货币改革有所不同。
货币改革，直接触及利益。收缴六国旧币，推行秦半两，那是真金白银的争夺，反抗是直接的、激烈的，甚至伴随着血雨腥风。地方豪强、旧贵族利益受损，怨声载道，虽被强力压制，但暗流始终涌动。
而这道兴学诏书，在许多人看来，却显得有些“务虚”。尤其是那些地处偏远、或有着深厚旧国背景的郡守县令，接到诏令后，反应各异，但普遍存在一种轻慢的观望情绪。
陇西郡的郡守，是老秦人，对陛下自是忠心，但心里也在嘀咕：“办学？娃娃们识几个字自然好，可这能当饭吃，能增强军力？眼下修路、屯田、缉盗，哪样不要钱要人？这学堂，做做样子，应付过去便是。”
原齐国故地的一位县令，出身儒生，对秦的“苛法”本就心存不满，私下对心腹道：“秦人重法轻礼，如今也要兴‘庠序之教’？怕是只教些律令条文，培养刀笔吏罢了。
与我齐鲁诗书礼乐之教，岂可同日而语？且看他如何施行，我等虚与委蛇即可。”
旧楚地的一位贵族出身的郡丞，更是带着几分不屑：“我楚地文化瑰丽，屈宋辞赋，天下传唱。岂能尽弃所学，去习那笔画僵硬之秦篆？此令恐难持久，不必过于认真。”
于是，在最初的几个月里，许多郡县只是象征性地张贴告示，或者将一些闲置的旧屋划为校舍，上报的师资也多是凑数，进展缓慢。他们以为，这阵风头过去，便一切照旧。
然而，他们很快发现，陛下的决策，从来不是无的放矢。这一次，朝廷的举措环环相扣，远超他们的想象。
首先到来的，是“种子”。
来自咸阳清辉学堂的第一批共计一百二十名“优等生”，在隆重的授命仪式后，如同经过精心挑选的禾种，被有计划地派遣至帝国各重要郡治。
他们不仅仅是毕业生，更是嬴稷教育理念的活体载体，是标准化、可复制的“文化火种”。
王焕，便是其中一员。他出身关中普通吏员家庭，因聪颖好学被选入清辉学堂，系统学习了秦篆、算术、律法基础以及农桑概要。
他不仅学业优异，更重要的是，他对陛下的“书同文”政策有着近乎信仰般的认同。他被派往旧楚文化核心区域的南郡，担任郡学副学官，辅助郡守推行教化。
王焕们带来的，不仅是朝廷颁发的标准化教材
——那些刻在整齐竹简或写在轻便帛书上的《秦文基础》、《算术启蒙》、《农桑辑要》、《律法浅释》；更重要的，是他们身上那股源自清辉学堂的务实、高效、严谨的新风气。
南郡郡学原本找来的当地儒生，打算按照传统教授《诗》、《书》，但王焕坚持教学必须以秦篆为唯一工具，教材内容必须围绕朝廷规定的科目展开。
他亲自示范秦篆的笔画结构，将律法条文编成易于记诵的歌诀，用算术解决田亩赋税的实际问题。他带来的《农桑辑要》，其中记载的关中先进的耕作技术，让当地一些老农都啧啧称奇。
这种直接与生产、生活、律法相结合的“实学”，虽然起初被一些守旧文人鄙夷为“功利”，但其强大的实用性，却逐渐吸引了部分开明士绅和庶民子弟。
王焕们就像高效的催化剂，加速着地方知识体系向咸阳标准靠拢的进程。
如果说清辉学子是“种子”，那么紧随其后的“考课”制度，则是催生种子发芽、成长的“阳光雨露”，或者说，是悬在每一位地方官头顶的“功过尺”。
朝廷的考课体系，本就以严苛细致着称，涵盖了户口、垦田、赋税、刑狱、徭役等方方面面。
而这一次，丞相府与御史大夫府联合下文，明确将“兴学成效”纳入地方官岁末考课的核心指标，其权重，甚至超过了某些传统的经济指标。
诏令细化成了冰冷的数字和必须达成的目标：
郡学必须在诏书下达后半年内正式开课，县学则必须在一年内完成。
郡学、县学需招满额定生员，且需有相当比例来自非官吏家庭的“良家子”。
每年岁末，各郡需向朝廷汇报学子学业情况，其中 “能熟练书写秦篆的学子比例” 被列为硬性考核项，要求逐年提高。
郡学教习需由朝廷认可，通常是清辉毕业生或通过特定考核者，县学师资也需备案。
这柄“考课之剑”一出，所有心存观望、试图敷衍的地方官们，瞬间坐不住了。
陇西郡守立刻召集属下，拍着案几道：“都听清楚了！办学不再是可有可无的闲差！校舍修建，立刻从府库拨付钱粮，择最优之地！
师资？给我去找！但凡通晓文墨者，都可举荐，再由郡里考核！生员？晓谕各乡里，凡送子弟入学，可酌情减免部分徭役！”
原齐地的那位县令，再也无法“虚与委蛇”。他愁眉苦脸地看着考课条文，对主簿叹道：“这‘熟练秦篆比例’一项，分明是要绝了六国文字的根啊！罢了罢了，前程要紧。
立刻张榜，重金延聘能教授秦篆的先生，本县亲自督查县学进度！”
旧楚地的郡丞，虽然内心抵触，但更畏惧考课不佳带来的惩罚
——丢官罢职都是轻的，严苛的秦法下，甚至可能累及身家性命。他不得不收起对楚辞的偏爱，开始督促子弟学习那些在他看来“缺乏韵味”的秦篆。
一时间，帝国上下，从郡城到县邑，掀起了一股兴学建校的热潮。原本可能拖延数年的校舍修建工程迅速立项、日夜赶工；原本可能虚报的师资名额，开始被认真物色、考核；
原本对官学持怀疑态度的百姓，在政策优惠和地方官的劝导或半强制下，也开始将子弟送入学堂。帝国的官僚机器，为了自身的生存与晋升，以前所未有的效率，推动着这项文化政策的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