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一棵很大的树下。这棵树的树冠好大，足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枝叶密密麻麻，使树下形成一片阴霾。我站在树下抬头朝上看，枝叶间似有鸟儿在跳动，但我看不真切。那都是些什么鸟？大大的树冠突然干脆变成了一大团乌云，一团很汹涌的乌云。我仰头奇怪地看着那团乌云，像是想知道，它何以会如此地汹涌？莫非云中有什么古怪在搅动？我一下便已飞到了这团乌云的上空，仿佛有谁在指导着我，告诉我跳在乌云的上空，才能看得更加真切。但是，我依然什么也看不见，一派混沌的景象……
读高中显然比读初中忙了许多。也不知道是因为我想得多了，不再像读初中时那么单纯；还是因为这个唯一的高一班生源来自于小镇方圆数十里地，性格、秉性上存在着较大差异。让环境变得有些复杂。
高中的教室在小镇中学的第二排。不再是中学教室的第一排，那边没有像初中教室外那样，有许多的黑板报需要写。所以，上了高中之后，编写黑板报的任务，我算是解脱了。
高中时的语文教师，不再是初中的那个语文教师。他的教学方式也与前者迥异。他新从外地调来，是因为他娶了小镇东街暗弄堂中的吴家长女为妻。他调来小镇中学，应该算作是解决了夫妻的两地分居问题吧！
那个时候社会还没有后来的那份开放度。找一份工作似乎一辈子都将从事这份工作了，断没有可以随便换工作的余地。工作的单位也有企、事业之分。企业单位的职工是很难调入事业单位的，除非这人有足够的后台。便是在企业单位之间，也有全民和集体的区别。集体的断不能调入全民的。说是编制不同。
那时，走后门，找关系的，大多是为了解决工作问题或者是为了解决工作的调动问题。从甲地调到乙地，而且，必须是同性质的单位之间调动。如果是不同性质的单位之间调动，那就更得大费周章了。也不知道得走通多少关节，赔上多少笑脸。
请求调动的人，谁也不愿自贬身价，往差一级的单位调。因为，这是会影响人的一辈子的。包括工资待遇，福利待遇，甚至是死后的殡葬待遇，都有着明显的差别，这些都是明眼人扳着手指自己能计算得出来的。至于那些无形的，诸如社会地位，像旁人眼中的形象和尊重程度等等，更是无法用物质来衡量了。社会对个人的算计是精确的。
多年之后，姐出嫁了。嫁给了母亲故乡小镇的那户老亲的小儿子。为姐的调动事，双方的家庭几乎都用尽了各自的社会关系。而且姐的调动是从集体性质的企业调往全民性质的企业。常常是说“行了”、“行了”，后来又不行了，一拖再拖。这通关系中的种种款曲，是事后很难用笔墨来描述的。我那时已在县城的机关工作。托人给相关部门的头头打了个招呼之后，我又再三登门向相关的头头赔尽了笑脸，姐的调动事，才算最后达成。
高中语文老师在调动中，肯定也费尽了心机。勘破了社会各个层面的种种神秘，人也变得圆滑了。他的圆滑，最终体现在了他的教学上。如果说，初中语文老师的教学，带有诗人的那种多愁善感的气质，感性思维多于理性思维的话；高中语文老师的教学，却带着明显的圆滑和变通，理性思维远远多于感性思维。这为我的语文学习和文字的表达，完成了质的飞跃。
那时，我已接触了四大名着，对《红楼梦》中贾政告诫贾宝玉的那句话：“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印象特别深刻。对小镇上那些年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不再以幼年时，看热闹的心态，在嘻嘻哈哈的热闹中，等待幕起幕落。而是以一份探究之心，想读懂事情后面隐藏着的文章。这一份探究之心的出现，对于我来说，是欣喜的，却也是痛苦的。
说欣喜，是因为我感觉自己已能像大人一样的多角度，全方位地较全面地考虑问题了。看事情不再光看事情的表面。按哲学上的表述，叫做“透过现象看本质。”虽然，我还不能完全看得清事情的全部本质，但在思维上，已经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进步。说痛苦，是因为我的这一份探究之心。让我看到了人性的卑劣，人性的丑陋。这在那时的我的眼中，是不愿接受，最后又不得不接受的。这种被动的接受，是很让人痛苦的。
在这场痛苦的磨砺下，我也变得复杂了。猜疑和戒备之心油然而生。正是这一种的猜疑和戒备，使我终不能在人情上做到练达处世。这似乎形成了我性格上的一个明显的缺点。这个缺点，我自己是无法自觉的。
