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雷霆并非来自天际，而是从人心的大地深处，破土而出。
上午九点，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口，人潮已如缓慢涨起的灰色海浪。
他们没有标语，没有口号，只是沉默地站着。
阳光穿过行道树的缝隙，照在他们胸前挂着的透明小药盒上，那里面装着五颜六色的药片，像一枚枚廉价而残酷的勋章，折射出斑斓的光影。
每一道光，都代表着一个被精算师定价的人生。
陈景明扶着王强从出租车上下来。
王强的脸色比昨天更差，眼窝深陷，但眼神却亮得惊人，像两簇在寒风中绝不熄灭的火苗。
他拒绝了轮椅，坚持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像是在丈量自己生命的最后一段征途。
就在他们即将踏上法院门前的台阶时，一辆黑色的别克商务车悄无声息地滑过来，精准地堵住了他们的去路。
车窗降下，一个戴着金链子、皮肤黝黑的男人探出头，那张脸是王强再熟悉不过的——一个他曾经跟着混过饭吃的包工头。
“强子，”男人脸上堆着油滑的笑，手里捏着一个厚实的牛皮纸信封，“何必呢？程总说了，过去的事，是他手下人不懂规矩。只要你今天不进去，这个，”他把信封递出来，拍了拍，“两万块，工地那边算给兄弟们的补偿。拿着钱，好好治病，比啥都强。”
陈景明上前一步，挡在王强身前，眼中寒光一闪。
王强却伸手推开了他。
他没有去看那个信封，只是缓缓举起了自己的手机，镜头红点闪烁，正对着那张错愕的脸和清晰的车牌。
他的声音不大，却通过手机的麦克风，传向了网络世界的千万人。
“我现在直播，全国的兄弟都听着呢，”王强咧开嘴，露出一个混合着轻蔑和痛苦的笑，“你刚才说的话，有种再说一遍？”
包工头的笑容僵在脸上，像一块瞬间凝固的猪油。
他看见了王强身后，那些挂着药盒的人群已经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迅速围拢过来。
一道道混合着愤怒、鄙夷和同仇敌忾的目光，像无数根无形的钢针，扎在他身上。
“妈的，疯子！”他咒骂一声，猛地升起车窗。
商务车发出一声不甘的轰鸣，仓皇地调头，狼狈地挤出人群，消失在车流中。
人群中爆发出短暂而压抑的哄笑，随即又归于沉寂。
他们目送着王强拄着拐杖，和陈景明、李娟一起，走进了那扇象征着公正与威严的玻璃门。
庭审开始。冰冷的灯光下，一切都显得不真实。
“安康保”的代理律师，一个戴着金丝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中年男人，以一种近乎完美的职业腔调陈述着。
他的声音平稳、理性，不带一丝情感，仿佛在讨论一份天气预报，而不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
“我方重申，拒赔决定完全符合合同条款及风控模型，程序合法，结果公允。”他推了推眼镜，“我方有充分证据表明，部分投保人，包括本案原告代表之一的杨文广先生，在投保时并未如实申报其长期粉尘环境下的工作史，且存在‘高风险行为模式’。我们的产品，是为有健康管理意识的客户设计的，而非为无视风险者兜底。”
“高风险行为模式？”小刘律师霍然起身，声音如同出鞘的利刃，“请问被告代理人，你们的白皮书里写着，‘长期熬夜’‘运动步数不达标’‘负面情绪搜索过多’，都属于高风险行为模式。我请问，在上海这座城市，走路太少算不算工伤？为了项目睡不好觉，是不是该直接判刑？你们管这种对普通人生活状态的窥探和评判叫做‘健康管理’，我们管这叫‘生活本身’！”
“生活本身”四个字，像一颗子弹，精准地击中了旁听席上每一个人的心脏。
压抑的席位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一个穿着外卖制服的骑手甚至站了起来，用力挥舞着拳头。
法官的法槌重重敲响了三次，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响，才勉强让沸腾的现场恢复秩序。
他的目光严厉，但掠过小刘律师时，却带上了一丝难以察重的深意。
“传专家证人，李娟。”
李娟走上证人席，神色平静，仿佛回到了当年在重点中学竞争省三好学生奖状的考场。
她没有带任何纸质材料，只是示意法警打开投影。
一张巨大的表格出现在幕布上，密密麻麻，红黑两色，触目惊心。
“这是我根据‘安康保’三百七十二页的电子合同，整理出的十七项核心隐性免责条款与其在宣传材料中的承诺对照表。”李娟的声音清晰而冷静，像一把手术刀，精准地划开层层伪装。
她拿起激光笔，红点落在其中一行被加粗的黑字上。
“第十一项，宣传材料说：‘关爱奋斗者，为您的梦想护航’。而实际条款的第89页附录三的第七条写着：‘因长期处于高压工作环境导致的生理及心理疾病，本产品不予承保’。”
