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嘉靖三十四年。
浙江台州府临海县张家村，天刚蒙蒙亮，薄雾浮在田埂上，几缕炊烟从屋顶升起，村子还沉浸在清晨的静谧里。
张定远二十三岁，身材高大，肩宽背直，脸庞方正，眉眼间透着一股沉稳劲儿。他出身军户，父亲曾是边军老兵，退伍回乡后教他练刀习武，规矩严，话不多。他也养成了少言寡语、做事利落的习惯。这天早上，他刚挑完两桶水回来，正蹲在院门口磨那把旧刀，忽然听见村口传来一声惨叫。
紧接着，火光冲天。
倭寇来了。
他们从海边登陆，趁天未亮突袭村庄，手持弯刀，见人就砍，见屋就烧。村民四散奔逃，哭喊声撕破晨雾。张定远抓起刀就往村口冲，途中撞见几个倭寇正在拖拽一名妇人，他二话不说扑上去，一刀劈断一人手臂，又踹翻另一个。可对方有七八人，他寡不敌众，被逼退到墙角。
父亲张老七闻讯赶来，手中只有一根铁枪。他将几名村民护在身后，怒吼着迎上前去。刀光闪动，一记横斩划过胸口。老人踉跄后退，靠在断墙上，血顺着铠甲缝隙流下。
张定远杀出重围冲到他身边时，父亲已经说不出完整的话。他嘴唇颤抖，眼神却死死盯着儿子，用尽最后力气挤出几个字：“去……从军……替我报仇……”
话音落下，头一歪，没了气息。
张定远跪在地上，双手抱着父亲的身体，浑身发抖。不是怕，是恨。牙齿咬得生疼，指甲掐进掌心，可他一声没吭。他知道，凭自己一人之力，杀不了这群畜生。要报仇，就得参军，进戚家军，用军令、阵法、火器，把倭寇一个不留地剿灭。
太阳西斜，村里火势渐熄，只剩焦木与尸臭弥漫在风中。
张定远用锄头在屋后山坡挖了个坑，将父亲简单下葬。没有棺材，只裹了一床旧被。他砍了块木板当碑，用刀刻下“先父张老七之墓”七个字，插在坟前。然后跪下，重重磕了三个头，声音低沉却清晰：“爹，我必从军，杀尽倭寇，绝不回头。”
夜里，他回屋收拾行装。干粮、水囊、替换的粗布衣裳，还有父亲留下的那把旧刀。刀身有缺口，柄缠麻绳，是他从小练武的伴。他用布仔细包好，贴身藏在怀里。这是唯一的遗物，也是他此行唯一的信物。
天还没亮，他背上包袱，推开门，头也不回地走了。不想惊动尚存的村民，也不愿有人劝他留下。他知道，守在这里，不过是等死；走出去，才有机会报仇。
山路崎岖，三十里官道蜿蜒向南。越往南走，离戚家军招兵处就越近。据传，戚帅招兵只选老实肯拼的农家子，不收游手好闲之徒。张定远不怕苦，也不怕累，就怕来得太晚，错过招募期限。
走到晌午，他在一处山道旁的石墩上歇脚。烈日当头，汗水浸透后背。他解开包袱，取出半块硬饼啃了几口，正准备起身，忽听身后脚步声响。
一个年轻人背着个鼓鼓囊囊的包袱走来，年纪约莫二十二，皮肤黝黑，身形结实，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短褂，裤腿卷到膝盖，脚上草鞋已磨破。他走近后咧嘴一笑，嗓门洪亮：“兄弟，也是去投军的吧？看你这身板，肯定有力气！”
此人名叫刘虎，他是隔壁刘家屯的农家子弟，三日前倭寇洗劫屯子，母亲被砍死在灶台前，妹妹失踪，房子一把火烧光。他侥幸逃出，听说戚家军在台州设点招兵，便连夜赶路，一路靠野菜和井水撑到现在。性格豪爽，说话直来直去，虽初次见面，却毫无防备之意。
张定远看了他一眼，点头。
刘虎一屁股坐下，喘着气说：“我叫刘虎，老家被烧了，没人了，活不下去，只能当兵。你呢？为啥去？”
张定远低头拍了拍怀里的刀布包，声音平静：“爹被倭寇杀了，临死让我从军报仇。”
刘虎愣住，随即狠狠一拳砸在大腿上：“妈的！一样！我娘也是被他们砍死的！这些畜生，不得好死！”
两人沉默片刻。张定远递过水囊，刘虎接过去猛喝几口，抹了把嘴，又开始讲起小时候偷瓜被狗追的事，语气轻松，仿佛刚才的悲愤从未发生。张定远听着，嘴角微微动了一下，没笑，但紧绷的肩膀松了些。
午后，山路越发难行，刘虎体力不支，脚步慢了下来。张定远接过他一半行李，扛在自己肩上。两人并肩前行，不再多言，却已有了默契。
太阳渐渐西沉，官道前方出现一面灰黄旗帜，在风中微微摆动。隐约可见远处营地轮廓，土墙、哨楼、飘扬的军旗。
距戚家军招兵营地约十里。
刘虎抬头看了看，喘着气说：“快到了。”
张定远望着前方，眼神坚定。他摸了摸怀中的刀，低声说：“到了。”
风从东南吹来，带着海的气息。两人脚步不停，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一步一步，踏在通往军营的路上。
他们不知道未来有多少血战等着，也不知道这一走，便是十年戎马、百战余生。
此刻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参军，杀倭，报仇。
别的，都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