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景珩擢升侍讲学士，圣眷优隆，干吏之名不胫而走，一时间成为京师官场最炙手可热的新贵。然而，与众人预想中其或将趁势结交权贵、拓展人脉不同，萧景珩在谢恩、应对完必要的官场往来后，反倒愈发沉静下来。他依旧按时到翰林院点卯，兢兢业业于侍讲学士的本职，参与经筵，整理典籍，言行举止，一如既往的谦和低调，并未因地位的提升而有丝毫张扬。
这番作态，落在有心人眼中，更觉其沉稳老成，深不可测。
但萧景珩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避世。他深知，在这盘根错节的京城，独木难成林。若无志同道合之辈相互砥砺、声气相通，纵有通天之能，也易陷入孤立无援之境，尤其在他已引起当朝首相深切警惕的当下。他需要的，不是泛泛的官场应酬，而是一个能够凝聚真正才学之士、发出清流声音的平台。
这一日，休沐之期。萧景珩并未在府中休息，而是信步来到了位于城南琉璃厂附近的一家书局。此书局名曰“清谈阁”，门面并不算十分阔大，但环境清幽雅致，藏书颇丰，尤以经史子集和当代文人别集为特色，在京师文士中小有名气。书局的东家，是一位年约四旬、颇具风骨的落第举子，素来仰慕萧景珩的才名。
萧景珩与东家一番商议后，便定下一事：将书局后院一处原本闲置的宽敞院落，略加修葺布置，辟为一处专供文人墨客交流诗文的场所，并取了一个颇为直白的名字——景珩诗社。
消息传出，并未刻意张扬，却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一颗石子，迅速在特定的圈子里激起了涟漪。以萧景珩如今的名望和“诗词双绝”的盛名，他亲自倡立诗社，其号召力自不待言。
诗社的规则也甚为简单：每月朔望之日，亦即初一、十五午后，开放诗社。不设门槛，无需引荐，但凡真心爱好诗文、志趣相投者，皆可前来。或携新作以求斧正，或就古籍疑难相互切磋，或即景命题，限韵赋诗，形式灵活自由，主旨在于以文会友，切磋学问。
首次开社之日，秋高气爽，阳光和煦。清谈阁后院，几丛修竹掩映着新辟的场地，石桌石凳错落有致，四周廊下摆放着书架，陈列着书局精选的典籍，空气中弥漫着书香与淡淡的墨韵。萧景珩一身素雅青衫，早早便到了社中，亲自煮水沏茶，并无半分朝廷新贵的架子。
起初，来者多是闻讯而来的太学生、些许仰慕其才名的年轻举子、以及几位在翰林院中与萧景珩还算说得上话的低品级官员，人数不过十余人，场面略显清冷。众人初见萧景珩，不免有些拘谨和敬畏。
然而，萧景珩态度温和，言谈风趣，丝毫不以诗坛前辈自居。他与众人品评诗作，往往能一针见血，切中肯綮，指出瑕疵的同时，必附上修改建议，令人茅塞顿开；谈及经史疑义，则引经据典，见解独到，却又鼓励争鸣，绝不强加于人。他学识之渊博，见解之深刻，气度之从容，很快便消弭了众人的隔阂。
更令人心折的是，偶有狂生携诗作前来挑战，语带机锋，萧景珩亦不愠不火，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更精妙的诗句回应，或从学理角度平和辨析，每每让挑战者心服口服，甚或转而成为诗社的常客。
几次文会之后，景珩诗社的名声悄然传开。前来参与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成分也悄然发生变化。除却最初的年轻学子，更多了一些真正有才学、有抱负的年轻官员。他们或为科道言官，职位清要，心怀社稷；或供职于六部各司，熟悉实务，关心民瘼；甚至还有一两位宗室之中雅好诗书的年轻子弟。这些人，或许品级不高，或许职位不显，但大多胸怀坦诚，厌恶官场陋习，慕萧景珩之才，更敬其不依附权贵、踏实任事的品格。
诗社之内，气氛日益活跃。众人在这里，可以暂时抛开官场的等级束缚与派系倾轧，挥毫泼墨，直抒胸臆，畅论古今，品评时政。萧景珩则巧妙引导，使文会不至流于空谈，往往将话题引向经世致用之学，借评诗论文之际，探讨吏治、民生、边防等实际问题。他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独到的见解，常令众人受益匪浅。
不知不觉间，一个以萧景珩为核心，以诗文为纽带，汇聚了一批真正慕其才学、认同其理念的年轻文人、官员的小圈子，已然初步形成。他们或许政治力量尚显单薄，但朝气蓬勃，充满理想，且遍布各部院衙门及太学等重要机构，其潜在的舆论能量与人脉网络，不容小觑。
这一日文会散后，暮色渐合。萧景珩亲自将最后几位相谈甚欢的社友送至书局门外，驻足良久。看着那些年轻而充满活力的身影消失在街角，他嘴角泛起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诗文，虽是“小道”，有时亦是结纳同道、涵养声望的利器。
他转身步入书局，对东家轻声嘱咐道：“下次文会，可将后院东厢那间静室也收拾出来，备些好墨。看来，以后来的人会更多了。”
东家连忙应下，脸上带着与有荣焉的喜色。
而此刻，关于景珩诗社如何风靡京城，萧侍讲学士如何礼贤下士、诗才倾倒众生的种种轶事，正伴随着秋日的凉风，飘向京师的每一个角落，自然也飘进了某些深宅大院、朱门高墙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