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的上海，空气中都弥漫着奥运火炬传递的亢奋气息。黄浦江的晨雾还未散尽，外滩的海关大钟刚刚敲过四点，这座从不缺活力的城市就已被一种难以言喻的热情唤醒。闵行区轨道五号线东川路站附近，作为火炬传递的重要站点之一，更是早早聚集了各色人群，穿着统一服装的火炬手整理着运动服领口，扛着摄像机的记者调试着设备，连带着许多自发前来的群众，都裹着清晨的凉意，在临时搭建的围栏外翘首以盼。
“师傅，您这摄像机镜头擦干净了吗？等会儿火炬过来可就一秒都不能漏啊！”一个年轻的实习记者凑到老摄像身边，搓着手呵着白气问道。老摄像拍了拍设备，目光扫过渐渐亮起来的天空：“放心，比我家镜子都干净。就是这晨露有点重，等会儿得注意别让机器受潮。”人群中不时传来笑声和交谈声，大家都在为即将到来的火炬传递预热，没人能想到，百米之外的绿化带里，正潜藏着一场足以击碎所有喜悦的噩梦。
凌晨4点17分，市公安局110报警台的警铃声突然划破了指挥中心的平静。“喂！110吗？东川路站北边的自行车停车场，绿化带通道里躺着个人，满头是血，好像不行了！”报警人的声音带着明显的颤抖，背景里还能隐约听到远处人群的喧闹，形成了一种诡异的反差。接警员一边快速记录信息，一边追问细节：“请问您的位置具体在哪里？能确认对方还有呼吸吗？有没有看到可疑人员？”“我是这儿的保安班纪委，就在东川路站的岗亭里，刚巡逻到这儿发现的！人躺着不动，血都渗到草里了，我不敢靠近啊！”
此时的闵行分局刑侦支队支队长张喜英，刚洗漱完毕准备赶往火炬传递安保现场。接到指挥中心的通知时，他正系着警服扣子，手指一顿，立刻抓起外套和对讲机。“通知重案队何队长，他住的离东川路近，让他带两个人先去现场勘查，我马上到！”挂了电话，他快步下楼，发动警车时，特意看了一眼仪表盘上的时间4点21分。窗外的天已经蒙蒙亮，街面上偶尔能看到穿着志愿者服装的人匆匆走过，张喜英的心却沉了下去。火炬传递期间发生命案，而且就在传递点附近，这不仅仅是一起刑事案件，更关乎着城市的形象和稳定。
何队长赶到现场时，班纪委正缩在警戒线外，脸色苍白。“何队，您可来了！就在那儿，我没敢动现场，也没让其他人靠近。”何队长点点头，示意技术科的同事先进行现场保护，自己则带着手电筒走进了绿化带。通道两旁的灌木上还挂着晨露，地面因为下了一夜的小雨有些泥泞，一串断断续续的血迹从停车场中部延伸到西侧草坪，像是一条狰狞的红色丝带。
草坪上，一名男子仰面躺着，头朝东脚朝北，满脸的鲜血已经凝固成暗褐色，沾着草叶和泥土。他上身穿着深色夹克和蓝色t恤，下身是深色裤子，脚上的棕色皮鞋沾着泥点，蓝色袜子也被血迹染了一小块。距离尸体不远处，一辆红色的电动自行车倒在地上，行李箱盖敞开着，垫脚的垫子掉在一旁，显然是受到了剧烈碰撞。
何队长蹲下身，用手电筒仔细照了照尸体周围，发现地面散落着少量毛发和几小块疑似凶器残留的木屑，由于雨水的冲刷，大部分痕迹都已经模糊不清。“注意保护现场，尤其是血迹的走向和散落物，拍照固定后小心提取。”他对身后的技术人员说道，目光扫过尸体后侧的裤兜，那里鼓鼓囊囊的，似乎有东西。
几分钟后，技术科的同事小心翼翼地检查了死者的裤兜，掏出了一串钥匙和25元现金。“何队，只有这些，没有身份证、手机之类的身份证明。”何队长皱了皱眉，站起身看向四周。现场位于轨道站北侧的自行车停车场，东侧是轨道五号线的轨道，西侧是居民小区的围墙，南侧就是火炬传递的集结点，此时已经能听到那边传来的扩音器声音。
