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松了口气，觉得可能真是自己太累了，出现了幻听。可就在我转身要走的时候，眼角的余光瞥见了床底下——有个东西在动。
我浑身的汗毛一下子就竖起来了。
我慢慢转过身，盯着床底。床底很暗，只能看见一堆灰尘和几根脱落的头发。我蹲下来，想看得更清楚些，就在这时，那哭声又响了起来，从床底传出来，尖细又委屈，还带着股淡淡的霉味。
“啊！”我吓得尖叫一声，猛地站起来，后退了两步，撞在床头柜上，上面的酒精棉片掉在地上，发出“哗啦”一声。
哭声停了。
我连滚带爬地跑出14床，回到护士站，抓起桌上的电话，想给值班医生打，可手指抖得厉害，按了好几次都没按对号码。就在这时，我听见身后传来“吱呀”一声——14床的门，自己关上了。
我不敢回头，也不敢再去14床。我坐在椅子上，抱着胳膊，浑身发冷。刚才在14床床底，我好像看见了什么——一双鞋，红色的，像是女人穿的高跟鞋，鞋跟很细，在月光下泛着淡淡的光。
可李梅住院的时候，穿的是拖鞋，不是高跟鞋。
那哭声又响了起来，还是从14床的方向。这次我没再站起来，火气彻底压过了恐惧——我他妈的累了一天，连睡十分钟都不行，这鬼东西还没完没了了？我拿起桌上的手电筒，咬着牙，再次朝14床走过去。
走到14床门口，我深吸一口气，推开门，举起手电筒，朝床底照过去——
什么都没有。
没有高跟鞋，没有人影，只有灰尘和头发。
“你他妈的到底是谁？！”我对着空病房喊，声音因为生气而发抖，“有本事你出来！别躲在暗处哭！你知不知道我有多累？好不容易忙完能歇会儿，你还在这装神弄鬼！你再哭，老娘找到你不打死你！你让我不安宁，你死定了！”
我喊完，胸口还在起伏。病房里静得可怕，连我的呼吸声都听得清清楚楚。过了几秒，我听见了一声很轻的叹息，从窗户的方向飘过来，像有人在我耳边呼气，带着股凉意。
然后，哭声彻底停了。
我站在病房里，等了一会儿，确定没再听到哭声，才慢慢退出去，关上了门。回到护士站，我再也不敢睡了，坐在椅子上，拿着手电筒，盯着14床的方向，直到天亮。
第二天早上，白班护士来了，我跟她说了昨晚的事，她吓得脸都白了。“你说14床？”她压低声音，“李梅走的时候，就是穿着红色高跟鞋来的——她住院那天，本来是要去拍婚纱照的，结果急性胰腺炎发作，被急救车送过来的。她走了之后，她老公来收拾东西，说少了一双红色高跟鞋，到处找都没找到。”
我浑身一僵，想起了昨晚在床底看见的那双红色高跟鞋。
“还有，”白班护士接着说，“李梅走的那天晚上，我也听见哭声了，就在14床，可我不敢去看。护士长说，李梅是独生女，她妈早就不在了，她走的时候，她爸还在外地打工，没赶回来见她最后一面。”
我突然想起了那哭声里的委屈——原来她是在等她的家人，等那个没来得及见她最后一面的父亲。
从那以后，我再值夜班，再也没听见那哭声。只是每次路过14床，我都会特意朝床底看一眼，什么都没有，可我总觉得，有个穿着红色高跟鞋的女人，站在月光里，安安静静地等着，等着她的父亲来看她。
有一次，我在14床的床头柜上放了一朵白色的菊花。第二天早上，那朵菊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小小的纸条，上面用铅笔写着：“谢谢。”
纸条的字迹很娟秀，像女人写的。
我把纸条夹在我的护士手册里，每次翻到，都会想起那个凌晨两点的哭声，想起那个穿着红色高跟鞋、没等到父亲的女人。后来，14床又住了病人，可再也没人在凌晨两点听见哭声，也没人见过那双红色高跟鞋。
只是偶尔，在我值夜班的时候，会看见14床的窗户边，有个淡淡的影子，穿着白色的病号服，手里拿着一朵白色的菊花，朝着窗外看，好像在等什么人。我知道，那是李梅，她还在等她的父亲，等那个没来得及说再见的亲人。
现在，我已经不在内科上班了，可每次想起那个夜班，想起那声委屈的哭声，心里还是会有点发紧。我总觉得，有些遗憾，就算变成了遗憾，也还是会等着一个弥补的机会，哪怕只是一句迟到的“再见”。
有时候，我会跟身边的人说这个故事，他们有的说我是编的，有的说我是太累了出现了幻觉，可我知道，那不是幻觉——那双红色高跟鞋，那张写着“谢谢”的纸条，还有那个凌晨两点的哭声，都是真的。
那是一个女儿，在等她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