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第四节
开小店的日子其实也挺辛苦的，早上五点多就得起床，因为很多农村的人会路过门口，他们会早早的上街去茶馆喝茶，上街卖菜的，路过店门口会看一下买点饼干面包啥的充当早点，回去时带点油盐酱醋针头线脑的，晚上我们对面露天电影放映时也得守到夜深电影散场了，看电影的人都会来小店买瓜子蜜饯糖果小零食。
真是开店容易守店难，有一次水处理设备厂要一批磄瓷茶杯，我走遍了嘉兴百货批发点，断货，想想能赚二三百元放弃了可惜，我就去省城杭州了，天没亮就坐上开往杭州的绿皮火车。
绿皮火车在暮色里晃着，轮轨声钝钝的，像敲在心上。泮小苏刚离开的座位还留着点余温，她坐过的搪瓷茶杯纸箱上，似乎还沾着发间淡淡的皂角香——不是城里姑娘时兴的雪花膏味，是带着水乡潮气的清爽，像长安镇河边刚抽芽的柳丝。
我抬手摸了摸发烫的耳根。刚才小苏弯腰帮我把纸箱搬到过道时发梢擦过我的胳膊，轻得像羽毛，却让我浑身绷紧了。她直起身时喘着气，额角沁出细汗，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你这箱子沉得像装了块铁，搪瓷茶杯真这么金贵？”
他当时只顾着点头，连话都没说利落。其实哪是杯子金贵，是这趟杭州行太折腾——天不亮揣着皱巴巴的钱出门，在嘉兴站挤绿皮火车时，裤脚还被人踩破了个洞；到了杭州城站，啃着两毛钱的肉包打听批发站，转了三个钟头才在建国路的老巷子里找到那家藏得深的百货批发行。老板蹲在门槛上抽烟，说搪瓷茶杯是紧俏货，只剩最后四箱，要就全搬走，不零卖。
我当时眼睛都亮了。水处理设备厂订了一百五十个，这四箱够发还能多囤些，摆在小店里准能卖。可老板说不负责送货，货运站在艮山门，离这儿十里地。
我咬咬牙买了麻绳和扁担，把两箱捆成一担，挑起来时肩膀“咔嚓”响了声——我在石机厂是板金工，有的是力气，可这担子压在肩上，走两步就晃，麻绳勒得皮肉生疼。
那天日头毒，柏油路晒得发软，我走得浑身淌汗，衬衫黏在背上像层胶皮。路过自来水龙头时，我捧着龙头猛灌，凉水顺着下巴滴进衣领，才敢歇口气。
有路人看我挑着箱子直皱眉：“小伙子，这是往哪去？雇个三轮车多好。”我只能干笑——三轮车要五块钱，够我小店小半天的油盐钱了。
就这么一步一挪，走了四个钟头，到火车站时，鞋底子都磨薄了块。
若不是小苏，我怕是真要卡在进站口。那验票员叉着腰，盯着我脚边的四个大箱子：“超重了！要么补行李票，要么把箱子留下。”补票要十块，够我跑两趟杭州的车费；留下更不行，水处理设备厂催得紧。我正急得抓耳挠腮，身后突然传来脆生生的声音：“我们两个人的。”
我回头时，正撞见泮小苏冲我眨了眨眼。她扎着麻花辫，蓝布褂子洗得发白，却衬得眉眼亮堂，像刚从河里捞上来的月光。验票员较真，说她票到长安，我到嘉兴，不是一路人。小苏却不慌：“规定说‘同行人’得同站下车？他帮老乡挑个货，也算为人民服务，哪条规矩不许？”她语速快，眼睛却弯着，没带半分火气，倒让验票员哑了火。
后来在候车室，我才知道她早看我不对劲。“我买完票看见你在门口转圈，挑着箱子跟个陀螺似的，就猜你准要卡这儿了。”她坐在我让出来的纸箱上，辫子搭在肩头，“我爸以前也跑供销，去上海进货总被车站拦，说他蛇皮袋里塞太多袜子，每次都得跟人磨嘴皮子。”
我听得发怔，原来她不是碰巧，是特意跟过来的。
我低头看着自己磨破的鞋尖，突然觉得喉头发紧：“我……我都没问你，你来杭州是做什么？”
