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这部编纂于明永乐年间的旷世巨着，堪称华夏文明史上的一座不朽丰碑。明成祖朱棣为彰显文治，命大学士解缙、姚广孝等人主持，召集朝野文士两千余人，历时五载，于永乐六年（1408年）最终编成。全书辑录上古至明初的各类典籍七八千种，包罗万象，举凡经史子集、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无不收录，总字数达三亿七千万字，装订成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其编纂体例独创，按《洪武正韵》分部，每韵之下分列单字，每字先注音义，随后汇编与该字相关的各种文献资料，所谓“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检索颇为便利。此书不仅规模空前，更在于其保存了无数后世已然失传的珍贵文献，堪称一座凝聚了十五世纪初以前中华文明精华的活态图书馆。然而，正本下落成谜，嘉靖皇帝因宫中失火，恐损及正本，特命重录副本一套，此项浩大工程自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秋始，至隆庆元年（1567年）方告完成，这便是后世所称的“嘉靖副本”。
谢珩深知，欲在历史长河中取走如此显眼之物，而不引发剧烈动荡，其难度无异于火中取栗，虎口拔牙。直接潜入紫禁城盗取？且不说皇城禁卫森严，阵法密布，单是那浩如烟海的万册书籍，如何在不惊动任何人的情况下运走，便是天大的难题。强取豪夺，必遭天道反噬，历史轨迹一旦偏斜，后果不堪设想。
他反复思忖，目光最终落在了负责经手此事的司礼监上。司礼监乃明朝内官二十四衙门之首，掌理皇城内一应礼仪、刑名、关防门禁，并催督光禄寺供应等事，权势煊赫。更重要的是，司礼监下设经厂，专司刻书、藏书，《永乐大典》的重录工作，必然有司礼监太监参与提调、管理。若能成为司礼监的官员，哪怕是中低层的秉笔、随堂太监，亦或是与掌权太监结交，便有极大可能接触到正在抄录的《永乐大典》副本，进而寻得可乘之机。
然而，司礼监乃宦官机构，欲入其门，除非净身。谢珩身为忘川使君，仙体神魄，自不可能行此自残之事。那么，唯有通过科举正途，步入仕途，再设法调入或接触到司礼监的相关事务。明朝虽重文轻武，但宦官机构与文官体系并非完全隔绝，尤其在涉及修书、礼仪等文化事务时，常有交集。
“科举……”谢珩立于忘川桃源居内，望着乾坤镜中流转的明朝景象，心中已有定计。“不必高中状元、榜眼、探花那般引人注目，只需中得进士，哪怕是三甲同进士出身，便有资格选官。届时，或可设法活动，求取一个与司礼监有交集的闲散职位，如翰林院典籍、中书舍人，乃至光禄寺、太常寺等衙门的属官，徐徐图之。”
此举虽会顶替掉原本历史上的一位进士名额，但相较于篡改《永乐大典》存亡这般重大历史节点，影响要小得多。谢珩心中默念：“对不住那位被顶替的仁兄了，待事了之后，必设法赐你后世一场富贵，保你子孙安康，以作补偿。”仙家手段，暗中影响凡人气运，并非难事，只是需谨慎行事，不露痕迹。
计议已定，谢珩不再犹豫。他运转仙力，调整乾坤镜，并未直接将目标定在北京城，而是选择了南直隶应天府（南京）附近的一处乡村。此时乃是嘉靖皇帝驾崩前五年，即嘉靖四十年（1561年）。选择此地，一是距离下一次科举乡试、会试时间充裕，便于布局；二是南直隶文风鼎盛，士子众多，一个外来书生不易惹人怀疑；三是远离北京政治中心，便于他低调行事。
镜光闪烁，时空流转。下一刻，谢珩已然踏上了明朝嘉靖年间的土地。
他出现在一条乡间小径上，时值秋日，却离秋闱还有些时日，天高云淡，稻田已收割完毕，留下片片稻茬，远处村落炊烟袅袅。谢珩低头审视自身，已然换了一副模样。
只见他身穿一件洗得发白、打了好几个补丁的靛蓝色直缀，这是当时寒门学子最常见的服饰。脚上一双磨得几乎见底的布鞋，沾满了泥土。头发略显枯黄，以一根简单的木簪束起，面容被他以仙法微调，显得清瘦而憔悴，肤色是长期营养不良的蜡黄，唯有一双眼睛，虽刻意收敛了神采，却依旧比寻常书生多了几分难以言喻的清明与深邃。他背上背着一个陈旧的竹制书笈（书箱），里面放着几卷最基础的《四书章句集注》之类的典籍，纸张粗糙，边角磨损，皆是幻化而成，却与他的身份极为相配。腰间挂着一个空空如也的水囊和一个干瘪的旧钱袋，整个人由内而外都散发着一股穷困潦倒、却又坚持着读书人最后一丝体面的气息。
他步履蹒跚，沿着小径走向不远处的村庄，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迷茫与疲惫。村口有几个顽童在嬉戏，见到他这副陌生又落魄的模样，都好奇地停下玩耍，远远打量着。
谢珩走到村口一棵大槐树下，似乎力竭，缓缓坐下，倚着树干，从书笈中取出一卷书，假装翻阅，目光却悄然观察着这个陌生的时代与环境。空气中弥漫着泥土、草木燃烧和牲畜的气味，远处传来犬吠鸡鸣，偶尔有穿着粗布短打的农人扛着农具经过，好奇地看他一眼，又匆匆离去。
他需要先在此地立足，弄到一个合法的身份，然后才能一步步走向科场，走向北京，走向那深宫之中，正在一字一句被重新誊录的《永乐大典》。前路漫漫，危机四伏，但他既已踏上此途，便再无回头之理。这大明的天空下，多了一个无人知晓的、心怀“窃书”之志的“穷书生”，历史的暗流，似乎也因此而泛起了一丝微不可察的涟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