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初，美国西部 & 东部 & 华盛顿白宫
加州的报业大亨威廉·伦道夫·赫斯特，这位以其煽动性报道和巨大影响力闻名的媒体巨头，率先在他的报系旗下所有报纸的头版，发表了措辞激烈的社论《新税收法案：扼杀西部工业的毒药》。
社论尖锐地指出：“总统先生的新税收法案，看似是为了公平，实则是用斧头砍断美国经济的脊梁！如果按照94%的最高边际税率执行，西部的飞机制造厂、造船厂、石油公司和农场主将面临什么？他们微薄的利润将被税收吞噬，他们将无力维持现有的生产规模和工人队伍！结果只有一个：要么工厂倒闭，所有工人失业；要么工厂主被迫大规模裁员，以极低的产能苟延残喘，保住企业不破产！无论是哪种结果，都将导致西部成千上万的家庭失去收入，社区陷入萧条！这难道就是总统先生想要的‘公平’吗？这是对生产者最残酷的惩罚！”
赫斯特的炮弹一经发出，立刻在西部各州引起了巨大反响。与西部工商业利益紧密绑定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们坐不住了。他们深知，如果法案通过，他们自己以及他们背后的金主都将成为被收割的对象。于是，一场大规模的国会游说迅速展开。议员们在国会山慷慨陈词，警告高税率将导致西部经济崩溃，失业率飙升，最终损害的是国家的整体战争潜力和稳定。
看到西部率先发难，东部的财阀们心中窃喜，立刻行动了起来。在J.p.摩根、洛克菲勒和杜邦等家族的暗中协调下，一个由纽约股票交易所的着名经纪人、华尔街的银行家、匹兹堡的钢铁大王、底特律的汽车制造商代表组成的、规模庞大的“工商业请愿团”迅速成立。
他们并没有选择激烈的对抗方式，而是采取了看似更“理性”和“建设性”的姿态。请愿团向白宫递交了一份措辞恭敬但立场坚定的请愿书。请愿书中写道：
“我们深切理解总统先生为国家福祉和备战所需筹集资金的良苦用心，也完全认同富裕阶层应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理念。然而，我们认为目前草案中的税率，尤其是94%的最高边际税率，超出了‘合理负担’的范畴，进入了‘扼杀生产’的危险区间。如此高的税率将严重挫伤投资热情和创新动力，导致资本冻结和就业岗位流失，最终将削弱而非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我们恳请总统先生和国会能够重新审议税率设置，找到一个既能满足财政需求，又能保护工商业活力、促进就业的平衡点。”
这份请愿书的目的，是把罗斯福放在“不顾经济规律、一意孤行”的位置上，同时将自己塑造成“顾全大局、愿意合作但寻求更优方案”的理性一方。
面对来自东西两岸财阀的联合夹击，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显得异常冷静。他没有选择在办公室与请愿团见面，而是决定动用他最擅长的武器——直接诉诸人民。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罗斯福再次坐在白宫地下室的壁炉旁，通过无线电波向全美数百万家庭发表了他着名的“炉边谈话”。这一次，他的主题明确而深刻：《税收、公平与国家的未来》。
他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沉稳、亲切而充满说服力：“我的朋友们，最近，关于新的税收法案，社会上有很多讨论，有些声音还很响亮。有些人说，政府向富人征重税，会打击他们创造就业的积极性。我想对这些朋友说，我理解你们的担忧。但是，我想请你们，也请全体国人，从一个更广阔、更根本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他顿了顿，语气变得凝重：“我们征收较高的累进税，目的不是为了‘杀富’，更不是为了搞垮经济。恰恰相反，是为了拯救经济，拯救我们这个国家赖以生存的根基——那就是社会的稳定与团结！”