“周围住户多吗？有没有可能有目击者？”他问跟过来的班纪委。“这附近都是老小区，不过这个点大部分人还没起，而且昨晚下雨，估计没多少人出来。”班纪委的声音依旧发颤，“我凌晨3点半巡过一次，还没发现异常，没想到4点多再来就成这样了。”
张喜英赶到现场时，法医正在对尸体进行初步检验。“张队，死者身高约1米6，衣着完整，主要损伤集中在头部和面部。鼻梁处有一道横向挫裂伤，头顶部和枕部有20多处条形伤口，创口不规则，边缘有钝器打击痕迹。双手肿胀，膝关节处有皮下出血，应该是被袭击时反抗或挣扎造成的。”法医一边说着，一边用镊子夹起一块沾血的毛发，“初步判断凶器是不规则棍棒类物体，死亡时间大概在昨晚11点半左右。”
张喜英走到尸体旁，目光落在死者的面部。虽然满脸是血，但依稀能看出死者年纪不大，面容憨厚。“有没有找到能证明身份的东西？”他问何队长。“暂时没有，裤兜里只有钥匙和25块钱。手机和电动车的电池可能被拿走了，现场没找到。”何队长递过一张照片，“这是电动自行车的照片，绿亮牌，车牌号能看清一部分，正在比对信息。”张喜英点点头，刚要说话，就听到警戒线外传来一阵骚动。
“让我进去！我老公上夜班没回来，我看看是不是他！”一个中年妇女不顾民警的阻拦，奋力往里面挤，脸色焦躁不安。她穿着一件灰色外套，头发有些凌乱，眼睛里布满了红血丝，显然是一夜没睡。何队长见状，上前拦住她：“大姐，现场正在勘查，不能随便进。您老公叫什么名字？在哪上班？什么时候没回来的？”“我老公叫汪龙生，在附近的五金厂上班，昨晚11点20分出门上夜班，按理说凌晨4点就该下班了，电话也打不通，我越想越不对劲，就过来看看……”妇女的声音带着哭腔，目光死死盯着草坪上的尸体。
何队长心里一动，示意民警掀开盖在尸体上的白布。妇女看清尸体的面容后，先是愣了几秒，随后发出一声凄厉的哭喊：“龙生！真的是你啊！”她扑过去想抱住尸体，被何队长拦住了。“大姐，您冷静点，我们需要您配合了解情况。”妇女瘫坐在地上，掏出手机给女儿打电话，声音哽咽：“小芳，你爸……你爸出事了，你快来东川路站……”
半小时后，汪龙生的女儿汪芳赶了过来。这个刚考上大学的姑娘，穿着一身校服，脸上还带着稚气，看到父亲的尸体后，当场就扑了上去，嚎啕大哭。“爸！你怎么了啊！你不是说下班给我带早饭的吗！”哭声撕心裂肺，让在场的民警都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张喜英示意何队长先安抚家属，自己则召集技术人员开会。“火炬传递还有两个小时就要开始了，现场必须尽快清理，同时要做好保密工作，不能引起群众恐慌。技术科加快现场勘查进度，重点提取凶器残留和血迹样本；重案队立刻走访汪龙生的家属、同事和邻居，了解他的社会关系；另外，周边的监控录像全部调取，尤其是小区门口和案发现场附近的。”
汪龙生的妻子胡好英情绪稍微稳定后，坐在警车里接受询问。她告诉侦查员，汪龙生在五金厂当钳工，为人老实本分，平时除了上班就是回家，很少和人发生矛盾。“我们俩结婚快二十年了，他从来没跟人红过脸，更别说结仇了。”胡好英抹着眼泪，“昨晚他出门的时候还说，今天火炬传递，下班早的话就去看看，没想到……”她还提到，汪龙生昨晚骑的是一辆红色绿亮牌电动自行车，车牌号是沪A·xxxx，身上带了一部银灰色三星cdmA翻盖手机，手机卡号她记得很清楚。
