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犁庭扫穴”的肃清行动与“启智工程”的推行，如同为军政府这棵新生的树木修剪枝杈、松土施肥，虽过程不乏阵痛，却也让其根基愈发稳固。然而，就在高岩专注于内政深耕之时，一场源于经济领域，却足以动摇政权根基的风暴，正悄然酝酿，并以前所未有的迅猛之势，拍向了登州。
风暴的源头，在于那被寄予厚望、用以打破清廷经济封锁的“辽南银元券”。
初始阶段，凭借军事胜利的威望、官府的强制推行以及相对充足的贵金属和物资储备，银元券在控制区内得以流通，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业恢复。但随着控制区急剧扩大（囊括整个山东和辽东），军政开支浩繁，加之与德国的大规模技术合作、船厂建设、新军编练等无底洞般的投入，军政府度支司很快陷入了入不敷出的窘境。
无奈之下，行政总署在未充分公开告知和增加相应硬通货储备的情况下，批准了度支司增印一批银元券以弥补财政赤字的方案。这本是战时经济下的无奈之举，却如同一道细微的裂纹，出现在了信用货币这块看似坚固的琉璃之上。
裂纹，很快被嗅觉敏锐的敌人捕捉并狠狠撬开。
最先发难的，是依旧盘踞在天津租界、与清廷旧势力及列强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晋商票号。他们凭借庞大的商业网络，开始在外围市场大量低价抛售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囤积或收兑的银元券，同时散布“登州府库空虚，银元券即将沦为废纸”、“高岩与德国借款谈判破裂，财政即将崩溃”等谣言。
几乎是同时，英国控制的《字林西报》等外文报刊，也开始连篇累牍地“分析”军政府的财政状况，刻意夸大其财政困难和技术引进带来的巨额支出，暗示其信用体系濒临崩溃。日本和俄国的情报机构也在背后推波助澜，资助商人参与抛售和挤兑。
恐慌，如同瘟疫般迅速蔓延。
首先是在新控制的、对军政府信任尚未牢固的辽东地区，商贾和百姓开始拒收银元券，要求以银元或铜钱交易。很快，这股风潮便蔓延至山东各地。登州、烟台、青岛等地的“兴业银行”分行门前，一夜之间排起了挤兑的长龙！人们挥舞着花花绿绿的纸券，声嘶力竭地要求兑换成实实在在的银元。
“兑现！我们要兑现！”
“这纸片子要是废了，我们一家老小可怎么活啊！”
“官府说的话还能信吗？”
恐慌的人群冲击着银行的栅栏，维持秩序的士兵们紧张地组成人墙，冲突一触即发。市面之上，物价开始飞涨，尤其是粮食和盐等生活必需品，商人们囤积居奇，拒收纸券，整个经济秩序有瞬间崩塌的危险。
消息传到总司令部，高岩勃然变色，一掌拍在案上，震得笔墨乱跳：“混账！这是要釜底抽薪，从根子上动摇我们！” 他立刻意识到，这绝非简单的市场波动，而是一场精心策划、旨在摧毁他政权经济命脉的金融战争！
“总司令，各地分行库存银元告急！照此势头，最多三日，库存将被兑空！届时……” 度支司主事面无人色，声音颤抖。
“慌什么！”高岩强行压下心中的惊怒，目光锐利如刀，“敌人出招了，我们接招便是！若连这道坎都迈不过去，还谈何革新大业？！”
他深吸一口气，连续下达命令，反应之迅速，措施之强硬，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一、强硬维稳，展示决心。
“命令王奎，立刻调派最可靠的部队，进驻各大城镇，尤其是银行、粮店、盐铺周边，实行临时军管！凡有趁机煽动闹事、打砸抢烧者，无论背景，就地正法！告诉百姓，军政府在，银元券的信用就在！但有动荡，军法无情！”
二、紧急输血，稳定信心。
“命令赵三槐，持我手令，开启登州、威海卫秘密金库，将储备之银元、银锭，火速运往各地分行，公开进行兑换！同时，以军政府名义发布安民告示，宣布银元券兑换无限额、不限期！我高岩，与银元券共存亡！”