语文老师的上课，也一改初中老师的那种按部就班的教学法。他似乎从来不用授课课本。而是信马由缰地自由发挥。这在那时的我的眼中，实在是一种够别出心裁的授课方法了。需要我们在听课时，在思维上要跟得上老师的跳跃式思维。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听课者必须聚精会神地将注意力投放在老师的身上，因为他的肢体语言，会加深他所讲的某一句重要话的含义。如果听课者不能完全理解他前面所授课的那些涵义，在思维上是很难跟上老师的思维节拍的。这让这个班的许多乡下初中班来的学生，在思想上产生了对语文课的误解。因此，这个班的语文成绩出现了两极分化。虽然大部分的学生并不能适应这样的授课方式。但是老师似乎并不在意这种不适应。他依然我行我素。
听老师上课其实还是挺精彩的。他那一口带着方言的普通话，有时候让人感觉很拗口，但他夸张的面部表情和手势，又常常让人感觉很是滑稽，能让我体会到语言的感染力。但是，这种感染力与初中语文老师带给我的那份感染力是迥然不同的。它常常带有一种幽默的成分。在幽默中又带有些哲学的味道。这是一种深奥和通俗的巧妙结合，这确实不是一个听惯了老师正儿八经上课的中学生所能够体会得到的。
最令人发噱的便是听他的古文课了。上古文课，他从来不讲古文中的副词或介词的作用。也不对古文的主要字词作必要的解释。他总是将一篇古文当作一个故事来讲。用说书人的那种夸张的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诠释古文的要义。上那篇《曹刿论战》的古文时，他根本不会向我们解释“食肉者鄙”中的“鄙”字在文中作何解。而是将古文绘声绘色地当作故事来演绎。
古文的大概内容我们是明白了。也大致了解了古文所阐述的道理。但是，撇开这篇古文，我们仍然无法把握文章中一些字、词在古文中的运用，以及通解。绘声绘色地讲述这个故事时，平心而论，老师确实是煞费苦心的的。在讲到“一而再，再而竭”时，他在黑板前，踮起脚尖，伸长脖子，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像夹香烟一般地夹着那半截白色粉笔，左手遮在眉骨上，摆出一个孙悟空朝远处眺望的造型。仿佛他就是这方的主帅，正在观察敌方“竭”时呈现的颓势。然后随时准备发起攻击一样。
在上《将相和》这篇古文时，他先是学廉颇的那份趾高气昂，待理不理的骄傲劲儿；又学蔺相如的谦恭模样，忍之又忍，委曲求全。最后，他大概想摆一个负荆请罪的造型。左右一看，没有荆可背负，他的衬衣上三个扣子已解开，情急之下，他一抬头，发现了门后的那把竹扫帚。他站起身子，打算将竹扫帚当作荆条背在背上。想想又不妥，赶紧刹住了脚步。我们正瞪大了眼睛，看他下一步会做什么样的表演。大概是我们都瞪大了眼睛，脸部表情都有些夸张，实实在在地惊动了他。他突然从亢奋状态中清醒了过来，赶紧站直了身子，朝我们歉然一笑，又悄悄扣上了衬衫下面的两个扣子。待我们的面部表情松弛下来后，他才将右手扣在讲台上，中指轻轻扣响讲台，做了一个答谢人家帮他倒茶的动作，代替了袒露背脊负荆请罪现场展示。
听老师上古文课，常常让我想起幼年时，听父亲讲《三国演义》，同样的绘声绘色，同样的眉飞色舞，同样的让人全神贯注，同样的让人不能忘怀。大概我对语文的偏爱，便起源于这种耳濡目染。
其实，那时小镇中学的理科师资还是很有实力的。授课老师都是正宗的科班出身。譬如，教我们高中数学的老师，他能将深奥的数学题，用最通俗易懂的方法解答。每一道数学题都会有多种解答方法，就好像要到达一个目的地，必定有许多路可以走一样。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他总能以最简捷的路径，让他的学生们豁然开朗；高中的物理，已不再上农机课，这多少也给了我们物理的感觉。但毕竟初中的基础没打扎实，我们只能从最基础的学起；高中的化学，虽然老师的理论功底扎实，但仍与实验室绝缘，无法让我们窥见分子的化合后产生的物质质变。使这门课始终与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尽管我对数字的兴趣远不及我对文字的兴趣。但这几门功课的成绩我始终保持着不俗的成绩。