“给我妈抓药。”小苏用手指划着纸箱上的纹路，“她有老寒腿，杭州胡庆余堂的膏药管用，我每个月来一趟。”她抬眼笑了笑，“其实也巧，今天药抓得快，不然也遇不上你。”
火车过临平站时，窗外飘起了细雨。小苏扒着窗户的景色看，景外有一条河，她说我们长安镇的河也通钱塘江，夏天时她总跟弟弟在河边摸螺蛳。
“你开的小店卖什么？”她突然回头问，“有长安镇没有的糖吗？我弟总念叨城里的水果糖。”
“有，橘子味的，一毛钱十颗。还有大白兔奶糖，话梅糖”我赶紧说，“还有瓜子，炒得脆，下电影时卖得最好。”
说起小店，我话就多了——早上五点起炉烤面包，农村大爷路过买两个当早点，顺带捎袋盐；晚上对面露天电影放《庐山恋》，看电影的姑娘们挤着买蜜饯，叽叽喳喳的，比电影还热闹。
小苏听得认真，眼睛亮晶晶的：“真好，自己当小老板。我就不行，我爸让我在家待着，说女孩子跑供销抛头露面，可我就想出来走走。”她顿了顿，又笑，“不过今天出来遇见你，值了。”
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我抬眼望过去，雨丝打在车窗上，晕开一片模糊的水痕，正好罩着她的脸，像蒙了层薄纱。
她睫毛长，垂下来时在眼下投出一小片阴影，鼻梁挺翘，笑起来嘴角有两个浅浅的梨涡——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姑娘，连电视里唱歌跳舞的演员都没她这份清爽，我的心似乎有了起伏，，。
可下一秒，我就想起了毛毛。
去年我气胸住院，躺了整整大半年。毛毛天天往医院跑，拎着个保温桶，里面是她熬的小米粥，有时还藏两个荷包蛋——她在纺织厂上班，三班倒，下了夜班不睡觉，先往医院赶，怕我没人照应。
有次我烧得迷糊，听见她跟护士打听“最便宜的退烧药”，声音发颤，我才知道她把自己的钱都花完了。
“你别管我了。”我醒了后红着眼赶她，“我这又是病又是这副穷酸样，给不了你啥。”
毛毛却蹲在床边哭，眼泪掉在我手背上，烫得很：“木子，我不是图你啥。你活着，就比啥都强。”
那时候窗外飘着雪，她的脸冻得通红，却攥着我的手不肯放。我想着想着，指尖就凉了。我低下头，假装整理纸箱上的麻绳，不敢再看小苏。
“你怎么了？”小苏察觉到我的走神，轻轻碰了碰我的胳膊，“是不是累了？”
“没、没有。”我慌忙抬头，撞见她关切的眼神，脸“腾”地红了，“就是……想到店里的事，怕回去晚了，没人看店。”
小苏“哦”了一声，没再追问。车厢里静了些，只有火车行驶的哐当声。过了会儿，她突然起身，跟列车员借了支圆珠笔，又从地上拣了张揉皱的烟盒纸，反过来在上面写字。“给。”她把纸递过来，上面是清秀的字迹：“长安镇东街，泮家布店后院”，旁边还画了个小小的箭头，“这是我家地址。”
她又从包里摸出块手帕，在纸箱上擦了擦，把地址仔仔细细写在上面，墨水晕开一点，她用手指抹了抹：“你要是来长安，就找这个地方，我妈做的酱鸭好吃，给你留一只。”
我捏着那张烟盒纸，纸边被我攥得发皱。
我想说“我可能不会去”，话到嘴边却成了：“好，有机会一定去。”
“一定要来啊。”小苏笑起来，露出两颗小虎牙，“对了，你在哪个单位上班？万一我去嘉兴，好找你。”
他犹豫了一下。石油机械厂在嘉兴城东，可我又不想说具体地址。
最后只含糊道：“石机厂，你到了嘉兴问，都知道。”
小苏点点头，把圆珠笔还给列车员，又坐回纸箱上。她没再追问，只是偶尔看看窗外，嘴里轻轻哼着歌，是当时流行的《在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调子软乎乎的，像江南的春水。
我没敢再跟她说话。
