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年）春天，钱镠将全家从翁山搬迁回苏州以来，已过去了五个春秋。对于钱镠而言，这五年是波澜壮阔、势力极速膨胀的五年；但对于他的父母，钱宽和水丘氏而言，这五年却是在新奇、不适、思念与逐渐适应中慢慢度过的。
初到苏州时，钱宽夫妇被安置在吴县城内一座宽敞舒适的宅院里。仆役成群，衣食无忧，儿子贵为一方大将（当时钱镠已是苏州刺史、并且进占湖州），可谓享尽了富贵。然而，老两口却总觉得浑身不得劲儿。
苏州城繁华远胜临安乡下，但高墙深院隔绝了市井烟火，周围的邻居非富即贵，见面客气周到，却总隔着一层，聊不到一块去。水丘氏操着一口浓重的临安土话，与人交流时常鸡同鸭讲。钱宽则怀念扛着锄头下地，累了就在田埂上跟老伙计们唠唠收成、天气的时光。如今虽然清闲，却像离了水的鱼，失了土的苗，心里空落落的。
“他爹，这城里好是好，就是……忒憋闷。”水丘氏常常对着窗外发呆，小声嘀咕。
钱宽拎着个酒葫芦，时不时喝两口自酿的水酒，眉头拧着：“嗯，连个能说句痛快话的人都没有。吃的米都没咱自家种出来的香。”
钱镠军务政务繁忙，但心细如发，很快察觉到了父母的精神不振。他深知父母是劳碌命，过不惯纯粹享清福的日子，更明白让他们融入熟悉的环境的重要性。
于是，一个大胆的决定在他心中成形。
中和元年（881年）初，钱镠经过与董昌协商，得其应允，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颇有些“兴师动众”的事情——他将杭州临安县钱坞垅老家邻里，大小共计上千口人，整体搬迁到了苏州！
他在吴县城外，太湖之滨，划出了整整五十顷上好的水田熟地，作为这些移民的新家园。这片土地被亲切地称为“临安里”，依旧保持着临安老家的村落格局和乡俗民情。
同时，钱镠在“临安里”旁边，为父母建造了一座庄园别府。这府邸虽不及城内宅院雕梁画栋，却更合钱宽心意：白墙黛瓦，前后几进，有宽敞的院落，有储存粮秣的仓房，有饲养鸡鸭的圈舍，最重要的是，府邸后面连着大片属于他们的田地、果园和鱼塘。
搬进新家的那天，钱宽看着眼前熟悉的乡音面孔，望着无垠的田野，深吸一口带着泥土和湖腥味的空气，脸上的皱纹都笑开了花：“对喽！这才是过日子的地方！”
水丘也也欢喜得不得了，忙着和那些一起从临安过来的老姐妹打招呼，叽叽喳喳，全是听得懂的乡音。
自此，钱宽夫妇如鱼得水。钱宽彻底扔掉了城里那身绫罗绸缎，换上了粗布短打，天天扛着锄头就往田埂上、村里转悠。哪里修渠，哪里打井，哪家佃户遇到了难处，他都爱去瞅瞅，搭把手，给出出主意。村民们知道他是钱公的父亲，起初敬畏，但见他毫无架子，说话实在，还常带着好农具好种子分给大家，便也渐渐亲热起来，一口一个“钱太公”地叫着。
“钱太公，您老给瞧瞧，这稻叶子咋有点发黄？”
“钱太公，今年这天气，种晚稻还来得及不？”
“多亏了钱太公帮咱们从润州弄来的新水车，今年浇地可省力多了！”
听着乡亲们真心实意的夸赞和感谢，钱宽心里比喝了蜜还甜，这比在城里听那些官老爷们文绉绉的奉承话受用多了。他知道，大家夸他，归根结底是夸他有个好儿子。他嘴上谦逊“都是镠儿该做的”，心里却充满了为人父的骄傲。
然而，钱宽心里自有一杆秤，清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时常有些乡亲或沾亲带故的人，提着礼物上门，想走走“钱太公”的门路，求个一官半职，或者想让自家孩子进军中谋个差事。
