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朱棣：“其‘韧’可敬，其‘权’可鉴”
“我当年靖难，靠的就是‘不服输’的劲，这点跟诸葛亮北伐挺像——明明兵力不如建文帝，还硬打了四年；他明明国力不如曹魏，还北伐五次，这份韧劲我佩服。他托孤后手握大权，却不夺权，比那些趁主少而专权的奸臣强太多，我登基后重用姚广孝，就是看他像诸葛亮那样‘有本事还忠诚’。但他也太‘守规矩’，明知刘禅昏庸，还事事请示，不知道‘权变’——我当年要是守着‘藩王不反’的规矩，也成不了皇帝。他造木牛流马、诸葛连弩，懂科技，我也支持郑和下西洋、修《永乐大典》，都是‘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
清圣祖康熙：“有他的‘稳’，却没他的‘急’”
“我八岁登基，内有权臣鳌拜，外有三藩，最缺的就是诸葛亮那样‘能稳大局’的人——他把蜀汉从快散架的状态拉回来，南征平叛、北伐扛曹魏，靠的就是‘慢慢来’：先安百姓，再练兵马，最后定计谋，这跟我平三藩时‘先稳住吴三桂，再逐个击破’的思路一样。但他也太‘急’了——明明益州贫瘠，偏要年年北伐，不知道像我那样‘先搞休养生息，等国力强了再出手’，我等了二十年才打噶尔丹，就是怕家底不够。还有他对刘禅的‘大包大揽’，也不对——我当年除鳌拜、平三藩，都是自己拿主意，要是有个大臣事事替我扛，我也成不了合格的皇帝。”
清世宗雍正：“其‘勤’如我，其‘笨’可惜”
“我登基后，天天熬夜批奏折，跟诸葛亮‘事必躬亲’一个样——他连‘罚二十板’都管，我连‘地方官收粮多少’都问，都是怕手下办不好事。他治蜀时‘严法治贪’，我也学了——我杀年羹尧、隆科多，推行‘火耗归公’，就是怕贪官害民，这点我俩太像了。但他也太‘笨’：明明可以让手下多分担，偏要自己扛，最后累死，我虽然勤政，却知道让张廷玉、鄂尔泰帮我，不会把自己逼到绝路。他北伐‘为了名声’，明明不行还硬撑，我做事只看‘有用没用’——改土归流、摊丁入亩，只要对国家好，再难也做，不像他为了‘兴复汉室’的名声耗国力。”
清高宗乾隆：“其‘名’可扬，其‘实’不足”
“诸葛亮的‘鞠躬尽瘁’都快成千古佳话了，论名声，我朝的张廷玉、傅恒都比不上他——他的《出师表》写得感人，北伐的悲壮也让人同情，这点确实值得宣扬，能让臣子更忠心。但论实际功绩，他其实没办成啥大事：北伐五次没成功，蜀汉最后还是亡了，比我平定准噶尔、收复新疆差远了。他太注重‘名声’，明明北伐劳民伤财，还非要打着‘兴复汉室’的旗号硬撑，不像我，做事只看‘实利’，对国家没用的事，再好听我也不做。不过他治蜀的‘细致’值得学，我编《四库全书》、修水利，也像他那样事事上心。”
韩信（西汉名将）：“其谋能定局，其兵少‘险’气”
“我带兵讲究‘出奇制胜’，背水一战、拔旗易帜，靠的是险中求胜；诸葛亮倒好，不管是北伐还是南征，处处求稳——街亭之战要是换我，要么亲自坐镇，要么派敢打硬仗的将，绝不会让马谡那书生去守；北伐时面对司马懿的坚壁不出，也没敢用‘绕后断粮’的险招，总怕输了伤蜀汉根基。但我服他两点：一是‘隆中对’把天下三分的局算得比张良还准，二是‘治军严整’，蜀汉兵少，却被他练得纪律严明，连孟获都服。可惜他太求稳，要是多几分‘险气’，说不定北伐能成。”
司马迁（西汉史学家）：“其‘忠’可传史，其‘愚’可警世”
“我写《史记》，最看重‘人物本心’——诸葛亮受刘备托孤，明知刘禅昏庸，还‘鞠躬尽瘁’到死，这份忠，比文种对勾践、伍子胥对夫差还纯粹，够得上‘世家’的分量。但他也有‘愚’处：明知蜀汉国力不如曹魏，还硬要北伐，把百姓拖进战乱，这不是‘为国’，是‘执念’；手握大权却不替蜀汉‘换主’，非要守着‘臣不欺君’的规矩，最后让蜀汉跟着刘禅一起亡，这不是‘尽忠’，是‘迂腐’。我要是写他，会把这份‘忠’和‘愚’都记下来，让后人知道：贤臣不仅要忠，更要懂‘审时度势’。”
杜甫（唐代诗人）：“其志感天地，其悲动千古”
“我漂泊西南时，常去武侯祠凭吊——‘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这两句写的就是他的一生：刘备三顾茅庐请他出山，他便用一辈子报这份知遇之恩，从隆中对到五丈原，从治蜀到北伐，没半点懈怠。最让我心疼的是他的‘悲’：北伐五次，次次希望又次次落空，最后累死在军中，连‘还于旧都’的梦都没圆；死后蜀汉很快灭亡，他毕生守护的汉室，还是没保住。我写《蜀相》，就是想替天下人说句公道话：这样的贤臣，就算没成大事，也该被千古传颂。”
王安石（北宋改革家）：“其‘治’有章法，其‘变’少魄力”
“我推行变法，讲究‘破祖宗之法，立当世之规’；诸葛亮治蜀，其实也在‘变’——他删改蜀汉旧律，搞军屯、兴水利，把益州从贫瘠之地治得能支撑北伐，这份‘治世章法’，跟我搞青苗法、募役法的思路一样，都是‘务实’。但他缺‘破局的魄力’：明知刘禅不行，却不敢‘换主’；明知北伐靠硬拼没用，却不敢‘联吴灭魏’再争天下；明知蜀汉世家掣肘，却不敢像我那样‘严惩豪强’。他太怕‘失了忠臣名’，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蜀汉衰落，这点比我差远了——我就算被骂‘拗相公’，也敢把变法推到底。”
王阳明（明代思想家）：“其‘心’够坚定，其‘知’未行透”
“我讲‘知行合一’，核心是‘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诸葛亮的‘良知’很正：他知道‘兴复汉室’是善，便一辈子去做；知道‘安抚百姓’是善，便治蜀时轻徭薄赋。但他的‘知行’没合一：他‘知’刘禅扶不起，却没‘行’‘废庸主立贤君’；‘知’北伐耗国力，却没‘行’‘休养生息再图后计’；‘知’手下缺能臣，却没‘行’‘放权培养接班人’。他被‘忠君’的‘知’绑住了‘行’，最后只能‘出师未捷身先死’，要是能懂‘变通即良知’，结局或许会不一样。”
曾国藩（晚清名臣）：“其‘勤’我不及，其‘刚’我不如”
“我生平最看重‘勤’与‘刚’——勤能补拙，刚能成事。诸葛亮‘事必躬亲’，连‘罚二十板’都亲自管，这份勤，我天天熬夜批奏折也赶不上；他南征孟获时‘七擒七纵’，非要让对手心服，北伐时面对司马懿的嘲讽也不退缩，这份‘刚’，我平定太平天国时也学过——哪怕被石达开逼到绝境，也没敢退。但他有个毛病：太‘傲’，总觉得自己能扛下所有事，不放心把权交给别人，最后把自己累死。我后来学会‘分权’，让李鸿章、左宗棠帮我，才撑住了晚清的局面，这点比他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