我靠着过道的铁皮墙，闭着眼，可眼前全是两张脸——一张是小苏笑起来的梨涡，一张是毛毛蹲在床边哭红的眼。
我觉得自己像个贪心的人，明明手里攥着块暖烘烘的烤红薯，却又被路边的糖画勾了魂，可我知道，烤红薯才是能暖我过冬的东西。
“长安镇到了——”列车员的吆喝声把我惊醒。
小苏猛地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我到站啦。”她弯腰拎起自己的布包，又回头看我，“真的要来啊，别骗我。”
我看着她，喉咙像被堵住了，“再见”两个字怎么也说不出口。
只能点点头，用力挥了挥手。
小苏笑了，也挥挥手，转身挤向车门。
她走得快，辫子在人群里一甩一甩的，快到门口时，又回头望了我一眼，嘴型动了动，像是在说“等你”。
车门“哐当”一声关了。
火车重新启动，窗外的长安镇渐渐远了。我还坐在纸箱上，手里捏着那张写着地址的烟盒纸，纸已经被汗浸湿了。我把纸叠成小小的方块，塞进贴身的口袋里，贴着心口的位置，烫得我心慌。
我低头看着纸箱上她写的地址，墨水被风吹得有些干了，笔画却还是清晰的。我突然想起她刚才问“你单位叫什么”，我说“石机厂”时，她眼里闪过一丝亮光，好像记在了心里。
“傻子。”我轻轻骂了自己一句，抬手按了按心口。那里跳得厉害，一半是感激，一半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悸动，还有一半，是对毛毛沉甸甸的愧疚。
火车晃啊晃，载着四箱搪瓷茶杯，也载着这趟杭城意外的相遇，往嘉兴去。
窗外的雨停了，晚霞照在稻田上，金灿灿的。我看着远处的炊烟，突然想起小店门口的那盏灯——毛毛晚上会守在店里，等我回去时，灯总亮着，暖黄的光透过窗户照出来，老远就能看见。
我得赶紧回去。
可口袋里的烟盒纸，像颗小小的种子，落在了心里。我知道不该让它发芽，却又忍不住想，长安镇的酱鸭，会不会真的像她所说的那样，香得很？
绿皮火车驶进嘉兴站时，天已擦黑。我挑着两担搪瓷茶杯，肩膀被麻绳勒出的红痕还在发烫，却顾不上疼——出站口的路灯下，一个熟悉的身影正踮着脚张望，是毛毛。
她穿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褂子，手里攥着件蓝布衫，见我出来，眼睛立刻亮了，小跑着迎上来：“可算回来了！我从傍晚就等，怕你赶不上最后一班汽车。”她伸手想接担子，被我侧身躲开：“沉，我来。”
“咋去了这么久？”毛毛跟在我身后，伸手替我拢了拢被风吹乱的头发，指尖擦过我汗湿的耳根，“我听隔壁王婶说，杭州城比嘉兴大，批货不好找？”
我嗯了一声，脚步顿了顿。我想说遇到个帮我进站的姑娘，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毛毛的眼睛里全是担忧，我怕多说一句，反倒让她瞎想。“跑了三个批发站才找到，耽误了些时候。”我低头看脚下的路，“水处理设备厂的货总算齐了，明天一早就送去，能结不少钱。”
毛毛笑了，露出两颗浅浅的虎牙，和小苏有点像，却更柔和些：“钱不急，你累坏了才要紧。”她从布包里摸出个油纸包，递到我手里，“热乎的，刚在街口馒头铺买的肉包，你垫垫。”
油纸包温温的，热气透过纸渗出来，熨得掌心发暖。我咬了口包子，肉汁混着葱香在嘴里散开，眼眶突然有点酸。
我想起在杭州啃的两毛钱肉包，干得噎人，哪有这口热乎。
回到小店时，对面的露天电影刚散场，人群三三两两地往回走，有人路过店门口，喊着“木子，明天来两斤瓜子”，毛毛笑着应“好嘞，给你留着”。她熟门熟路地拉开卷闸门，屋里的暖黄灯光立刻涌出来，照亮了墙角堆着的饼干箱，也照亮了桌上温着的一碗小米粥——碗边还卧着两个荷包蛋，蛋白嫩得晃眼。
