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加河的冰面开始解冻，裂开的冰缝里渗出浑浊的河水，像一道道流淌的伤口。欧洲联军的炮火还在继续轰鸣，沙俄的土地上，每一寸都在燃烧——但残存的沙俄军民没有屈服，他们用冻裂的手指扣动扳机，用带血的牙齿咬碎炮弹引信，在绝望中筑起一道道血肉防线。
瓦西里的游击队藏在针叶林深处，他们的营地用松枝伪装，篝火上烤着冻硬的马肉，油脂滴在火里滋滋作响。这位退休将领的左臂还缠着布条，那是上月伏击普鲁士补给队时被流弹擦伤的，伤口已经发炎，却舍不得用仅剩的半瓶消炎药。
“将军，普鲁士人又往山外运粮了。”斥候伊万喘着粗气跑进来，他的靴子磨破了洞，脚趾冻得发紫，“这次有五十辆马车，护送的是他们的‘骷髅营’，据说个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主儿。”
瓦西里撕下块马肉塞进嘴里，冷硬的肉渣硌得牙龈生疼：“骷髅营？正好，让他们尝尝咱们的‘冰锥阵’。”他召集二十名精壮的游击队员，每人分发一把淬了雪的短刀和三根削尖的冰锥——这是他们用乌拉尔山的万年冰打磨的，锋利得能划开铁皮。
凌晨三点，普鲁士的粮队进入峡谷。领头的骷髅营军官叼着雪茄，马蹄铁踏在结冰的路面上发出刺耳的声响。突然，两侧山坡传来“哗啦”声，数百根冰锥从雪地里弹出，刺穿了前排战马的腿。受惊的马匹疯狂乱撞，粮车翻倒在冰面上，麻袋里的黑麦洒了一地。
“开火！”瓦西里一声令下，游击队员从松树上跳下，短刀划开普鲁士士兵的喉咙时，带出的血珠瞬间在雪地里凝成冰晶。有个年轻的游击队员被骷髅营的刺刀捅穿了腹部，他却死死抱住对方的腿，用最后一口气喊：“将军，炸马车！”
伊万抱着炸药包滚到粮车旁，导火索“滋滋”地冒着火花。普鲁士军官举枪瞄准他，子弹擦着耳边飞过，打在冰面上溅起碎冰。伊万咬断导火索，猛地将炸药包扔进粮车堆里，自己则滚进冰缝——轰然巨响中，五十辆粮车化为火海，火光映红了半个夜空，也映出瓦西里眼角的泪。
但这样的胜利越来越少。游击队的弹药快耗尽了，有人开始用弓箭，甚至用削尖的木棍；食物也所剩无几，他们只能煮松针汤喝，不少人得了坏血病，牙龈出血，浑身无力。瓦西里看着队员们浮肿的脸，突然把自己的怀表扔进火里——那是他当将军时的战利品，此刻融化的铜水像一滴金色的泪。“明天去抢普鲁士人的医疗站，”他声音沙哑，“就算拼光所有人，也得把药带回来。”
索菲亚伯爵夫人的“圣母营”藏在废弃的修道院地下室里，三十名妇女挤在潮湿的石屋里，借着一盏油灯的光缝补军装。她们的丈夫、儿子大多战死了，剩下的人把仇恨缝进针脚，每一针都带着血的温度。
“奥地利人要拆圣瓦西里大教堂了。”一个叫卡佳的姑娘突然哭出声，她的父亲曾是教堂的神父，上月被奥地利士兵吊死在十字架上，“他们说要在原地盖天主教堂，还说要把圣母像熔成金条。”
索菲亚放下针线，从怀里掏出那把淬毒的匕首，刀柄上丈夫的名字已被摩挲得发亮：“今晚行动。”她指着修道院的地图，“卡佳带五人去钟楼放哨，用敲钟为号；安娜带十人去仓库，把他们的火药桶搬到地窖；剩下的跟我去教堂，保护圣母像。”
深夜的圣瓦西里大教堂，奥地利士兵正用撬棍撬动圣母像的底座。索菲亚带着妇女们从阴影里冲出，她们穿着黑衣，像一群复仇的幽灵。卡佳敲响了钟楼的钟，钟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凄厉，吓得奥地利士兵手忙脚乱。
安娜的小队在仓库遇到了麻烦，守仓库的奥地利士兵发现了她们，双方扭打在一起。安娜被按在地上，她张嘴咬掉对方的耳朵，趁着士兵惨叫的瞬间，抓起地上的斧头劈开了火药桶——“轰隆”一声，仓库的火光染红了教堂的尖顶。
