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旧党”反对：从“为民请命”到“政治博弈”：新法推行之初，反对声音便席卷朝堂，核心反对者包括司马光（时任翰林学士）、苏轼（时任殿中丞）、韩琦（前任宰相）、富弼（前任宰相）等“旧党”大臣，他们的反对理由主要集中在三点：
1. 青苗法“扰民”：部分地方官员为追求政绩，强迫农民贷款，甚至提高利率（远超20%），导致农民负担加重，出现“卖田卖屋偿还贷款”的现象；
2. 募役法“不均”：地主、官僚虽需缴纳“助役钱”，但通过“隐瞒资产”逃避缴税，最终负担仍转嫁到普通农民身上；
3. “与民争利”：市易法、均输法（另一新法，由官府统一调配物资）被指责为“官府垄断商业，剥夺商人利益”，违背“重农抑商”的传统理念。
其中，司马光与王安石的争论最为激烈：司马光在《与王介甫书》中写道：“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今介甫欲夺民之利以归官，民穷则国危矣！”王安石则反驳：“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我并非夺民之利，而是通过制度优化，让原本被豪强兼并的利益回归百姓与国家！”苏轼也上书《上神宗皇帝书》，指出新法“求治太急，用人太滥”，建议“缓行新法，循序渐进”，但王安石认为“时不我待”，坚持全面推行。
- “天灾人祸”与第一次罢相：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北宋遭遇严重旱灾，多地颗粒无收，百姓流离失所。“旧党”大臣趁机将“天灾”归咎于“新法得罪上天”，甚至绘制《流民图》呈给宋神宗，哭诉“新法导致民不聊生”。宋神宗本就对新法的反对声音感到压力，见《流民图》后“彻夜难眠”，对新法产生动摇。
此时，王安石的得力助手、“新党”核心成员吕惠卿因“权力斗争”与王安石产生裂痕，王安石深感孤立，遂主动上书请求罢相。宋神宗无奈同意，任命王安石为“江宁知府”（今江苏南京），离开中枢。第一次罢相后，新法由吕惠卿、韩绛（“新党”成员）继续推行，但吕惠卿为巩固权力，排斥异己，甚至陷害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导致新法执行更加混乱。
- 复相与第二次罢相：变法的终局：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宋神宗因“新法无人主持，旧党反扑激烈”，再次征召王安石回朝任宰相。然而，此时的王安石已身心俱疲：一方面，“新党”内部因权力斗争四分五裂，吕惠卿等人不再听从他的指挥；另一方面，宋神宗对新法的支持力度也大不如前，多次在“旧党”的反对下修改新法（如降低青苗法利率、放宽募役法执行标准）。
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王安石的长子王雱（“新党”青年骨干，曾多次为新法辩护）因病去世，王安石遭受巨大打击，无心政事，再次上书罢相。此次宋神宗不再挽留，任命他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王安石从此离开朝堂，回到江宁（今江苏南京）隐居，潜心着书（完成《字说》等着作），不再过问政事。
四、晚年隐居与身后：从“变法失败者”到历史争议的焦点
王安石罢相后，宋神宗仍坚持推行部分新法，但力度已大幅减弱。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宋神宗去世，年仅10岁的宋哲宗即位，由高太后（宋神宗之母，“旧党”支持者）垂帘听政，“旧党”领袖司马光被任命为宰相，开始全面废除新法，史称“元佑更化”。王安石的晚年在隐居中度过，而他的身后评价，也随着历史变迁陷入长期争议。
- 晚年隐居：“半山老人”的淡泊与遗憾：回到江宁后，王安石在城东“半山园”隐居，自号“半山老人”，过上了“读书、着述、游山玩水”的生活。他写下大量诗词，其中《泊船瓜洲》中“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一句，既表达了对家乡的思念，也暗含对变法理想未能实现的遗憾。此时的他已不再是那个“天变不足畏”的改革家，而是一位历经沧桑的老者——当听闻司马光全面废除新法时，他曾叹息道：“此法终不可废，若缓行之，必能利国利民”，但也深知“时势已去，无力回天”。
隐居期间，王安石与“旧党”大臣苏轼也冰释前嫌：苏轼被贬黄州（今湖北黄冈）后，途经江宁，专程拜访王安石，两人“同游钟山，论诗论文，不谈政事”，成为北宋文坛的一段佳话。王安石曾对苏轼说：“君之才，远超于我，若能同心协力，何愁天下不治？”苏轼则回答：“介甫之志，我懂；但介甫之法，过急过猛，终伤百姓。”两人虽政见不同，却彼此敬重，展现了士大夫的君子之风。
- 去世与“元佑更化”：新法的全面废除：元佑元年（公元1086年）四月，王安石因病在江宁去世，享年66岁。此时，司马光已全面废除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等新法，“新党”大臣或被贬谪，或被罢官，“熙宁变法”以失败告终。司马光听闻王安石去世的消息后，虽与他政见对立，却仍上书朝廷，建议“赠王安石太傅”（正一品荣誉官职），称他“文章节义，过人甚远，然变法过急，致天下争议，今其去世，当以礼葬之”，可见司马光对王安石个人品格的认可。
- 身后争议：从“奸臣”到“改革先驱”的历史翻案：王安石的身后评价，在不同历史时期截然不同：
- 北宋至明清：因“熙宁变法”引发“党争”，最终导致北宋“靖康之耻”（部分史学家认为“党争”削弱了北宋统治力），王安石被贴上“奸臣”标签，《宋史》将他列入“奸臣传”，朱熹等理学家也批判他“背弃儒家传统，与民争利”；
- 近代：梁启超在《王安石传》中首次为王安石翻案，称他“三代下唯一完人”，认为他的变法是“近代国家财政、军事改革的先驱”，符合“富国强兵”的时代需求，失败原因在于“时代局限与执行偏差”；
- 现代：史学界对王安石的评价趋于客观，既肯定他“直面北宋积弊、勇于改革”的魄力，也指出变法的局限性——如过于强调“国家利益”，忽视民间实际承受能力；用人不当（部分“新党”成员为追求政绩滥用新法）；未能平衡“改革力度”与“社会稳定”的关系。
无论评价如何，王安石的变法思想与实践，都为中国历史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改革需“务实、循序渐进、兼顾各方利益”，而他“不畏艰难、坚守理想”的精神，也成为后世改革者的精神象征。
五、文学成就：“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文里的理想与情怀
除了政治改革，王安石在文学领域也成就斐然，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