“快坐。”毛毛把粥推到我面前，又拿毛巾给我擦脸，“我猜你肯定没好好吃饭，特意给你留的。”她的手轻轻擦过我的额头，动作柔得像春风，“肩膀疼不疼？我给你按按。”
我躲开她的手，把碗往她面前推了推：“你也吃，我不饿。”我低头喝粥，粥熬得糯糯的，带着点甜，是毛毛惯常的做法。
我不敢抬头看她，怕她瞧见自己眼里的慌乱——口袋里的烟盒纸硌着心口，泮小苏的笑脸和毛毛的眼神在脑子里搅成一团，让我坐立难安。
“对了，”毛毛突然想起什么，从抽屉里翻出个小本子，“今天有个上海人说在附近开厂，要订五十个搪瓷茶杯，说是厂里用，问能不能便宜点。我记了他的地址，说明天让你回个话。”
我“嗯”了一声，心不在焉地翻着本子。上海、搪瓷茶杯……我突然想起小苏说她爸跑供销，去上海进货总被拦，不知怎的，就把这两件事扯到了一起。
“你咋了？”毛毛察觉我不对劲，伸手碰了碰我的胳膊，“是不是太累了？要不今天早点歇着，货明天再理。”
“没事。”我猛地回神，把碗里的荷包蛋夹给她，“你吃，我去把茶杯搬进来。”我起身往外走，脚步有点急，像是在逃。
搬完最后一箱茶杯时，夜已经深了。巷子里静悄悄的，只有路灯把我的影子拉得老长。
我靠在墙角，摸出贴身口袋里的烟盒纸——上面的字迹被汗浸得有些模糊，“长安镇东街，泮家布店后院”，小苏画的箭头还清晰着。
我想起她站在车门边回头望我的样子，嘴型动着说“等你”，心就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又酸又软。
“傻子。”我把纸重新叠好，塞回口袋，狠狠吸了口凉气。
毛毛还在店里等我，那碗小米粥的温度还在舌尖，我可不能糊涂。
回到店里时，毛毛已经铺好了床——就在柜台后面，铺着块旧褥子，是我们平时守店歇脚的地方。她正蹲在地上，给两个茶杯套上纸套，怕磕碰。“这些是水处理设备厂要的，我先包好，明天一早送过去方便。”她抬头笑了笑，眼里有血丝，“你快去房间睡吧，我再理理账。”
我看着她的背影，突然走过去，从身后轻轻抱住了她。毛毛吓了一跳，手里的茶杯差点掉在地上：“你咋了？”
“没咋。”我把脸埋在她的发间，闻到一股熟悉的皂角香——和小苏身上的不一样，毛毛的皂角香里混着面粉和油烟味，是家的味道。“毛毛，”我闷声说，“等攒够了钱，我就娶你。”
毛毛的身体僵了一下，然后慢慢软下来，她转过身，眼眶红了：“你说啥呢？我又不是催你……”
“我知道。”我打断她，伸手擦去她的眼泪，“是我想娶你。”我想起住院时她蹲在床边哭的样子，想起她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烤面包，想起她总把荷包蛋留给自己——这些日子，她像根藤蔓，悄无声息地缠在了我心上，早成了我活下去的念想。
毛毛没说话，只是把脸埋在我怀里，肩膀轻轻抖着。过了好一会儿，她才闷闷地说：“茶杯别送太早，让你多睡会儿。”
我笑了，把她搂得更紧了些。
口袋里的烟盒纸还在，只是好像没那么烫了。我知道，有些相遇就像春天里的花，开得热闹，却留不住，而身边这个人，才是能陪我走过冬天的人。
第二天送完货，我路过文具店，买了张信封，把那张烟盒纸塞了进去，又在抽屉深处找了个铁盒子，把信封放了进去。
我想，就这样吧。长安镇的酱鸭再香，也不如毛毛熬的小米粥暖。
杭城雨里遇青娥，
扁担沉肩路几何。
一盏灯昏粥暖处，
才知心已系柴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