索菲亚正与一名奥地利军官缠斗，对方的军刀划破了她的手臂，鲜血染红了黑色的裙摆。她却像没感觉似的，用匕首刺穿了对方的喉咙，然后转身抱住摇摇欲坠的圣母像。当奥地利的援军赶到时，她让其他妇女先走，自己则坐在圣母像前，手里紧紧攥着丈夫的匕首，直到子弹射进胸膛——她的血溅在圣母像的脸上，像给圣洁的雕像添了一抹悲怆的红。
沙俄临时政府的官员们早已逃散，只有老禁卫军队长安德烈带着三百名士兵守在克里姆林宫。他们的弹药只够支撑半天，粮食也只剩一袋黑面包，但安德烈还是每天清晨升起沙俄的白蓝红三色旗，旗帜在炮火中猎猎作响。
“队长，瑞典人又在劝降了。”传令兵递来一封劝降信，上面印着古斯塔夫的签名，承诺只要投降就保证他们的安全。安德烈看都没看就扔进火里，火星溅在他满是皱纹的脸上：“告诉古斯塔夫，想进克里姆林宫，踩着我们的尸体过去。”
他的士兵里有白发苍苍的老兵，也有十五六岁的少年。老兵彼得的步枪枪管已经磨亮，他参加过拿破仑战争，据说曾亲手杀死过三名法国士兵；少年萨沙是个孤儿，抱着一杆比他还高的火枪，每天都要对着国旗敬礼。
瑞典军队的总攻在正午开始，120门火炮同时轰击宫墙，砖石碎片像雨点般落下。安德烈带着士兵们躲在墙角，等炮火一停就冲出去射击。彼得用步枪精准地打倒了瑞典的旗手，萨沙则把点燃的炮弹扔向敌群，爆炸声中，他的帽子被炸飞，露出光秃秃的脑袋，引得战友们苦笑。
战斗持续到黄昏，克里姆林宫的围墙塌了一半，三百名士兵只剩不到五十人。安德烈的腹部中了一枪，他靠在伊凡大帝钟楼的墙壁上，看着瑞典士兵冲进来，突然从怀里掏出一个火药包——那是他留给自己的最后武器。
“为了沙俄！”他嘶吼着拉燃导火索，在火光中，他仿佛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正与战友们在博罗季诺战场上冲锋。萨沙想冲过去救他，却被彼得死死按住，老人的眼泪落在少年的脸上：“让他走得体面些……”
沙俄的抵抗从未停止，却难掩颓势。在乌克兰，库图佐夫的孙子率残部与普鲁士军巷战，他们用家具堵住街道，从窗户里扔出燃烧瓶，但最终还是因弹尽粮绝投降；在圣彼得堡，市民们自发组织起来，用石块和酒瓶对抗瑞典军队，却被对方的火枪队扫射得尸横遍野。
最致命的问题是资源枯竭。沙俄的兵工厂早在明军围攻时就被摧毁，欧洲联军又封锁了所有港口，子弹打一颗少一颗，火炮没了炮弹只能当摆设。有个炮兵连甚至把教堂的钟熔了做炮弹，钟声的余韵还没散尽，就成了杀敌的武器。
消息传到应天，朱元璋正在查看新绘制的《世界舆图》。当太监念到沙俄残军的抵抗时，他沉默了片刻，然后对太子说：“你看，再强的军队，没了粮草和民心，也撑不了多久。”他指着明朝的边境线，“传旨给徐天德，让他严守边界，不许放一个欧洲士兵进来——我们不插手他们的战争，但也不能让战火燎到咱们的土地。”
太子不解：“父皇，沙俄毕竟曾是我们的敌人，他们灭亡不是正好吗？”
朱元璋放下朱笔，目光深邃：“敌人的敌人，未必是朋友。欧洲各国像饿狼，一旦分完沙俄，下一个盯上的可能就是我们。让他们在沙俄耗着，我们正好抓紧时间种好田、造好炮——这才是长久之道。”
此时的沙俄大地上，瓦西里的游击队还在山林里穿梭，索菲亚的“圣母营”又有新的妇女加入，安德烈的旗帜虽然倒下了，但更多的人拿起了武器。只是他们都知道，这场抵抗越来越艰难，就像伏尔加河上的薄冰，随时可能碎裂——但只要还有一个人站着，战斗就不会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