每逢此时，钱宽总是把脸一板，拍桌子拍得邦邦响：“胡闹！官是那么好当的？那是要为民做主的！差事是那么好干的？那是要为国家出力的！你们有几斤几两，识得几个字？懂得几分道理？就想当官？镠儿在任上，一碗水得端平！我要是给他开这个口子，往后还怎么管别人？这东西拿走，事儿办不了！”
他态度坚决，丝毫不讲情面。水丘氏则永远扮演着“应声虫”和“挡箭牌”的角色，有人求到她那里，她总是搓着手，一脸为难地笑：“哎呦，这事儿……俺一个妇道人家哪懂啊？得问俺们当家的……当家的说了，公家的事，可不能乱插手，对镠儿不好……”久而久之，大家都知道钱太公这儿“后门”焊得死死的，也就绝了这份心思。钱镠得知后，对父亲的深明大义更是敬佩不已。
闲不住的钱宽，甚至在自己庄园里也划出了二十亩上好水田，坚持要自己耕种。水丘氏也嚷嚷着要养蚕织布。老两口仿佛要找回当年白手起家的感觉。
然而，岁月不饶人。钱宽和水丘氏都已是年过五旬的人，体力早已无法与壮年时相比。春耕时节，老两口咬牙下地，犁了不到两亩田，就累得腰酸背痛，气喘吁吁，效率还远不如钱镠派来专门伺候他们的仆役。
看着那些年轻力壮的仆人轻松地驾驭着耕牛，一天就能干完他们几天的活，钱宽坐在田埂上，喘着粗气，望着自己磨出水泡的手掌，第一次清晰地感受到——自己老了。
水丘氏也捶着腰叹气：“他爹，咱……咱真是不比当年喽。”
一阵短暂的失落后，钱宽的性格中那股不服输又务实的劲头上来了。他猛地站起来：“哼！力气活干不过年轻人，咱就干点技术活！种地，光有力气不行，还得靠脑子！”
从此，钱宽的人生目标发生了奇妙的转变。他不再执着于亲力亲耕地去完成大面积的劳作，而是将那二十亩地当成了他的“试验田”。他把钱镠派来伺候他的上百号人（包括有经验的老农、壮劳力、仆役）组织起来，成立了个“别府农事队”，自己自封“总管”。
他开始疯狂地钻研起如何提高亩产，如何改良农具，如何培育良种。他让人在苏州、湖州甚至润州到处打听、引进各种各样的新奇作物和果树苗。
“这块地，深耕细作，用咱临安的老法子施肥。”
“那块地，试试从润州学来的垄作法，看看哪个产量高！”
“这种从福建弄来的占城稻，听说耐旱熟得快，赶紧找块好水田试种！”
“还有这些，柑橘、杨梅、枇杷树苗，都给我精心种上，好好伺候！将来结了果子，给我儿……给全庄子的人都尝尝！”
老爷子精神头十足，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背着手在他的“领地”里巡视，指手画脚，发号施令。一会儿督促深耕，一会儿检查沤肥，一会儿又去观察新引进的果树长势。仆役和农夫们被他指挥得团团转，却也乐意跟着这位较真又慷慨的老太公干活——因为钱宽从不吝啬，试验成功的好种子、好技术，他都会无偿推广给“临安里”的乡亲们。
水丘氏则忙着她的桑园和鸡鸭鹅群，还弄了好几个大蜂箱，琢磨着怎么产出更多的丝、蛋和蜂蜜，给儿子孙儿们补身体。
庄园里终日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忙碌景象。钱宽仿佛找到了新的人生战场，虽然汗水依旧，却不再是勉强的劳累，而是充满了探索和创造的乐趣。他时常写信（当然是口述啦）给钱镠，不是索要什么，而是兴高采烈地讲述他的“农业科研成果”：哪种稻子增产了，哪种果树开花了，仿佛一个向老师汇报成绩的孩子。钱镠每次收到这样的家书，都会看得哈哈大笑，心中既欣慰又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