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的春节刚过，张家口的街头还残留着鞭炮的碎屑，空气中却已悄然透出一丝春寒料峭的气息。融化的雪水沿着屋檐滴落，在墙角积成小小的水洼，倒映着灰蒙蒙的天空，就像张家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干警们此刻的心情，沉重而迷茫。建筑宾馆的血案尚未告破，唐山开滦矿务局招待所的凶案又接踵而至，两起案件如同一对孪生的噩梦，压得所有人喘不过气。
市局会议室的白板上，用红笔清晰地标注着两起案件的关键信息：1995年12月16日，张家口桥东建筑宾馆，死者魏有良，江西景德镇瓷器厂经理，被斧头砍杀，财物被劫；1996年12月18日，唐山开滦矿务局招待所，死者胡啸远，河北唐山煤矿工程师，同样死于斧下，随身的手表和两千余元现金失踪。白板中央，“袁章平”三个字被圈了红圈，旁边打了个大大的问号。这个身份证的主人吴章品已被排除嫌疑，但凶手为何要反复使用这张假证？他与吴章品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
“从唐山警方传来的现场勘查报告来看，凶手的作案手法和张家口案完全一致。”刑侦科科长赵建军用激光笔指着白板上的照片，语气凝重，“同样是持‘袁章平’身份证入住，同样选择单人房拼住，趁受害者熟睡后用斧头袭击头部，作案后清洗凶器，带走财物。甚至连斧头的型号都高度相似，都是市面上常见的重型板斧，刃口宽度约15厘米。”
李景山坐在会议桌的角落，面前摊着厚厚的卷宗，指尖在两起案件的现场照片上轻轻划过。魏有良血肉模糊的头部、胡啸远床头柜上残留的血迹、两起现场都出现的那把被清洗干净的板斧……这些画面在他脑海中反复重叠，让他感到一阵眩晕。他刚从邯郸返回张家口，连日的奔波让他眼底布满血丝，但此刻他的眼神却异常锐利。
“赵科长，我有个疑问。”李景山突然开口，打破了会议室的寂静，“凶手在张家口作案后，为什么不立刻潜逃，反而要冒着巨大的风险，两天后就去唐山再次作案？而且两次都用同一张假身份证，这不符合常理，一般的亡命之徒作案后都会尽快更换身份，避免暴露。”
这个问题让所有人都陷入了沉思。局长王建国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眉头紧锁：“有两种可能，一是凶手极度自信，甚至可以说是嚣张，他在挑衅我们公安机关；二是他有必须留在这一区域的理由，或者说，他的下一个目标就在附近。”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位干警，“不管是哪种可能，都说明这个凶手不简单，我们必须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为了整合线索，河北省公安厅特意调派了刑侦专家前来指导工作，并成立了“12·16连环杀人案”专案组，由王建国担任组长，赵建军和李景山担任副组长，负责统筹张家口和唐山两地的侦查力量。专案组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两起案件的受害者社会关系进行全面排查。
魏有良的妻子带着儿子从江西赶来张家口辨认尸体，这位中年妇女在停尸间看到丈夫的遗体时，当场晕了过去。醒来后，她泣不成声地告诉干警：“老魏这辈子不容易，为了给儿子攒钱买房，常年在外跑业务，每天都要给我打个电话报平安。12月15号那天晚上，他还跟我说谈成了一笔大生意，等回来就带我们娘俩去北京旅游，没想到……”她的声音哽咽着，说不下去，手里紧紧攥着魏有良生前最喜欢的一条领带，领带上还留着淡淡的烟草味。
干警们耐心地安抚着家属的情绪，同时详细询问魏有良的生意往来和人际关系。据魏有良的妻子回忆，魏有良为人忠厚老实，做生意从来都是诚信为本，没跟人结过怨。这次去张家口，是和当地的一家建材公司谈瓷器供货合同，合作得很顺利，没发生任何不愉快。至于“袁章平”这个名字，她表示从来没听丈夫提起过。