侦查员立刻将电动车和手机的信息发给相关部门核查，同时前往汪龙生所在的五金厂了解情况。厂长告诉侦查员，汪龙生是厂里的老员工，工作认真负责，上个月还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他昨晚是夜班，本来应该11点半到岗，但是没按时来，我们的值班人员给他打电话，没人接，还以为他路上出了什么事，没想到……”厂长叹了口气，“夜班的同事说，汪龙生平时和大家关系都不错，没听说他和谁有过节。”
与此同时，技术科传来消息，现场提取的毛发经初步检验，与死者汪龙生的一致，散落的木屑来自普通的杨木，可能是拖把杆或木棍之类的物体。“现场没有发现嫌疑人的脚印和指纹，雨水冲刷得太严重了。”技术科的负责人有些无奈地向张喜英汇报，“不过我们在电动车的车把上提取到了一枚模糊的指纹，正在比对数据库。”
上午6点，火炬传递如期开始。东川路站的传递点热闹非凡，欢呼声和掌声此起彼伏，而百米之外的案发现场，民警们正在紧张地清理现场，将尸体运走。张喜英站在警戒线外，看着远处传递火炬的人群，心里五味杂陈。他知道，这场看似顺利的传递背后，是刑侦队员们紧绷的神经。“何队，汪龙生小区的监控调来了吗？”他问身边的何队长。“来了，我正让人看。昨晚11点22分，汪龙生推着电动车出了小区大门，监控拍得很清楚。”何队长递过一张监控截图，“从小区到案发现场骑电动车只要三分钟，也就是说，他大概11点25分到达案发现场，和法医推断的死亡时间11点半吻合。”
“那监控里有没有可疑人员？”张喜英追问。“暂时没有发现。小区门口的监控只拍到汪龙生一个人出门，案发现场附近的监控因为昨晚下雨，有些模糊，正在逐帧排查。”何队长皱了皱眉，“另外，我们走访了汪龙生的邻居，都说他夫妻俩关系不错，女儿也很优秀，没听说他们家有什么矛盾或者外债。”
就在这时，侦查员带来了一个重要线索。五金厂的三名女工小曹、小李和小王反映，她们昨晚夜班下班，大概0点20分左右经过东川路站的绿化带，看到一辆电动车倒在地上，不远处的绿化带里躺着一个人。“当时我们以为是喝醉了酒的流浪汉，天又黑又下雨，就没在意，赶紧走了。”小曹说，“现在想想，那辆电动车的颜色和汪师傅的好像一样。”根据三名女工的描述，她们从厂里到案发现场需要3-5分钟，也就是说，她们到达案发现场的时间是0点25分左右，这进一步确认了案发时间在0点25分之前，与法医的推断完全吻合。
线索似乎逐渐清晰，但又陷入了僵局。汪龙生社会关系简单，没有仇家，没有外债，现场没有留下有价值的嫌疑人痕迹，监控也没有拍到可疑人员。“难道是随机抢劫杀人？”何队长猜测。张喜英摇了摇头：“如果是抢劫杀人，为什么只拿走了手机和电动车，裤兜里的25块钱还在？而且汪龙生的反抗痕迹很明显，说明凶手和他有过搏斗。”他突然想起了什么，“对了，今年2月6日，本地区是不是发生过一起类似的敲头抢劫案？”
何队长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没错！2月6日深夜，东川路北侧的绿化带通道，一名男子被人用木棍敲头抢劫，抢走了1200元现金和手机。案子破了，主犯史某被抓了，但同案犯汤永钦一直没抓到，还在追逃名单上。”“作案手法很像，都是在绿化带通道，都是用木棍敲头，都是抢劫财物。”张喜英眼睛一亮，“立刻提审史某，了解汤永钦的情况！”
上午9点，看守所里。史某坐在审讯室里，听到汤永钦的名字时，身体微微一颤。“我和他是在网吧认识的，一起做过那起抢劫案之后，就没联系了。”史某低着头，声音有些含糊，“他平时喜欢在砖桥镇中心村一带活动，具体住在哪我不清楚。”在侦查员的反复追问下，史某详细描述了汤永钦的体貌特征：“男，32岁，河南人，身高1米7左右，体型偏瘦，左眼角有一道疤痕，平时喜欢穿黑色夹克，说话带点河南口音。”
