闸北，一所由原日军宪兵队队部改造的临时拘留所。高墙电网，岗哨林立，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也压不住的霉味和绝望气息。这里关押着形形色色的人：等待甄别的日伪中低级官员、汉奸嫌疑犯、战时与日伪有牵连的商人，以及一些因各种原因被扣上“破坏接收”、“煽动闹事”帽子的进步人士和学生。
林锋再次被卷入这灰色的漩涡。上峰命令，需要抽调“可靠”且“有鉴别能力”的军官，协助相关部门对在押人员进行初步筛查分类。他这个“抗日英雄”、“王耀武爱将”，自然被点了将。
穿过沉重的铁门，阴冷潮湿的空气扑面而来。走廊两侧是一排排锈迹斑斑的铁栅栏门，后面是一张张或麻木、或惊恐、或谄媚、或愤怒的脸。哀求声、哭泣声、歇斯底里的叫骂声不绝于耳。
负责带路的看守所长是个面色蜡黄的中年人，哈着腰，递过来一本厚厚的名册：“林连长，辛苦您了。这些都他妈是硬骨头，特别是那些穷酸学生和耍笔杆子的，嘴硬得很…”
林锋面无表情地接过名册，目光扫过那些密密麻麻的名字和简略的“罪行”标注。他的心，却像压着一块冰。
审讯室（或者说甄别室）里，简单的桌椅，一盏刺眼的白炽灯。第一个被带进来的是个穿着破烂西装、头发花白的老者，原伪政府文化部门的一个小职员，罪名是“附逆”。他一进来就噗通一声跪下，涕泪横流，磕头如捣蒜：“长官明鉴！长官明鉴啊！我就是个抄写文书混饭吃的，没做过坏事啊！家里还有老母幼子要养活，求长官开恩，放我一条生路吧…”
林锋看着他那颤抖的脊背和绝望的眼神，挥了挥手，对记录员低声道：“记录，情节轻微，无显着恶行，建议核查后教育释放。”
老者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愣了片刻，才千恩万谢地被带了下去。
下一个，是个油头粉面的胖子，原某日资洋行的买办，罪名“资敌”。他一进来就点头哈腰，偷偷从袖子里滑出两根小金条想往林锋手里塞，挤眉弄眼地压低声音：“长官，行个方便，出去后必有重谢…我在霞飞路还有两处房产…”
林锋看都没看那金条，冷冷地对看守道：“记录，涉嫌重大经济资敌，态度狡猾，移交经济审查组严查。”
胖子的脸瞬间惨白，杀猪般地嚎叫着被拖了出去。
一个个名字被叫进来，林锋快速而冷静地做出判断。他凭借现代情报分析思维和敏锐的观察力，能大致分辨出哪些是迫于生计的小角色，哪些是罪大恶极的蛀虫，哪些…是别有用心者想要趁机清除的异己。
当他看到一个名字——“苏文翰”，某报社编辑，罪名“发表反动言论，煽动工潮”，后面还附注了“军统张长官特别关注”的字样时，他的目光凝住了。
一个戴着眼镜、面容清瘦却带着倔强神色的中年人被带了进来，虽然衣衫凌乱，脸上有伤，但脊梁挺得笔直。
“苏文翰？”林锋翻看着卷宗，上面罗列了几篇他写的批评接收乱象、呼吁和平建国的文章。
“是我。”苏文翰的声音平静，“文章都是我写的，事实如此，问心无愧。”
旁边的看守所长厉声喝道：“放肆！死到临头还嘴硬！林连长，这小子顽固不化，张长官特意交代…”
林锋抬手制止了他，目光直视苏文翰：“你写的那些，关于工厂设备被倒卖，工人生活无着，可有证据？”
苏文翰愣了一下，似乎没想到这位军官会问这个，他深吸一口气：“我亲眼所见，多方查证！长官若不信，可去杨树浦、虹口看看！那些机器，是我们民族工业的根基，如今却…”
林锋沉默地听着，然后对记录员道：“记录，嫌疑人苏文翰，言论虽有不当，然所述之事关乎民生资产，需进一步核实。暂押，待查。”
看守所长急了：“林连长，这…张长官那边…”
“一切按程序走。”林锋冷冷地打断他，“核实清楚，该放则放，该办则办。难道张长官的意思，是让我们不经查实就枉定人罪？”他这话声音不大，却让那所长噎住了，不敢再言。
苏文翰被带下去时，深深看了林锋一眼，眼神复杂。
甄别工作持续了整整一天。林锋尽可能地在那本糊涂账中，秉持着一丝微弱的公正。他暗中将几个像苏文翰一样被“特别关注”的进步文化人和学生的卷宗做了不起眼的标记，示意手下心腹暂时压一压，不急着移交。
而对于那些民愤极大、证据确凿的铁杆汉奸特务，他则毫不手软。甚至故意在讯问时，流露出对其罪行的深恶痛绝，暗示下面的人“好好关照”。很快，那些人在被转押的过程中，就会“意外”地被愤怒的“群众”认出，拖出去痛殴，或者在某些环节得到“特殊待遇”。毁灭，有时需要另一种形式。
走出拘留所时，夕阳如血，将高墙的阴影拉得很长。林锋感到一阵深深的疲惫。他救下了一些或许不该死的人，也推动了一些罪有应得者走向毁灭。但这扭曲的机制，这巨大的染缸，仅凭他一人之力，又能改变多少？
救赎与毁灭，在这混沌的时代，往往只在一念之间，却又沉重得让人窒息。他所能做的，只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守住一点底线，让该活的有一线生机，让该死的付出代价。但这其中的艰难和风险，只有他自己知道。袖子里，那份从76号带出的名单，似乎更加烫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