罗斯福的声音提高了八度，充满了激情：“一个贫富差距极其悬殊的社会，是一个充满怨恨和动荡的社会！当巨大的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而广大的工薪阶层却在为温饱挣扎时，社会矛盾就会像地下的火山一样不断积聚！这种矛盾，最终会以什么样的形式爆发？是激烈的阶级对抗？是席卷全国的社会动荡？甚至是…内战？！我的朋友们，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欧洲的教训就在眼前！我们必须未雨绸缪！”
他回到税收法案本身，语气坚定：“因此，让财富的分配更加公平，让富裕的公民承担起与他们能力相匹配的社会责任，这不仅仅是为了正义，更是为了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这笔税收，将用于为普通家庭提供更好的保障，用于改善公共设施，用于加强我们的国防，保卫我们共同的和平生活！这不仅是富人对国家的贡献，更是他们对自身长远利益的一种投资——投资于一个更稳定、更和谐、从而也更有利于商业发展的社会环境！”
最后，他深情地呼吁：“我的朋友们，我相信，绝大多数美国富人都是爱国且富有远见的。他们和我们一样，希望美国强大而稳定。这项税收法案，是我们共同为国家未来铺就的基石。我恳请国会和美国人民，支持这一旨在加强国家凝聚力、确保代代美国人都能共享繁荣的法案。”
罗斯福的炉边谈话，巧妙地将税收问题从单纯的经济争论，提升到了国家存亡和社会稳定的道德与政治高度。他成功地将反对派描绘成只顾眼前私利、不顾国家长远大局的狭隘分子。这场谈话极大地鼓舞了中下层民众的支持，给国会中的反对派带来了巨大的舆论压力。
东西部财阀的联合攻势，虽然展现了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但罗斯福凭借其高超的政治手腕和对民意的精准把握，用一场炉边谈话就成功地扭转了舆论战场上的劣势。这场围绕“财富再分配”的激烈博弈，远未结束，但罗斯福已经表明，他决心将新政进行到底，即使面对的是美国最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美国的政治天平，在战争阴云和内部社会矛盾的拉扯下，剧烈地摇摆着。
威廉·伦道夫·赫斯特在听完罗斯福的炉边谈话后，在自己的圣西蒙庄园里气得差点砸了收音机。他对幕僚咆哮道：“满口仁义道德！什么社会公平、国家稳定！这都是他为了第三次连任编造出来的鬼话！他想用穷人的选票把我们踩在脚下！”
但他很快冷静下来。他意识到，与罗斯福在“道德”和“爱国”层面上硬碰硬是徒劳的，那正是罗斯福的强项。他必须将战场拉回到自己熟悉的领域——经济现实和民众的切身利益。
几天后，赫斯特报系推出了系列重磅社论，标题诸如《总统的善意与经济的现实》、《高税收：扼杀就业的隐形杀手》、《谁为我们的经济安全负责？》。社论的语气不再像最初那样激烈抨击，而是显得“忧国忧民”，充满了“建设性”的担忧。
社论的核心论点极其刁钻和具有煽动性：
“我们完全赞同罗斯福总统追求社会公平的崇高目标，富人也确实应当承担更多责任。但是，实现公平的手段至关重要！目前这种近乎没收性的高税率，是杀鸡取卵的短视行为！”
“从纯粹的经济学角度看，高税率将严重削弱企业的投资能力和创新活力。企业没有利润，如何扩大再生产？如何研发新技术？如何给工人涨工资？最终结果不是公平，而是整个经济蛋糕的萎缩！到时候，政府不仅收不到预期的税款，反而会因为企业倒闭、工人失业而需要支付更多的救济金！这将是一个恶性循环！”
“更可怕的是，总统先生，您想过没有？您用高税收重重地打击了美国本土的企业，让他们在国际竞争中变得虚弱不堪。而与此同时，您对外国资本进入美国市场却没有设置足够的壁垒！结果会怎样？强大的外国资本（暗指英国、甚至战后可能卷土重来的德国资本）将趁机涌入，以低廉的价格收购我们奄奄一息的民族企业，垄断市场，操纵价格！到那时，美国的经济命脉将掌握在外国人手中，美国的工人将不得不为外国老板打工！请问总统先生，您的法律能管得到这些外国资本吗？您为了打击国内的富人，却可能把整个国家的经济安全拱手让人，这难道是真正的爱国吗？”