她顿了顿，目光扫过整个法庭，最后落在被告席上那位代理律师的脸上。
“我想请问，在今天，在这个国家，哪一个努力工作、想要靠自己双手改变命运的人，不是长期处于高压之下？这不是一份保险合同，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你们筛选掉所有真正需要保障的‘高风险’人群，然后心安理得地收割那些最健康、最不可能出险的人的保费。你们卖的不是保险，”她一字一句，掷地有声，“你们卖的是对这个时代所有努力者的惩罚机制！”
话音落下的瞬间，旁听席后排，一个胸前还挂着“安康保险”实习生工牌的年轻女孩，默默地低下头，将那张代表着身份和未来的工牌，轻轻摘下，放在了膝盖上。
她的动作很轻，却像一块巨石，砸在了被告席每一个人的心上。
“传证人，陈景明。”
陈景明走上证人席。
他没有像其他人一样看向法官或律师，而是凝视着被告席的角落。
那里坐着一个人，全程低着头，仿佛想把自己缩进影子里。
程远山。
陈景明没有念稿，他只是向书记员递交了一个U盘。
“我请求播放一段视频。”
法官犹豫了一下，但看到小刘律师和医保局王科长同时投来的恳切目光，他点了点头。
幕布再次亮起。
没有声音，只有流动的、冰冷的视觉数据。
画面中央，是一个像素化的少年跪在医院走廊里，他身上不断弹出、碎裂、重组着各种标签——“农村户口”“单亲家庭”“成绩中等”“潜在不稳定因素”。
这些标签像一条条锁链，层层叠叠，最终汇合成一个巨大的、血红色的标签——“低社会价值”。
少年哀求的口型，与这个标签形成了无比残酷的对比。
紧接着，画面切换，一个成年男人的剪影出现在陆家嘴的写字楼里，他正在操作一个系统，将类似的标签，贴在一个个申请理赔的Id上。
全场死寂。连空气都仿佛凝固了。
“肃静！”法官的眉头紧紧皱起，“证人，请解释这段视频的来源。这不符合传统证据的呈现形式。”
“法官大人，”小刘律师站了出来，“它的来源，是一名亲历者无法磨灭的记忆还原。我们承认，它或许不符合《证据法》关于原始性、合法性的所有规定。但它揭示了一个远比合同条款更重要的事实——制定规则的人，往往带着自己过去的创伤，在无意识地报复这个世界。算法没有偏见，但创造算法的人有。”
书记员埋头飞速记录，在巨大的心理冲击下，笔尖用力过猛，嘶啦一声，划破了庭审记录的纸页。
就在被告律师准备以“伪造证据”为由提出抗议时，小刘律师的手机震动了一下。
他看了一眼，眼中精光暴射。
“法官大人，我方刚刚收到一份来自‘安K保险’内部的匿名证据！”他高高举起手机，“一份名为‘情绪稳定性降级模型’的后台训练日志！”
他清了清嗓子，当庭宣读摘要：“日志显示，该模型被训练用于识别并降低特定用户的赔付优先级。例如，在三十天内，搜索‘癌症治愈率’‘靶向药价格’‘医疗贷款申请’等关键词超过十次的用户，其‘情绪稳定性’评级会自动降低一级。评级过低者，系统将自动触发‘补充材料审核’流程，以拖延理赔时间，促使其主动放弃。”
“哗——”
旁听席彻底炸开了锅，愤怒的声浪几乎要掀翻法庭的屋顶。
这不再是冰冷的条款，而是赤裸裸的、针对人性最脆弱时刻的精准打击。
就在法官的法槌即将再次落下时，法庭外，城市的脉搏也随之跳动。
从浦东到闵行，从静安到徐汇，三百七十家与阿珍的社区团购有过合作的药店，它们的电子显示屏在同一秒，同步闪烁，抹去了所有的药品广告，只剩下一行猩红的大字，像一道道淌血的伤口，烙印在城市的肌体上：
“你越害怕生病，就越不配治病。”
法官宣布暂时休庭。
走廊里，医保局的王科长独自坐在长椅上，背影佝偻。
他的手机屏幕亮着，是李娟刚刚发来的一条信息，没有称谓，只有一句话：“我们知道，这几年您退回了多少封尘肺病人的求助信。”
王科长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很久。
那些信件的重量，仿佛此刻才全部压在他的脊椎上。
他缓缓站起身，第一次，在所有人面前，挺直了腰。
他没有走向休息室，而是转身，走向了书记员办公室。
他推开门，对里面那个被刚才一幕吓得脸色发白的年轻书记员说：“同志，麻烦一下，我有一份补充材料，要以个人名义提交。”
他从公文包的最夹层里，取出一封早就写好、却始终没有勇气寄出的信。
信的结尾，是他的亲笔签名和红色的指印。
上面写着：“关于‘安康保’涉嫌利用医保数据进行不当风控的举报材料，经我核实，情况属实。我签字了。哪怕我明天就被开除。”
法庭之内，灯光依旧。
被告席空无一人，原告席上的药瓶在桌面上投下长长的影子。
法官独自一人坐在审判席上，面前堆着山一样的证据：李娟的分析报告，陈景明的“记忆”录像，AI审核员的后台日志，以及王科长刚刚递上来的、那封赌上职业生涯的举报信。
他没有说话，只是拿起那张被书记员笔尖划破的庭审记录。
那道裂痕，从“记忆还原”开始，贯穿了“情绪降级”，最终停留在空白的判决意见栏前。
一道小小的裂口，却仿佛预示着，某种坚不可摧的秩序，已经开始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