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邦在常委会上动用权威强行安排了自己人担任财政局长，这记重拳不仅打掉了我们趁势推进战略的企图，更重新巩固了他摇摇欲坠的权威。他用自己的行动向所有常委宣告：在青州，最终拍板的人，依然是他李振邦。
接下来的日子，我深切体会到了什么叫“规则的牢笼”。
新任财政局长上任后，对“联动发展战略”的资金申请，态度比李爱国时期更加“规范”和“谨慎”。他以“需要进一步论证”、“风险管控”、“避免形成新的政府债务”等无可挑剔的理由，将资金拨付的流程无限期拉长。所有程序都符合规定，让你挑不出任何毛病，但战略推进的实质工作，就是动弹不得。
这不仅仅是财政局。其他各部门也敏锐地嗅到了风向的变化。
我批示要求加快进度的几个民生项目，在相关部门那里都变成了“需要集体研究”、“等待上级批复”。之前主动靠拢的环保局长张为民，被李振邦以“加强理论学习”为由，派去省委党校参加一个为期两个月的培训班。审计局长周海，则被安排牵头一项跨度长达半年的全市“历史遗留问题”专项审计，精力被完全牵扯。
李振邦没有动用任何非法手段，他只是在合法合规的框架内，充分利用了作为市委书记的组织调动权、工作部署权，就成功地把我初步搭建起来的支持网络拆解得七零八落，将我的手脚牢牢束缚住。
他甚至开始“关心”我的工作。在一次书记办公会上，他明确提出：“林别同志作为常务副市长，任务繁重，既要牵头临港新城的前期筹备，又要负责政府的日常运转，太辛苦了。我看，发改委、国土资源局这几个重要的经济部门，还是由耀民同志直接分管吧，这样更有利于统筹协调。”
孙耀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在李振邦的目光下，最终还是点了点头：“好的，书记，我来直接抓。”
我心中冷笑，这是连我分管的实质性权力也要收走了。我没有任何理由反对，因为从工作分工上讲，这完全合理。
“我服从组织安排。”我平静地表态。这个时候，任何情绪化的反应都只会授人以柄。
走出会议室，孙耀民有些愧疚地看着我：“林市长，这……”
“孙市长，不必多说，我理解。”我打断他。在巨大的压力下，孙耀民选择自保，是官场的常态。
我仿佛被孤立在了一座孤岛上。表面上看，我依然是位高权重的常务副市长，但实际上，我的政令几乎出不了市政府办公室。李振邦用一套组合拳，给我编织了一个密不透风的规则牢笼。
晚上，我独自在办公室，看着墙上青州市地图，目光最终落在了 “临港新城区” 那片用虚线勾勒出的区域上。这是目前唯一还明确由我牵头负责的领域，也是李振邦原本想用来困住我的“陷阱”。
或许，这个“陷阱”，也能成为我破局的 “特区”？
一个大胆的想法在我脑中逐渐清晰。既然在现有的权力格局和规则下我寸步难行，那么，我能不能在“临港新城区”这块白纸上，建立一套新的规则？一套更高效、更透明、更符合市场规律的规则？
比如，绕过市财政，直接争取省级专项资金和国家政策性银行贷款？
比如，在土地出让、项目审批上，实行真正的“一站式服务”和“标准地”出让，最大限度减少人为干预和卡要？
比如，成立一个由专业人才组成的、相对独立的新城管委会，直接对指挥部负责？
这很难，需要打破许多惯例，会触动无数人的利益，也会招致李振邦更疯狂的打压。但这是目前唯一可能打破僵局的路。
我拿起笔，开始在稿纸上勾勒“临港新城区体制机制创新方案”的框架。我要把李振强用来困住我的牢笼，变成我推行改革、积累力量的试验田！
就在我凝神思考时，方韵敲门进来，脸色有些凝重：“林市长，刚接到市委办通知，明天上午召开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传达省委重要精神，并部署下一阶段维稳安保工作。通知特别强调，所有常委、副市长必须全员在位，无特殊情况不得请假。”
我眉头一皱。在这个敏感时期，突然强调维稳和全员在岗？李振邦又想做什么？一种不好的预感浮上心头。他难道还想用更极端的手段来限制我的行动？
看来，我的破局之路，注定不会平坦。李振邦的反击，一环扣着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