赫斯特的这一击，极其狠辣。他巧妙地将“高税收”与“经济安全”、“民族产业存亡”和“工人就业”捆绑在一起，成功地将罗斯福描绘成一个“好心办坏事”、甚至可能“引狼入室”的危险改革者。
赫斯特的社论立刻在工商业界和国会引起了巨大共鸣。全国制造商协会、各地商会纷纷引用赫斯特的论点，向国会施加压力。许多原本中立的议员也开始动摇，他们认为赫斯特指出的风险是真实存在的。国会山上，反对新税收法案的声音空前高涨，法案的通过前景变得岌岌可危。
面对赫斯特发起的、看似站在“保护民族经济”道德制高点上的新攻势，罗斯福并未慌乱。他深知，这是对手的殊死一搏。一周后，他再次坐在了壁炉旁，进行了针对性的炉边谈话，主题定为《税收、经济安全与国家的未来》。
罗斯福的声音依然沉稳，但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
“我的朋友们，最近我听到一些新的说法。有些人说，向富人多征税会损害我们的企业，会让外国资本占便宜。这种说法听起来好像是在为我们的经济着想，但我想请大家仔细想一想，这背后的逻辑真的站得住脚吗？”
他首先驳斥了“高税收削弱企业”的论调：“一个健康、有活力的经济，不是建立在极少数人积累巨额财富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广大民众的购买力和经济安全感之上。如果财富过度集中，大多数人民贫困潦倒，那么生产出来的商品卖给谁？企业又如何能发展？通过公平的税收进行财富再分配，正是为了扩大内需，为所有企业——包括大企业和小企业——创造一个更广阔、更稳定的市场！这才是对企业最大的支持！”
接着，他猛烈抨击了“外国资本威胁论”，将其上升至国家经济主权的高度：
“至于有人说，我们会因为征税而把经济拱手让给外国资本，这更是无稽之谈！这种论调，要么是出于无知，要么是别有用心！我向你们保证，只要我富兰克林·罗斯福还是美国总统，就绝不会允许任何外国资本操纵我们的国民经济命脉！”
他的语气变得铿锵有力：“恰恰相反，我的朋友们，正是通过合理的税收，政府才能拥有强大的财力来维护我们的经济主权！我们可以用这些钱来加强反垄断执法，防止任何资本——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形成危害公众利益的垄断！我们可以用这些钱来投资基础设施、教育和科研，提升我们本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我们可以用这些钱来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让我们的工人没有后顾之忧，成为世界上最有效率、最有创造力的劳动力！”
最后，他回到核心主题，将赫斯特的论点彻底扭转：“所以，我的朋友们，这项税收法案，非但不会损害我们的经济安全，反而是保障我们经济安全的基石！它确保财富的增长能够惠及全体人民，它确保政府有力量扞卫国家的经济利益。那些反对合理征税的人，他们所扞卫的，不是美国的经济安全，而是极少数人的特权！我们绝不能上当！”
罗斯福的这次炉边谈话，再次成功地将辩论的焦点从“经济效率”拉回到了“社会公平”和“国家利益”的更高层面，并给反对派扣上了“不惜损害国家经济主权来维护私利”的帽子。
舆论的天平再次开始向罗斯福倾斜。赫斯特虽然精准地命中了经济焦虑，但罗斯福凭借其更高的政治格局和强大的沟通能力，再次稳住了阵脚。这场围绕新税收法的舆论大战，进入了白热化的僵持阶段，胜负的关键，最终将取决于国会中那些摇摆不定的议员们的抉择。美国的经济政策走向，乃至政治格局，都在这场激烈的辩论中悬而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