小镇中学高中部的数学老师，几年后调去了县城的中学。又是几年后，他调入了县城的省重点中学任数学老师。后来担任这所中学的数学教研组长，口碑一直很好。退休后，慕名请他辅导的高中生很多。我女儿高中时期的数学成绩一直不太理想。后来我设法找到了他，请他帮助辅导一段时间。他答应了，却坚持不肯收费，弄得我很是难为情。在他的点拨下，我女儿的数学功底得到了充实。后来终于考上了比预期好一些的大学。这让她就读的那所中学的老师大感意外。
那时候的高中，没有后来的那种文理分科。尽管我对文科的爱好远远超过理科。在我看来学文科更贴近社会，能从社会的变迁中领略到数字无法表达的人性的喜、怒、哀、乐。它远比枯燥的数字和一成不变的公式，更引人入胜和更能令人期待着瞬息万变。这瞬息万变是无迹可寻的，但能从历史的沿革中，捉摸它的脉络。当人们对瞬息万变的结果目瞪口呆时，精通历史、勘破现实的人却露出一切了然于胸的微笑，这是一桩多么令人惬意的事！
那时“批*批*”运动正方兴未艾。小镇中学，这个文人聚集的地方，当然也概莫能外。我虽然已读高中，但对孔夫子的那一套纲常伦理却是了解甚少，更不知道怎么“克已”，去复的是什么礼？我只是感到奇怪，不是最亲密的战友吗？为什么要你死我活？但是，能传到小镇的一切信息，都无一不在证明着人心的叵测。这叵测的人心更让我感觉到了人性的险恶。
但是，尽管人性如此地卑劣，但人们似乎仍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人与人之间的那一份真诚的情谊；那么，这份真诚的情谊是否确实存在吗？是因为人性的险恶，促使了人们的追求？还是因为人们对这份美好的向往，才映衬出了那份叵测的险恶？或者是，这份美好是确实能出现的，它和叵测或险恶一样，只是人性中的一部分。但当利益发生冲突或者外来的什么因素发生变化时，人的内心会发生扭曲，原本美好的人性变得丑陋，变得为人所不齿。人既然能为之不齿，恰恰证明了人性中美好的向往尚未泯灭。可是，这种不齿似乎并不能阻止丑陋的发生。有时甚至更让丑陋变本加厉。这真让人匪夷所思。我于是总在这么颠来倒去地想着，让我对现实的一切越发地茫然。
大概是，语文老师自己也感觉他的那一种信手涂鸦，天马行空般的教学方法，并不适合他眼下所教的这个班。这个班的学生对语文的领悟太参差不齐了。他试图用他认为最有效的方法来扭转这个局面。那一次的作文练习，让他看到了问题的结症所在。他决定从作文练习入手。他从全班交上去的作文簿中，挑出了四篇他认为文章的立意和表现手法都算是比较好的作文，费尽心思，自己亲自动手，将四篇作文整合成了一篇文章。然后，特意找来了一块大黑板，将他改好的文章以黑板报的形式，抄写在大黑板上。将黑板支架放在教室前的走廊上。使每个进教室的学生都能看见。让所有学生明白作文是怎么写的，也让被挑用作文的四个学生明白，作文是怎么改的。
大黑板上的那篇整合的文章，洒洒洋洋地铺满了一黑板。署名由四个人名字中各取一字而成，除我之外，其它三位同学名字中的“鸣”字、“灿”字和“翱”。组成了笔名：“军鸣灿翱”。老师颇为自得的这个创意，我却很不以为然。我仔细拜读了他改后的那篇文章，毫无疑问，毕竟是四篇作文整合而成的，篇幅自是今非昔比。可以说是浩浩荡荡。但是，整篇文章作为一个整体的那种行云流水的气韵却没有了。
在我看来，一篇文章的起句，决定了文章的气势，所谓文气之起势也。如果文章没有了气韵，等于没有了文气；也就等于没有了灵魂。虽词藻华丽如堆金砌玉，也只是行尸走肉，如何展示得出它的灵气？倒不是说我文章写得好。我认为，真要将四篇作文写成一篇，四篇作文的起句都不能用，要另写一句高屋建瓴式的起句。如此，四篇作文的大部分句子也都不能再用，要根据起句的气势另行考虑文字。整合绝不能是简单的叠加，而应是彻底的重写。但是，老师给取的这个“军鸣灿翱”笔名，却成了我们的宿命，成了日后我们必然有所联系的谶语。
高中毕业之后，同班的同学都已云散。回家务农的务农，参加工作的参加工作，大家各奔东西后，一般情况下，是不太可能再见面了。但是我们四个人虽然命运各异，但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让我们必然有所联系。
