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地起大风，狠狠抽打着忽必烈的金顶大帐。
帐外甲叶相击的脆响、战马喷鼻的粗喘，金轮法王等一众人和官军在门口眼巴巴的守卫，生怕我对忽必烈下手，但这怎么会呢？
厚重的毡帘把他们的紧张与不甘都尽数挡在外面，只剩下帐内两双对峙的眼睛，在酥油灯的光晕里沉浮。
我捧着茶碗，神态自若，碗沿的热度烫得人发慌，但我却丝毫没有感觉的样子。
忽必烈坐在对面的狼皮褥上，玄色锦袍上绣着暗金的鹰隼，他此前才从停尸的地方回来，发间还沾着未散的尘土，指节敲着矮几的节奏却稳得像山。
“王爷可知，襄阳城易守难攻，当年，汉寿亭侯，大都督陆逊，先后折戟于此，哪里是那么好攻的。”
我先开了口，声音压得很低：“再者说了，这城，就算是攻破了，和四王子你——又有个毛的关系呢？”
忽必烈抬眼，瞳仁里映着灯花：“先生这话，是什么意思？”
“窝阔台的乃马真皇后的懿旨还在军中传看，蒙哥汗的王旗就插在十里外的山头上。”
我放下茶碗，茶沫在碗底聚成破碎的图案。
“您别忘了，你亲近汉儒过甚，蒙古人包括蒙哥汗都是不喜的。但也由此，从得到了很多的声望。只是现如今一直没有军方的声望，如今您得以参赞军务，打下了，是先帝遗策、太后远见，打输了——”
我顿了顿，看着他骤然收紧的下颌。
“那就是您忽必烈的问题，辜负了蒙古铁骑的威名。”
帐内静得能听见灯芯燃烧的嘶声。
忽必烈的手指停了，他从怀里摸出块玉佩，摩挲着上面的纹路——那是他当年从张德辉那里得来的汉玉，在蒙古贵族里，这向来是“亲汉”的罪证。
“郭靖的事，王爷更该掂量。”
我继续说道，目光逼视着他。
“蒙古军中多少老将，当年跟着成吉思汗征战，别的不说，大蒙古国灭金，人人都知道，从头到尾，是金刀驸马的首功，多少人跟着他，分润了军功，改变一生，又有多少人因为他身先士卒而活了下来，他在蒙古军中宛如是个战神，更不知在明里暗里救过多少伤病的官兵，多少人记着他的恩情，又有多少人仍然在尊敬着他，您要是杀了他，帐外那些握着刀把子的老家伙们，嘴上不说，心里会怎么想？你会把帮军汉们的心得罪光了。”
忽必烈的喉结动了动，没说话。我知道这话戳中了他的软肋——他礼贤下士，把许衡、姚枢这些汉儒请到军中，早就被汗廷里的宗亲骂成“忘了祖宗的蒙古奸”。
要是再让军方寒了心，他这个王爷，就真成了孤家寡人。
事实上，缺少兵权，正是他目前最大的尴尬。
连他的弟弟，旭烈兀，都能够在西方掌握一支自己的部曲，建帐称汗。
而他呢？
只能依靠弟弟这个身份在蒙哥手下讨饭吃。
我继续说道。
“您亲近汉儒，本就像在刀尖上走路。”
我往前倾了倾身，声音几乎贴着毡毯。
“蒙哥汗看着您在金莲川开府纳士，眼里的忌惮一天比一天重。这次让您来打襄阳，明着是重用，暗地里……说实在的，如果你打败了，至少还能活，但打胜了，才是离死不远。”
“先生不必说了。”
忽必烈打断我，玉佩被他攥得发白。
“你想让我怎么做？”
我笑了，从袖中摸出块木牌，轻轻推到他面前。木牌上刻着个“汉”字，边角已经被摩挲得发亮。
这是我暗中利用丐帮净衣派联系上的。
“北地那些汉人军阀，李璮、史天泽他们，手里握着，何止十万铁甲，却在蒙哥汗的猜忌里活得如履薄冰。”
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道：“他们需要一个能容得下汉人的蒙古王爷，您需要能帮您稳固汗位的兵马。我可以做这个牵线人，让他们的粮草、甲胄，都记在您的账上。如此一来，无论局势如何变化，你也能先一步立于不败之地。”
忽必烈的呼吸乱了半拍，他盯着那块木牌，像盯着团跳动的火焰。
“您现在，依靠的全是蒙哥汗的恩宠，因为你是他弟弟，他暂时还相信着你……”
我压低了声音，几乎凝成冰：“但是，若有一天，蒙哥汗容不下您呢？”
毡帘外突然传来一阵风，灯芯猛地一跳，将我们的影子投在帐壁上，扭曲成狰狞的形状。
忽必烈猛地抬头，眼里翻涌着惊涛骇浪，却在片刻后归于平静。他拿起那块木牌，揣进怀里，与那块汉玉贴在了一起。