另一边，胡啸远的家属也向干警们提供了重要信息。胡啸远是唐山开滦矿务局的资深工程师，这次去张家口是为了考察煤矿机械设备，案发前一天刚从张家口返回唐山。他的儿子胡晓峰说：“我爸12月17号晚上给我打电话，说在张家口遇到一个奇怪的人，穿着黄色条纹夹克，总打听煤矿的工资待遇，还问他带了多少现金。我爸觉得那人不对劲，就没敢多说，没想到第二天就……”胡晓峰的声音里充满了悔恨，“早知道我就劝他别住招待所了，找个好点的酒店住单间。”
“黄色条纹夹克！”李景山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魏有良案的凶手也穿着这件衣服！这说明凶手在作案前会提前观察受害者，甚至主动搭讪，打探对方的经济状况，然后选择合适的时机下手。”他立刻让人将这一信息补充到白板上，“而且他对煤矿和瓷器行业似乎有所了解，知道这两个行业的从业者通常随身携带较多现金，这可能不是随机作案，而是有针对性的选择目标！”
线索似乎有了新的突破，但专案组的干警们并没有感到轻松。张家口和唐山两地的煤矿、瓷器相关企业不下百家，从业者更是数以万计，要从中排查出凶手的踪迹，无疑是大海捞针。更让人忧心的是，凶手就像一个潜伏在暗处的猎手，谁也不知道他的下一个目标会是谁。
3月的一天，张家口市下花园区的一家煤矿招待所传来了噩耗，一名来自山西的煤矿老板刘富贵被人发现死在房间里，头部遭到重创，随身携带的五万元现金和一块劳力士手表不翼而飞。接到报案后，李景山立刻带着侦查小组赶往现场，心里已经有了不祥的预感。
案发现场和前两起如出一辙：受害者倒在单人床上，头部血肉模糊，床底藏着一把被清洗干净的板斧；招待所的登记记录显示，案发前一天，一名持有“袁章平”身份证的男子与刘富贵同住一个房间，案发后该男子失踪。唯一不同的是，这次凶手在床头柜上留下了一个模糊的脚印，似乎是作案后匆忙离开时不小心踩上去的。
技术科的干警立刻对脚印进行了提取和分析。“这个脚印是42码的胶鞋留下的，鞋底有明显的磨损痕迹，应该是市面上常见的解放牌胶鞋。”技术科科长周明拿着脚印模型，对李景山说，“而且从脚印的深浅和受力情况来看，凶手的身高应该在1.75米左右，体重约70公斤，男性，年龄在30到40岁之间。”
这是案发以来，凶手第一次留下如此有价值的线索。李景山兴奋不已，立刻下令：“以案发地为中心，对周边的鞋店、五金店进行全面排查，重点寻找近期购买过42码解放牌胶鞋和重型板斧的人员；同时，扩大对流动人口的排查范围，特别是符合身高体重特征、有邯郸或张家口周边口音的男性。”
排查工作迅速展开。下花园区的各个鞋店和五金店都留下了干警们的身影，他们拿着脚印模型和斧头照片，逐一询问店主和店员。然而，解放牌胶鞋是当时最常见的鞋子，几乎每个成年男性都有一双，重型板斧也是五金店的畅销品，用于砍柴、装修等多种用途，要从中排查出凶手，难度依然很大。
就在排查工作陷入僵局时，一家五金店的老板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大约一周前，有个男的来买过一把板斧，跟你们照片上的一模一样。他穿着黄色条纹夹克，说话带点邯郸口音，买斧头的时候还特意问我，‘这斧头最沉的能砍断啥？’我当时觉得他有点奇怪，就多留意了一下，他付完钱就往火车站方向走了。”
“火车站方向！”李景山立刻带人赶往张家口火车站。通过调查，确实有一个穿着黄色条纹夹克的男子，背着一个黑色提包，在案发前一天下午出现在火车站的售票窗口，购买了前往下花园的火车票。案发后第二天清晨，该男子又出现在火车站，购买了前往石家庄的火车票。
“凶手在不断转移地点，而且每次作案后都会乘坐火车前往下一个城市。”李景山看着监控录像，分析道，“他选择的作案地点都是火车站周边的招待所，方便作案后迅速潜逃。我们必须立刻联系石家庄警方，请求他们协助排查，防止凶手再次作案。”
然而，就在石家庄警方展开排查的同时，4月5日，保定市一家招待所又发生了一起杀人抢劫案。死者是一名做服装生意的老板，被斧头砍杀，财物被劫，案发前同样有一名持有“袁章平”身份证的男子与他同住。这一次，凶手更加谨慎，没有留下任何线索，甚至连登记时的字迹都与之前有所不同。