那个名字中带有“鸣”字的同学，高中毕业后，学了一段时间木工，后来去了邻镇的乡下插队落户。恢复高考后，他考取了中专，中专毕业后，他回到小镇中学执教。几年后，我已在县城的机关工作。他娶了县城中学的一个体育老师为妻。为解决夫妻分居问题，他来找我帮忙。我那时刚刚走上领导岗位，同学来求，当然义不容辞。我找来区委党校的校长，询问区党校需不需要这样的师资？校长见我开口，不好意思当场推却。问清了所在中学及姓名后，没几天，他便特意来找我，怪我怎么没将人了解清楚，就向他推荐？校长是我的老乡，同是小镇北边的梅花洲人，自然讲话不用客套。原来，我向他推荐后，他即派人去小镇中学了解。看来，我的这位同学在小镇中学、他的母校口碑并不太好。党校又是一个要求比较严格的地方。这事最终在我的再三道歉下不了了之。后来，县城的一所高级中学新开，需要师资，学校的校长又是我的学长，也就是小镇中学的第一届高中生。我又为同学的调来县城事去找他。通过多番努力，这个名字中带有“鸣”字的同学，最后终于调来了县城。
那个名字中带有“翱”字的同学，高中毕业后，也学了一段时间的木工，后来直接分配进了县城的大厂工作。后来，又去了县城纺织公司下属的原料公司，从事原料采购。那个年代县城有多家毛纺织厂，他的这项工作实在是个肥缺。多年之后，我已在乡镇任职，我所任职的乡镇那时有多家羊毛衫厂。那天，一家羊毛衫厂的厂长来找我。说厂里断了原料，银行贷款一时下不来，问我能不能帮助与原料公司联系一下，先赊一些毛纱来？“赊一些毛纱来？原料公司我又不熟。”我摇了摇头，觉得底下的厂长贸然来找我提这样的要求，实在太莫名其妙。厂长却神秘地笑道：
“只要书记您出个面，打个电话就可以了。肯定能将毛纱赊来！”
我犹豫了片刻，想想工厂断了原料，就得停工，工人怎么办？终于拨通了厂长给我的电话号码。电话那边传来一个似曾相识的声音，竟是我那个名字中带有“翱”字的同学。原来，厂长事先已经跟他联系过，他表态说，只要我出面打个电话去，毛纱肯定赊给他。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已决定辞职了。不过，他说：
“我在辞职前会帮你把这件事弄好的！”
我很感到意外，问他：“辞职后，打算怎么办呢？”
他说，先看一段时间再说吧。我说：
“要么，你来我这儿吧！我开家公司交给你去运作。”
我知道他在商场上经营多年，尤其对纺织原料这一块十分熟悉。我所在的镇又是一个生产羊毛衫的大镇，他自可以大展身手。他却一叠声地说“不”，说：
“我怎么可能到乡镇来！”
话讲到这个份上，我自然不便再邀。在我看来，做生意关键在于有一个施展拳脚的舞台。这个舞台在城市还是在乡镇并没有多大关系。看来，他并不苟同我的看法。也许在他看来，从一个全民大公司出来，直接到乡镇去做生意，是一种落魄，会让他很失面子。
那个名字中带有“灿”字的同学，高中毕业后回家务了农。几年之后，作为工农兵大学生，被推荐到了省城的丝绸工学院读书。毕业后在县城的丝织厂工作，先是做技术员，后来做了副厂长。在县城结了婚，也算是春风得意了。但是好景不长，先是听说他参与赌博。因此，还被撤销了副厂长的职务。后来，又听说他离婚了，也辞了工作，在县城北边的一个小镇做丝绸生意。
那个小镇跟邻省的一个镇相连，有很大的丝绸市场。想想也应该是做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了吧！那天，我正在办公室审阅一个大型活动的方案。乡镇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我已回县城机关工作，又经过几次调任。后来，担任了文化部门的领导职务。
他突然走进了我的办公室。他倒是没多大变化，依旧是读高中时的那么黑。但是，许多年后再见面，他的黑中已明显呈现了一种不健康的土灰色。我正诧异间，他已不客气地在我的办公桌前面的椅子上坐下。开口便问我借几百元钱。我也没有顾得上问他近况如何。看他一副落魄的样子，我估计也好不到哪里去。我赶紧从西便服的内口袋中掏出皮夹，将皮夹中的那叠现金交给了他。也没数。虽然平时用不着我花钱，皮夹里我总会放一些钱以备不时之需。他也没数，接过钱，便塞进了自己的口袋。随即站起身，说了句：
“过几天还给你！”
便快步离去。我一愣，他已出了门。待我追出门，俯在走廊扶栏上朝下看时，他已跑出院子。我不知道他那么急匆匆地干什么？他借了钱去赌博吗？还是去还赌债？如果真是去还赌债的话，这点钱恐怕还不够他还。但是，回想他来借钱时的神态，似乎是吸毒了。不然，脸色怎么会是这种土灰色呢？此后，便再也没有了他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