“先生的话，我记下了。”
他站起身，帐外的风卷着寒意灌进来，吹得他的袍角猎猎作响：“襄阳的战事，明日起，按兵不动。”
我看着他掀起毡帘的背影，知道一场更大的风暴，已经在这漠北的军营里，悄然酝酿。
而我们脚下的土地，很快就要被新的血与火浸透了。
蒙哥汗的上位，更像是一场权力博弈中的险胜。
当他在忽里勒台大会上勉强压过反对声浪，坐上那把象征蒙古最高权力的汗位时，脚下的根基早已被暗流侵蚀得摇摇欲坠。
我的猜测始终指向一点——这位看似威严的大汗，从一开始就活在权力的焦虑里，而他对兄弟忽必烈异乎寻常的倚重，不过是困局中的无奈之举。
蒙哥的权力合法性，自始至终都笼罩在乃马真后留下的阴影里。
这位曾以太后之尊临朝称制的女人，虽已退出前台，却在蒙古贵族中盘根错节的势力从未消散。
她的支持者遍布宗王、勋贵之间，明里暗里都在质疑蒙哥继承汗位的正统性。
朝堂之上，看似臣服的跪拜背后，是两股势力不死不休的角力——蒙哥要巩固汗位，就必须铲除乃马真后留下的残余影响。
而那些依附于旧势力的贵族，则视蒙哥为眼中钉，随时准备颠覆这场“不合法”的继承。
这种内斗消耗了蒙哥大量精力，更让他对身边的宗亲和将领充满猜忌。
唯独忽必烈，成了他不得不倚重的例外。
并非兄弟情深，而是现实的逼迫。
蒙古铁骑可以踏平万里江山，却解决不了最基本的钱粮问题。
帝国的运转、大军的补给，早已离不开中原汉地的支撑，而那些掌握着土地、财富和人口的汉人世家大族，只认与他们交情深厚的忽必烈。
忽必烈与汉人大臣、儒士的往来，在蒙哥眼中或许曾是“离经叛道”，但此刻却成了最实用的资源。
他需要忽必烈从中原汉地榨取粮草、征集徭役，以维系帝国的庞大开销。
这种倚重带着明显的功利性，却也给了忽必烈一个特殊的身份——既是大汗的左膀右臂，又游离于核心权力的旋涡之外。
蒙哥面临的另一重困境，藏在遥远的西征路上。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开创的西征伟业，固然将蒙古帝国的版图推向极致，却也埋下了分裂的伏笔。
随着拔都建立金帐汗国，旭烈兀经略波斯，那些曾属于帝国核心的精锐主力，早已变成各汗国的私兵。
他们在自己的封地内称雄，对远在漠北的汗廷号令阳奉阴违。
当蒙哥需要兵力压制乃马真后残余势力，或是稳固新征服的领地时，他才惊觉手中能直接调动的兵力竟如此匮乏。
西征的辉煌成了反噬的利刃，庞大的蒙古大军被广袤的疆域拆解得支离破碎，金帐汗国的拥兵自重更是让他鞭长莫及。
这种“无兵可用”的窘迫，让他在面对忽必烈时，不得不收起帝王的强硬。
于是，当忽必烈以“兵力未足，粮草不济”为由，从南方战场悄然退兵时，蒙哥纵有不满，也只能默认。
他没有足够的底气去问责，更不敢轻易得罪这位掌握着汉地资源的兄弟。
忽必烈的退兵，看似是对大汗的顺从，实则是一场精准的试探——他摸清了蒙哥的软肋，也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之道。
经过了我的分析解说，忽必烈显然读懂了这盘棋。
他没有选择卷入蒙哥与乃马真后势力的直接对抗，而是将自己塑造成一个“专注实务”的宗王——治理汉地、征集粮草、安抚百姓，这些看似琐碎的事务，成了他最安全的保护色。
他从不染指西方那些由老牌勋贵掌控的强军兵权，甚至主动远离蒙古传统的草原核心区，摆出一副“无心争夺汗位”的姿态。
但在无人注意的暗处，一场更深远的布局正在展开。
他借着治理汉地的名义，频繁与北方汉人军阀在私下里进行结交。
那些在蒙古铁蹄下幸存的地方豪强、手握私兵的地主武装，成了他暗中拉拢的对象。
他用汉人熟悉的方式对待他们——承认其土地所有权，允许其保留武装，甚至吸纳其子弟进入幕府。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联结，正在编织一张覆盖中原的权力网络。
忽必烈的智慧，在于他看清了蒙哥汗位的脆弱本质。
