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上午八点，县政府二号会议室的门紧闭着。
这是“刘国栋案涉项目及资金审计清算工作组”的核心成员会议，参加者只有七个人：李双林、孙莉、审计局长王海、财政局长李建明、纪委副书记陈国栋、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周正，以及负责会议记录的陈晓。会议室里弥漫着一种不同寻常的严肃气氛，每个人面前都放着一份厚厚的、用牛皮纸袋封装的名单。
“开始吧。”李双林坐在主位，没有多余的开场白，“今天是关起门来说话，所有内容仅限于这个房间。孙莉，你先汇报初步分类情况。”
孙莉打开面前的文件夹。她知道，接下来要说的每一个字，都可能决定很多人的政治生命甚至人身自由。
“根据工作组过去一周的深入核查和证据固定，我们对涉及‘刘案’的干部和人员，初步形成了分类处理建议。”她的声音清晰而沉稳，但握着文件的手指微微发白，“总人数一百二十七人，分为三类。”
会议室里安静得能听到空调送风的嗡嗡声。
“第一类，核心涉案人员。”孙莉翻开第一页，“共九人。包括刘国栋本人、刘明、王强、钱卫东这四名主犯，以及五名在关键环节起主要作用的副处级、正科级干部。这九人的共同特征是：直接参与策划或实施重大贪腐行为，涉案金额巨大，证据确凿，涉嫌构成严重职务犯罪或经济犯罪。”
她念出一个个名字和主要罪证：“原住建局副局长张某某，在‘丰泽工业园’管网工程中收受贿赂四百二十万，违规指定施工方；原国土资源局土地利用科科长赵某，在土地出让中为刘明公司提供便利，收受房产两套；原财政局预算科长刘某，协助钱卫东违规拨付资金，个人获利二百六十万……”
每念一个名字，会议室里的气氛就凝重一分。这些都是曾经在清源县有头有脸的人物，如今一个个成了卷宗上的罪证。
“对第一类人员，工作组建议，”孙莉抬起头，看向李双林，“立即移送司法机关，依法从严从快处理，绝不姑息。”
李双林点点头，在笔记本上记了一笔：“继续。”
“第二类，主要责任人员。”孙莉翻到第二页，“共三十四人。主要是各局办分管领导、科室负责人，他们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存在不同程度的失职渎职、滥用职权或收受好处行为，但相对于第一类，情节和金额较轻，或者在有些问题上是被动执行者。”
她开始念这部分的名单，名字明显多了起来：“原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胡某，在项目审批中放宽标准，收受购物卡、烟酒等共计十八万元；原环保局副局长陈某，对刘明企业违规排放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收受好处费十二万；原交通局运管科长李某……”
念到第三十四个名字时，孙莉停顿了一下：“……原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陈某，违规泄露会议纪要、领导行程等信息，收受好处费八万元。”
陈晓的笔在纸上顿了一下——这个陈某，就是之前发现违规调阅文件、与刘明有异常通讯记录的那个人。
“对这三十四人的处理建议是，”孙莉说，“由县纪委、监委立案审查调查，视情节给予相应的党纪政务处分。其中十六人涉案金额较大或情节较重的，建议一并移送司法机关；其余十八人，建议给予撤职、降级、记大过等处分。”
会议室里有人轻轻倒吸了一口凉气。三十四个人，这不是小数目。如果全部处理，意味着清源县中层干部队伍将迎来一次大地震。
李双林的表情依然平静：“第三类呢？”
孙莉翻到最后一页，这一页的名单最长：“第三类，一般责任人员和被动参与者。共八十四人。这部分人数量最多，情况也最复杂。他们大多是在刘国栋的高压或利诱下，被迫参与了一些违规操作，比如在不符合规定的文件上签了字，或者对某些问题知情不报，但本人并未直接收取重大利益，或者情节显着轻微。”
她开始念，但这次没有具体到每个人，而是分类说明：“比如，有二十三名科级干部，在刘国栋的明确指示下，违规审批了某个项目，但本人未收好处；有三十七名普通干部，在上级压力下，参与了某些违规操作的执行环节；还有二十四名人员，与涉案企业有正常的工作往来，但被卷入了调查范围。”
念完，孙莉合上文件夹：“对第三类人员，工作组建议以批评教育、督促整改为主。可以采取集中谈话、责令检查、岗位调整等方式进行处理，给他们一个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的机会。如果态度良好，积极配合组织说明情况，并且没有造成重大损失，可以考虑不影响其后续的使用。”
汇报完毕。孙莉坐下，端起水杯喝了一大口，仿佛刚才那番话耗尽了她所有力气。
会议室里陷入长久的沉默。每个人都在消化这份名单的分量——一百二十七人，几乎涉及清源县各个重要部门。如果全部从严处理，整个县政府的运转都可能受到影响。
审计局长王海第一个开口，语气谨慎：“李县长，这个分类……尺度把握很重要。第一类没得说，必须严惩。第二类，按党纪国法办，也没问题。但第三类这八十四人，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引起干部队伍的恐慌。”