凶手的嚣张气焰让干警们愤怒不已。短短四个月时间，四起连环杀人案，四名受害者，凶手如入无人之境，在河北各地流窜作案，这在河北省的刑侦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一时间，全省上下人心惶惶，尤其是经常出差的商务人士，更是谈“斧”色变，不敢再住招待所的双人间。
专案组再次召开紧急会议。王建国的脸色铁青，声音里带着压抑的怒火：“凶手已经把我们的警告当成了耳旁风，他在挑战我们的底线！从现在开始，全省范围内的火车站、汽车站、招待所都要加强安保力量，对入住的旅客进行严格登记和身份核实；同时，我们要改变侦查策略，不能再被动地跟在凶手后面，要主动出击，预判他的下一个作案目标。”
赵建军拿出一张河北省地图，在上面标记出四起案发地：张家口、唐山、下花园、保定。“你们看，这四个地方都位于京广铁路沿线，凶手沿着铁路线流窜作案，每次选择的都是经济相对发达、外来人口较多的城市。”他用手指沿着铁路线滑动，“下一个可能的目标，很可能是石家庄或者邢台。”
根据这个判断，专案组立刻向石家庄和邢台警方发出预警，要求两地加强对招待所和旅馆的排查力度。李景山则带领侦查小组前往石家庄，与当地警方联手开展工作。他们对石家庄市区所有的招待所进行了逐一排查，重点关注持有外地身份证、穿着黄色条纹夹克的男性旅客，同时在火车站和汽车站安排了便衣干警，进行24小时不间断巡逻。
日子一天天过去，干警们的神经始终紧绷着。李景山和侦查小组的成员们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每天都在招待所和火车站之间奔波，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嗓子也因为长时间询问而变得沙哑。有一次，他们在一家招待所发现了一个穿着黄色条纹夹克的男子，体型和口音都与凶手极为相似，李景山立刻带人将其包围。经过核实，该男子只是一名来石家庄打工的农民工，因为没钱买新衣服，才一直穿着这件旧夹克，虚惊一场。
就在大家快要筋疲力尽的时候，一个意外的线索出现了。5月中旬，邯郸警方在排查一名盗窃嫌疑人时，该嫌疑人主动交代，他在1995年10月曾在邯郸长途汽车站偷过一个黑色提包，里面有一张名为“袁章平”的身份证和几百元现金。他觉得身份证没什么用，就随手扔在了汽车站的垃圾桶里。
“1995年10月！”李景山接到消息后，立刻赶往邯郸。通过对盗窃嫌疑人的审讯，他们了解到，当时被偷的提包主人穿着一件蓝色工装，戴着一顶安全帽，看起来像是一名建筑工人。“建筑工人！”李景山突然想到了什么，“凶手可能是一名建筑工人，对各地的建筑工地和招待所都很熟悉，这也能解释他为什么能轻易地流窜作案，而且对环境如此了解。”
这个发现让侦查工作有了新的方向。专案组立刻对河北省内的建筑工地展开全面排查，重点寻找1995年10月后失踪或离职的建筑工人，特别是符合身高体重特征、有暴力倾向的人员。同时，他们还对“袁章平”的身份证信息进行了再次核实，发现吴章品在1995年10月确实在邯郸的一个建筑工地打工，与盗窃嫌疑人描述的提包主人特征吻合。
“这么说来，凶手很可能是在邯郸长途汽车站捡到了吴章品被偷的身份证，然后就一直用这个身份作案。”赵建军分析道，“他和吴章品之间可能没有直接的关联，只是偶然捡到了身份证。这就意味着，我们之前围绕吴章品展开的排查方向，很可能是错误的。”
线索再次中断，而且之前的侦查工作走了不少弯路，这让干警们的情绪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李景山看着窗外飘落的细雨，心里充满了自责。他想起了魏有良妻子悲痛的眼神，想起了胡啸远儿子悔恨的泪水，想起了那些在寒风中坚守岗位的同事们，心里暗暗发誓，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一定要抓到凶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