他不需要与蒙哥正面为敌，只需在这场权力的缝隙中耐心等待。
当蒙哥在内部斗争与外部牵制中逐渐力竭，当汉地的资源与北方军阀的兵力形成合力，属于他的时代自然会到来。
蒙哥的倚重，终究成了忽必烈的阶梯。
汗位的飘摇不定，恰是蛰伏者最好的温床。
这场始于权力困局的兄弟共治，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那个看似温顺的“治汉能手”，早已在暗中布好了颠覆棋局的棋子。
转眼之间，江南的柳絮又飘了十六年，临安的茶楼里依旧唱着暖风熏人的小调，说书先生唾沫横飞地讲着江湖上的传奇，听客们拍着桌子叫好，谁也没留意窗外掠过的那道灰影——那是丐帮净衣派的信使，正揣着北方八百里加急的密信，靴底还沾着黄河渡口的泥。
世人都说这是太平年景。
蒙古铁骑暂歇了南下的马蹄，南宋的官员忙着在西湖边修新园，连街边挑担的货郎都哼着“暖风熏得游人醉”。
可我知道，平静是层薄冰，底下是暗涌的涡流。
那年在蒙古军营帐中，我与忽必烈说的话，不是白说的，我是真的有心帮助他一统天下。
因为，这个天下，大势如此。
蒙古势大，兵甲强盛。
相比之下，南宋从来没有努力振作过。
不知多少忠贞之士，寒却了心，丧失了意气。
几乎所有的宋人，都在求苟安，苟活。
他们拒绝努力，不想努力。
这样的大宋，在我看来，灭亡也只是时间问题。所以，我才想，既然横竖都是要亡国，不如选择个好点的条件。
如果蒙哥或其余的什么人上位，那蒙古军估计还是老一套的做派。
烧杀掳掠打砸抢。
最后竖起个大车轮。
这是从铁木真时，一直保持下来的传统。
甚至。
如果没有丘处机的努力，没有止杀令，连车轮子都不会有。兆惠将军再不是东西，车轮哪怕是躺着放，至少有车轮。
但蒙古人屠城，可是不用车轮子的。
他们会一直杀，一直杀。
直到什么人也没有了。
而扶起忽必烈就会好很多。
他将来要倚重汉人的兵马。
自然也就不会的胡乱杀人屠城了。
离开军营的那日，阳光刺眼。
蒙古兵卒很多。
他们有些不甘的看我离开。
我却走得坦坦荡荡。
他们以为我是忽必烈新纳的谋士，却不知我袖中藏着丐帮净衣派的令牌。
这令牌是当年洪七公亲手所授，如今成了穿越大漠与中原的钥匙。
北方的风比江南烈，吹得人脸生疼，我裹紧破旧的棉袍，在张家口的酒肆里与汉人军阀们碰杯。
他们有的是前朝旧将，有的是占山为王的豪强，酒杯碰到一起，溅出的酒珠里都裹着不甘。
“蒙古人信不过，”一个独眼将军攥着酒杯低吼，指节泛白：“可我们这些散兵，没粮草，没甲胄，拿什么跟他们耗？”
我将怀中的账册推过去，上面记着江南盐商的密约，还有净衣派能调动的三十处粮仓。
“粮草我来筹，甲胄我来造，”我说道：“你们要做的，是为我守住黄河沿线的渡口。”
没人知道，那些从盐商手里换来的银子，最终流去了哪里。
在晋北的深山里，有片被密林藏起来的谷地。十六年前我第一次踏进去时，只有几只野狐逃窜，如今已立起了青砖砌的营房，铁匠铺的火光夜夜映红半边天。
谷口的老槐树底下，总坐着个瘸腿的老兵，他原是岳家军的末将，当年岳飞蒙冤时，他离开南宋选择北上。
“先生，今日又收了七个娃。”
他见我来，拄着拐杖起身，身后跟着七个面黄肌瘦的孩子，最大的不过八岁，最小的还裹在襁褓里。
这些孩子都是战火里捡来的。
有的爹娘死在襄阳城外，有的被蒙古兵掠为奴隶，是丐帮的弟兄们冒着风险从死人堆里、从奴隶贩子手中抢出来的。
我给他们取了新名字，都带个“铁”字——铁山、铁河、铁石。每日天不亮，谷里就响起整齐的呼喝，老兵们教他们扎马步、练刀法，识字先生教他们认地图、记旗语。最难的是练骑术，塞外买来的小马性子烈，孩子们摔得鼻青脸肿，哭了半夜，第二天依旧咬着牙爬上马背。
有个叫铁驹的孩子，摔断了腿，郎中说怕是再也站不稳，我蹲在他床前，用碧水神功慢慢给他治伤。
在我碧水神功的滋养下，他咬着嘴唇，眼泪掉在图谱上，晕开一小片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