财政局长李建明接过话头：“是啊，八十四人不是小数目。这些人分布在各个岗位，很多都是业务骨干。如果全部调整或处分，工作衔接可能出问题。特别是现在审计清算、项目复核，都需要人手。”
纪委副书记陈国栋则从另一个角度考虑：“从办案的角度，第三类人员中，有些人可能是‘污点证人’。他们了解内情，如果给予出路，可能会主动交代更多问题，这对深挖案件有帮助。”
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周正的话更实际：“组织工作的原则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第三类人员，确实应该给出路。但是怎么给？给到什么程度？这需要很细致的考量。太宽松了，起不到警示作用；太严了，又可能造成逆反心理。”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李双林身上。
李双林没有立刻表态。他翻看着面前的名单，一页一页，看得很慢。有些名字他很熟悉，是曾经在各种会议上见过面的；有些名字很陌生，只是档案上的一个符号。
许久，他抬起头，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
“同志们刚才的意见，都有道理。”他缓缓开口，“处理这一百二十七人，不仅仅是一个案件的后继工作，更是对清源县政治生态的一次重塑。处理得好，人心归拢，正气上扬；处理不好，人心涣散，后患无穷。”
他拿起那份名单：“第一类九人，没什么可讨论的。从严从快，形成震慑。这是原则问题，也是给清源县老百姓一个交代。”
“第二类三十四人，”他顿了顿，“要区分情况。十六个情节较重的，该移送司法的移送；其余十八人，党纪政务处分要到位，该撤职的撤职，该降级的降级，但也要给出路——受了处分，认识错误，改正了，以后还是好同志，不能一棍子打死。”
说到这里，他的语气变得格外严肃：“关键是第三类，这八十四人。”
他站起身，走到会议室的白板前，拿起笔，画了三个圈：“这八十四人，我们还要再细分。”
“第一小类，”他在第一个圈里写，“确实有错误，但情节轻微，本人有悔改意愿，工作能力尚可。对这些人，批评教育，调整岗位，继续使用。”
“第二小类，”第二个圈，“错误相对明显，但属于被动执行，本人有委屈情绪。对这些人，要深入谈心，既要指出错误，也要理解他们的处境，帮助解开思想疙瘩。”
“第三小类，”第三个圈，他写得特别用力，“错误不重，但态度有问题——要么拒不认错，要么推卸责任，要么阳奉阴违。对这些人，不能轻易放过，要严肃处理，必要时可以给更重的处分，以儆效尤。”
写完，他转过身：“为什么要这么分？因为我们要传递一个明确的信号：组织上不是不讲道理，不是搞扩大化。你有错，但愿意改，组织给机会；你有错，还耍小聪明，组织不客气。”
孙莉眼睛一亮：“这个细分好！既体现了政策的温度，又保持了纪律的刚性。”
“具体怎么做？”李双林坐回座位，开始部署，“第一，由纪委牵头，对这八十四人逐一进行谈心谈话。不是审讯式的，是同志式的。要让他们把心里话说出来，把委屈倒出来，把错误认识清楚。谈话要有记录，要有评估。”
“第二，组织部跟进，根据谈话情况和本人一贯表现，提出具体的岗位调整或使用建议。原则是：人岗相适，发挥所长。不能因为有过错误，就把人扔到角落不管；也不能因为要给出路，就把不适合的人放到重要岗位。”
“第三，”他看向孙莉，“工作组要加快对第二类人员的审查进度，尽快拿出处分意见。同时，对第一类人员的司法移送，要配合好检察院、法院，把证据链条做扎实，办成铁案。”
“第四，”他的目光最后落在陈晓身上，“宣传方面要注意引导。可以适当报道我们对不同类别人员的不同处理方式，传递‘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明确信号。但要注意分寸，不能过度渲染。”
部署完毕，李双林环视众人：“还有什么问题？”
王海犹豫了一下：“李县长，这么细致的分类和处理，工作量很大，时间可能会拉得很长……”
“时间可以给，但质量不能降。”李双林斩钉截铁，“这是关系到清源县干部队伍长远建设的大事，急不得，也马虎不得。我们宁愿现在多花点时间，把工作做细做实，也不能为了赶进度留下后遗症。”
会议开到中午十二点才结束。走出会议室时，每个人的表情都很凝重，但眼神里多了一份清晰。
李双林最后一个离开。他站在会议室门口，看着空荡荡的走廊。阳光从尽头的窗户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长长的光影。
他知道，今天做出的这些决定，将会改变很多人的命运。九个人的政治生命可能就此终结，三十四个人将面临人生的转折点，八十四人将迎来一次深刻的洗礼。
这不是简单的清算，这是一次精准的外科手术——切除腐肉，清理创口，然后缝合、上药、等待愈合。手术的过程必然伴随疼痛，但只有经历这个过程，身体才能恢复健康。
手机震动，是肖雅琴发来的短信：“午饭记得吃，别又忙忘了。”
李双林笑了笑，回复：“好，这就去。”
他收起手机，向食堂走去。走廊很长，脚步声在空旷的空间里回响。但这一次，他的脚步格外坚定。
清源县的天空，正在被一点点擦亮。而他要做的，就是确保这个过程，既彻底，又稳妥；既有力，又有度。
这很难。但再难，也要做。
因为这就是他坐在这个位置上，必须承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