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春的江南，雨丝如织。湖州知府陈子墨踩着泥泞的田埂，弯腰查看刚插下的秧苗。他的官靴沾满泥水，青色官袍的袖口磨出了毛边，却丝毫不在意——这片曾因水患荒芜的洼地，如今能长出绿油油的稻苗，是他三年来最得意的“政绩”。而此刻，画师正躲在不远处的柳树下，将这一幕细细画入画稿，准备收入新修订的课本。
“陈大人是第一届‘亲民学堂’的学员，”陪同的教育部编修轻声向苏砚秋介绍，“当年从学堂毕业时，他放弃了京城的肥缺，主动申请来湖州——这里是出了名的‘水袋子’，十年九涝，没人愿意来。”
苏砚秋望着田埂上那个忙碌的身影，想起“亲民学堂”初创时的场景。那是专为培养基层官员设立的学堂，课程里没有四书五经的死记硬背，多的是“如何修水渠”“怎样断农案”“如何教百姓种新粮”的实务。陈子墨在学堂时，笔记做得最厚，总缠着老农问“稻子何时追肥”，跟着工匠学“堤坝如何夯土”，当时的先生就说：“这孩子，心里装着百姓的田。”
课本里为百姓谋福利的父母官故事，便从这样的细节开始铺陈。陈子墨的篇章《田埂上的知府》，开篇就写他刚到湖州时的情景：站在决堤的河边，看着百姓背着空粮袋逃难，他对着浑浊的河水发誓：“不治好水患，我就不回京城。”
文中没写他如何升堂断案，却记了他带着百姓修堤的日夜：寒冬腊月跳进冰水堵缺口，手上冻裂的口子用布条缠着；为了省钱，把自己的俸禄捐出来买石料，家里只留够买米的钱；甚至跟着老农学看天，能从云色判断是否要下雨，提前组织百姓抢收粮食。
“最打动人的是这些‘不务虚功’的事。”苏砚秋翻着书稿，指着其中一段，“他把县衙的大堂搬到了田埂上，百姓有纠纷，就在稻田间说理，谁占了谁家的地，一看苗情就清楚；他编了《农事歌谣》，把种稻的诀窍写成顺口溜，让不识字的老农也能记住。这些，才是百姓真正需要的‘官’。”
编书团队收集的故事里，这样的父母官还有许多：陕西同州的知州李茂，是陈子墨的同窗，在“亲民学堂”时专研治沙，到任后带着百姓种沙棘、扎草方格，把二十亩沙漠变成了良田，百姓称他“李沙官”；广东潮州的通判王兰，女流之辈却敢革除陈规，取缔了盘剥渔民的“渔税”，教渔民改良渔网，让出海的人能多捕三成鱼，渔村里至今流传着“王通判，赛亲娘”的歌谣。
这些官员有个共同点：都出自第一届“亲民学堂”，都把学堂里学的实务用到了任上，都认为“官不是用来当的，是用来做事的”。
李茂的故事《沙地里的绿》，着重写他如何让百姓信服：起初没人信沙漠能种粮，他就自己开垦一亩地试种，长出的麦子收了，分送给百姓尝；为了学治沙技术，骑着毛驴跑百里路请教老牧民，笔记上画满了草方格的图样；甚至把家安在沙窝旁的土屋里，说“离沙子近点，心里踏实”。
王兰的篇章《渔村里的新规矩》，则记了她如何打破“女子不能管渔民事”的旧俗：带着女眷们织新网，亲自坐渔船出海看哪里鱼多；为了保护鱼苗，规定“产卵期禁渔”，自己带着衙役巡逻，却从不没收渔民的鱼，只耐心讲道理；渔民家里有产妇，她会送去红糖，说“渔民的娘，更该受尊重”。
课本里还设了“学堂与官场”专栏，对比这些官员在学堂时的笔记与任上的作为：陈子墨在学堂画的水渠图，和湖州修成的水渠几乎一样；李茂当年记下的“沙棘种植法”，如今刻在了同州的石碑上；王兰在学堂写的《渔民疾苦录》，成了她在潮州改革的依据。
“这就是设立‘亲民学堂’的意义。”苏砚秋对编书的老师们说，“这些官员不是天生的好官，是学堂教他们‘百姓的事最大’，是实务让他们知道‘该怎么做事’。把他们写进课本，不光是记他们的功绩，更是告诉世人：官可以这样当——不是高高在上，而是俯身为桥，让百姓能踩着桥过好日子。”
教材发到湖州时，陈子墨正带着百姓在新修的水渠旁插秧。孩子们捧着课本跑来，指着书上他在水里堵缺口的插画，大声念：“陈大人，你看，书里写你‘手上的布条浸着血，却笑着说水快堵住了’！”
他接过课本，摩挲着插画里自己的身影，忽然红了眼眶。当年在“亲民学堂”，先生说“你们将来当官能被百姓记着，不是因为官大，是因为事多”，如今看来，先生说得没错。
远处的田埂上，几个老农正对着课本念叨：“这书说得对，陈大人修的渠，能浇咱三代人的地。”
苏砚秋站在京城的“亲民学堂”里，看着新一届学员在学“如何修厕所”的实务课，忽然觉得，这些父母官的故事，就像种子，撒在课本里，落在孩子们的心里，将来定会长出更多为百姓做事的好官。而当“为民谋福利”成为官员的本分，当“田埂上的官”越来越多，这片土地上的百姓，才能真正过上安稳日子。
课本的纸页在风中轻响，仿佛在重复着那些父母官的信念：“官帽戴在头上，不如百姓记在心上；俸禄揣进怀里，不如让百姓粮满仓里。”这，便是第一批“亲民学堂”学员留给时代的答卷，也是课本想要传递给世人的，关于“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最朴素注解。