得到汤永钦的体貌特征后，张喜英立刻安排侦查员前往砖桥镇中心村排查。“中心村一带外来人口多，流动性大，汤永钦很可能藏在那里。”他对侦查员们说，“重点排查网吧、小旅馆和待拆迁的房屋，这些地方是逃犯常藏的地方。”
砖桥镇中心村一片繁忙，小餐馆、小超市、网吧随处可见。侦查员们分成几组，挨家挨户排查。他们先是走访了村里的网吧和小旅馆，没有发现汤永钦的踪迹。“大哥，请问你最近见过一个左眼角有疤痕的河南男人吗？大概32岁，穿黑色夹克。”侦查员问一家小超市的老板。“左眼角有疤痕？好像见过，前几天在村口的网吧里看到过，不过这几天没见着了。”老板想了想，“他有时候会和几个小混混一起玩，听说他们经常去村东头的待拆迁房里躲着。”
侦查员们立刻赶往村东头的待拆迁房。这里有几幢连体的两层空房，门窗大多损坏，墙上布满了涂鸦，周围杂草丛生。当地居民告诉侦查员，这些待拆迁房经常有外来人员暂住，不用付房租，很多小偷小摸的人都藏在这里。“那幢四间连体的两层房，门总是锁着，我们经常看到有人从墙上爬进爬出。”一位居民指着不远处的一幢空房说。
侦查员们悄悄靠近那幢空房。房子的大门果然锁着，窗户也用木板钉着。“我爬上去看看。”一名年轻的侦查员自告奋勇，踩着墙上的砖缝爬了上去，透过窗户的缝隙往里看。“里面没人，不过一楼的房间都锁着。”他下来后说。“走，进去看看。”何队长示意大家撬开门锁。进入一楼后，发现房间里空空荡荡，所有的家具都被搬空了，只剩下满地的垃圾。“上二楼看看。”何队长说。但二楼没有楼梯，只能从墙上的一个洞口爬上去。
侦查员们轮流爬上去，检查了二楼的三个房间，都是空无一物。当他们来到最后一个房间时，发现墙上有一个半开着门的吊橱，旁边斜靠着一个木梯。“这里有个吊橱，我上去看看。”一名侦查员登上木梯，拉开了吊橱的门。就在门打开的一瞬间，他愣住了——吊橱里竟然躺着一个光着膀子的中年男子，正在酣睡。
侦查员们立刻上前，将男子叫醒。男子睁开眼睛，看到面前的警察，顿时惊慌失措。“你们……你们是谁？”他结结巴巴地问。“汤永钦，别装了，我们找你很久了。”何队长冷冷地说。男子听到“汤永钦”三个字，身体一软，瘫坐在吊橱里。侦查员们仔细一看，他左眼角果然有一道疤痕，和史某描述的完全一致。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吊橱只有三尺高、两尺宽，空间狭小，又吊在半空，没有牢靠的支架，汤永钦竟然能在里面躺着睡觉。“你倒是会找地方藏。”何队长冷笑一声，“起来，跟我们走。”在将汤永钦带下来之前，侦查员们仔细搜查了吊橱和天花板，在天花板的夹层里，找到了一部银灰色三星cdmA翻盖手机。“这手机是你的吗？”侦查员问汤永钦。汤永钦看到手机，脸色煞白，低下了头。
上午11点，汤永钦被带回闵行分局。技术科的同事立刻对手机进行了核查，确认这部手机正是汪龙生的。“证据确凿，看他还怎么抵赖。”何队长兴奋地对张喜英说。张喜英却皱了皱眉：“别急，先审审看。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汤永钦要是真的杀了人，怎么会这么轻易就被我们找到，而且还把赃物藏在自己的窝点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