三、打击奸商，切断黑手。
“命令内卫府，联合度支司，彻查此次挤兑风潮源头！凡查实恶意抛售、囤积居奇、散布谣言者，无论其背后是晋商、洋行还是其他势力，财产一律充公，主犯严惩不贷！重点关照天津租界那几个跳得最欢的票号，搜集其与外部势力勾结的证据！”
四、开源节流，稳固根本。
“行政总署立刻拟定《特别时期经济管制令》：暂时冻结非必要行政开支；官员薪俸部分以银元券发放；加大官营盐、铁、煤等物资的抛售力度，平抑物价，但只收银元券；鼓励民间以银元券缴纳赋税，并给予一定优惠。”
命令雷厉风行地执行下去。一队队荷枪实弹的士兵开赴街头，迅速稳定了秩序。一箱箱沉甸甸的银元从秘密金库中运出，在银行门口公开开箱、点数，那耀眼的银光，比任何言语都更有说服力。几户哄抬物价、拒收纸券的大商号被查抄，主事者被游街示众。军政府的强硬手腕和依然雄厚的贵金属储备，像一堵坚固的堤坝，暂时挡住了恐慌的洪峰。
然而，高岩知道，这只是治标。依靠库存硬通货硬撑，绝非长久之计。要真正打赢这场金融战争，必须找到能够持续为银元券信用背书的锚定物，并彻底扭转市场预期。
他的目光，投向了窗外那片广袤的土地和正在轰鸣的工厂。
“光靠银子不行，我们的家底耗不起。”高岩对核心层说道，“要让银元券真正立得住，必须让它能买到实实在在的东西，能代表我们控制区内的生产力和资源！”
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第一，宣布“银元券与土地挂钩”试点。在完成清丈的地区，允许农民以一定比例的银元券抵扣未来几年的农业税，或者凭券优先承租官田。将货币信用与最根本的生产资料——土地，进行绑定。
第二，启动“战略物资储备与凭证制度”。由“辽东贸易总公司”出面，大规模收购控制区内的粮食、煤炭、生铁、海盐等战略物资，建立官仓储备。同时，发行一种与银元券挂钩的“物资凭证”，承诺持有人可凭此在一定期限内，以稳定价格兑换相应物资。
第三，加速“兴业银行”改革。引入德国金融顾问，建立更现代的银行管理制度和准备金制度，并尝试发行以未来关税、矿产出产为抵押的“建设债券”，将未来的收益提前资本化，吸纳社会游资。
这些措施，已初具现代金融管理的雏形，其核心思想是将货币信用从单纯的贵金属，转向国家信用、土地资源和未来收益的综合背书。
就在高岩全力稳定内部金融秩序的同时，一个来自柏林的意外提议，通过德国领事送到了他的面前。德国最大的贴现公司之一，愿意向军政府提供一笔巨额的低息白银贷款，条件是必须以山东的部分矿产开采权和海关税收作为抵押。
这看似是雪中送炭，实则很可能是引狼入室，重蹈清廷以外债丧权的覆辙。
总司令部内，针对是否接受德国贷款，争论异常激烈。
高岩沉思良久，眼中闪过一丝决断。
“回绝德方的贷款提议。”他最终说道，“告诉他们，我们感谢好意，但军政府有信心、也有能力依靠自身解决目前的困难。不过，我们欢迎德国资本以投资，而非借贷的形式，参与我们的工矿和铁路建设，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他选择了最艰难，却也最能维护主权和长远利益的道路。
“银元风波”如同一场猝不及防的高烧，考验着这个新生政权的经济免疫力。高岩以铁腕、魄力以及超越时代的金融理念，强行将病情稳定下来。但危机远未结束，信任的重建需要时间，外部势力的金融攻击也不会停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其残酷与复杂，丝毫不亚于真刀真枪的战场。而高岩，已然在这片陌生的领域中，为守护革新事业的命脉，开辟了新的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